在中国，公务员、事业编考试常被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无数家长眼中的终极“铁饭碗”。然而，在很多欧美及发达国家，公务员岗位却往往遭遇“冷场”，年轻人对此兴致索然。这并非是因为外国人天生不喜安稳，而是基于社会经济结构、文化观念以及职业发展前景的理性选择。

首先，薪资待遇的落差是核心原因。 在许多西方国家，公务员的薪水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水平，虽然稳定，但绝不算优渥。相比之下，金融、科技、法律以及工程等私营行业的起薪和涨幅往往远超公务员体系。如果不追求大富大贵，公务员或许是个不错的归宿；但对于那些背负高昂大学学费、渴望实现财务自由的精英人才来说，私营部门显然更具吸引力。

其次，职业发展的天花板与工作环境较为僵化。 政府机构往往科层制严重，讲究论资排辈，晋升路径漫长且固定，繁琐的规章制度和复杂的审批流程极大地限制了创新的空间。对于那些渴望挑战、追求效率和自我实现的年轻人来说，这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工作环境显得乏味且压抑。而在私企，能力往往比资历更重要，灵活的晋升机制和充满活力的工作氛围更能留住人才。

再者，社会角色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亚文化中，公务员往往与“权力”、“地位”和“面子”挂钩，甚至拥有某种隐形的社会优越感。但在大多数外国人的观念中，公务员就是“公仆”，是为纳税人服务的角色，不仅没有高高在上的特权，反而需要接受公众和媒体更为严苛的监督。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当公务员并不被视为一种阶层跃升的荣耀，只是一份普通的服务型工作。

日本、新加坡、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公务员退休金，与普通劳动者退休金都是统一的，国内企业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据资料:公务员个人不缴费，退休金按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的一定比例发放，典型替代率可达 80% 以上；2008 年平均替代率只有约 44%，两者相差约 36 个百分点，这一差距甚至超过不少西方国家。虽然中国已推动“养老金并轨”，但历史存量与职业年金等补充因素，导致现实中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总体仍明显高于企业职工。

因为价值观导向的不同。 西方社会文化更推崇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创业、自由职业或在大公司打拼被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相比之下，按部就班的行政工作显得缺乏激情。

综上所述，外国人不愿当公务员，并非职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机会成本太高，而相对收益太低。当社会能够为人才提供多元化且高回报的上升通道时，“稳定”便不再是唯一的追求，这也解释了为何“铁饭碗”在海外常常并不那么“香”。

在当今的职场生态中，一幅截然相反的图景正在上演：在国外，政府部门的招聘启事往往乏人问津，甚至出现“一职难求”的尴尬局面；而在中国，公务员考试（“国考”、“省考”）热度持续攀升，数千人争夺一个岗位的惨烈场面屡见不鲜，年轻人挤破头只为“上岸”。

在中国，年轻人热衷考公，本质上是一种避险行为。近年来，互联网大厂裁员、教培行业转型以及“35岁职场荣枯线”的焦虑，让私企的“高薪”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阴影。相比之下，公务员虽然起薪不算顶尖，但拥有极高的职业安全感和完善的福利待遇（“五险一金”、食堂、补贴、十三薪、带薪年假等），是可以干到退休的真正“铁饭碗”。

而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劳动法律体系相对完善，对员工的保护力度大。私企员工通常不会被随意辞退，且流动性强，跳槽涨薪是常态。既然在私企也能获得不错的保障和发展空间，人们自然没必要为了追求“稳定”而牺牲掉高薪和自由，去政府部门受科层制的束缚。

在中国，“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公务员不仅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更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拥有较高的“面子”价值。在婚恋市场、家庭聚会乃至社区治理中，公务员身份往往自带信任滤镜和隐形的社会资源，这种“隐性福利”是私企高薪难以购买的。

反观国外，公务员被视为单纯的“公共服务者”。虽然受人尊重，但并没有特殊的权力光环。在经济上，由于西方政府财政紧缩，公务员的薪资涨幅往往跑不赢通胀，更无法与华尔街或硅谷相提并论。对于追求物质回报和个人成就的西方人来说，投身商业才是实现阶层跃升的正途。

中国家庭普遍缺乏安全感，父母辈大多经历过动荡，因此更倾向于子女拥有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考公往往不仅是年轻人的个人选择，更是整个家族的共识与期待。

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占据主流。年轻人更推崇创业、探索未知或从事创意类工作。按部就班的行政生活常被贴上“无聊”、“缺乏激情”的标签。社会文化鼓励人们去挑战，而不是在体制内“养老”。

国外的“不愿干”与国内的“挤破头”，其实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下的理性选择。在国内，当私营部门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体面的退休生活时，体制内便成了最优解；而在国外，当社会能够提供多元化的生存路径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时，公务员便回归了它“一份普通工作”的本质。这并非是谁比谁更聪明，而是大家都在当下的环境中，为自己选择了最能抵抗风浪的那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