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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志龙
夏日的阳光落在热气腾腾的水泥路面上，反射的白光如千万支乱箭织成的经纬网，叫人如困樊笼，无所趋避至于头昏目眩。鳞次栉比的高楼睥睨着脚下的汽车与人流。从乡下赶到城里，我似乎有些手足无措，迷惘恍惚间不知身在何方。其实这座小城我生活过三年，只不过历经辗转腾挪后，又被命运的金箍棒打回了乡下。光阴如同这街上的车流一般，转眼绝尘而去了，我一声叹息。
“同志，87届同学会在这里吗？”实验小学的门口立着一个人，不过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个人有些面熟。果然，他走过来，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忘了，老志，我是陈金刚呀！”我扶了扶眼镜，认真地端详了一下，“哎，还真是你，你这老鬼发福了，不好意思啊。”后来才知道，金刚毕业后，自己创业办了一家销售建材的公司，托房地产的洪福，生意那是风生水起，早不是以前山旮旯的小子了。
晚宴设在县城的大唐酒楼，豪华包间内的大圆桌上摆满了菜蔬。觥筹交错，热火朝天。时不时有人举杯敬酒，有人吆喝逗乐，大家互相祝福，互相吹捧。酒过三巡后，就分成几伙。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有大谈心灵鸡汤的，有人打捞出有些记不清的彼此懵懂而荒唐的糗事，不时惹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大笑。有人悄悄玩起了手机，不知道给谁发着内容不祥的信息。世间是如此繁复，世间又是如此热闹。我谈不上成功，但也不至于落魄。只是习惯了乡村宁静，现实的喧嚣与我无关。尽管坐在角落里，我还是打起了精神，装着认真倾听他们回忆往事，不时颔首，显示自己还是入世入流。
我和李胜其实很互补。我来自水乡，他来自山里。我睡下铺，他睡上铺，同住201寝室里。晚上下自习后，进入青春期的我们常常夜聊，开始聊一些家乡趣事，更多的时候聊班上的女生，逐个给她们打分，个个就像打了鸡血般亢奋不已，寝室里满是荷尔蒙的气味。宿管阿姨无奈，只好请来班主任才消停一会。但丝毫不影响早上起来跑操，口号喊得震天响，震得树上的鸟雀吱愣愣地逃之夭夭。放学了，我提了一个桶子，第一个冲出教室，射向学校厨房去买来全寝室的馒头。教语文的吴老师摇摇头：“上课像拉纤，下课像射箭。”
我的座位跟李胜本来在一块，不知班主任哪儿学的教学方法，让大家自选座位。李胜脸皮厚，抓住机遇，居然跳到跟女同乡同桌。我恨的牙根儿痒痒，但也无奈。因为我天性胆小，只好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瞅着女同学。轻衫下，微微隆起的胸脯总让我心猿意马，以至于毫无定力无法自控。我想，年轻人的两性间莫非也存在物理中的磁极定理么？空余时间，我宁愿到教学楼楼顶上去瞭望滚滚长江东逝水，想象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在楼顶上走来走去，天下唯我独尊的感觉实在太美妙了。可是没过多久就被保安发现了，他以为我会有什么过激的行动，训斥我的同时又开导我，凡事想开一些。并且从此后在上楼顶处安装了铁门，钥匙就吊在他的裤腰上。
我空间想象力差，有机化学的那些链式分子结构令我稀里糊涂。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期末统考化学不及格，差一分，可是差一分也算不及格。谁都知道，不及格要补考，补考再不及格可要留级的，直接影响到推迟一年毕业，少挣一年工资，这怎么让我跟捉襟见肘的家里说呢？化学程老师一副老学究模样，就像化学反应式规矩原则，我们仿照《少林寺》叫他“慧伦大师”。我愁的不行，201寝室的同学还算仗义，可能看在我买馒头的善举上，大家帮我分析，再原则的老师对学生应该还是讲人情的，不如买上礼品上门做个检讨表个决心，也许会手下留情的。又是李胜，他自告奋勇陪我一块去。事情正如大家所料，老头子动了恻隐之心，我算是虚惊一场。
那年暑假，为了答谢李胜，我邀请李胜到我家做客。然后，我们骑着自行车环绕小县城的各个乡镇巡游了一圈。我们喝着山间的泉水解渴。在林间的竹子上，我们刻上了“xx到此一游”“xx我爱你”的字样，估计刻痕就像心情一般，早就被岁月的风霜消磨的百孔千疮了。
“李胜呢？”我悄悄地问旁边同学。这些年，我蜗居乡下，与同学们并无交集，就是曾经好友也少有来往。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他们的过往轨迹。“死了。”淡淡的一句，我惊愕，张大的嘴巴半天合不上。同学告诉我，毕业后，李胜和女同乡结婚。那时时兴打工潮，他辞去教职南下当了律师，原告被告都找他。他意气奋发，踌躇满志。后来，和手下的女秘书好上了。慢慢地，女同乡也知道，可是鞭长莫及。他们有一个女儿，女同乡爱面子不愿离婚。一次，李胜在与女秘书约会时，突发脑溢血死了，葬礼还是女同乡去办的。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在惋惜与伤感中，竟有些鄙夷了。
同学有找关系的留城，有的改行当了干部。我的心里充满了悲伤、绝望，我仅有的优势是商品粮身份。我尝试通过上课转移郁闷和怀才不遇。小时听说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启发了我。上课前5分钟，我会讲郑渊洁的童话《皮皮鲁和鲁西西》，许诺学生们只要认真听讲，下节课再接着讲故事。孩子们兴趣很高，眼神里写着期待。我带他们唱歌，风靡一时的刘欢《弯弯的月亮》，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还有《追梦》，这些流行歌曲我都会教。外面放牛娃娃们被吸引了，都趴在窗户脚下耹听。下课带他们玩“编花篮”游戏，就是孩子们脚勾着脚围成一圈，唱着歌谣“编，编，编花篮，花篮里面有小孩，小孩的名字叫花篮。花篮哭，花篮笑”，谁先倒下淘汰谁。孩子们的纯洁天真感染着、熏陶着，慢慢地，我封存了愤世嫉俗，开始酝酿着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另一个自己在生长着、发酵着芳香。
就是不喜欢上早读，年轻人总想睡不足。老校长不厌其烦地敲打着门窗，无奈中只得在睡眼惺忪中走进教室，学生有的惊愕，有的窃笑不已，原来头发乱蓬蓬的，混乱中又走错了教室。
也不喜欢用钢板刻印试卷。就是把一张蜡纸垫在钢板上，用支铁笔在上面用力刻着，就像农夫在田里犁田一般，小心控制着手中的铁犁，免得字行歪歪扭扭。白色的蜡屑纷纷扬扬，蜡纸沙沙作响。然后，搂着一摞白纸，走进设在楼梯间的油印室。打开油印机，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半开半合的木框架，上面嵌了一层纱网，打开夹子，夹上刻好的蜡纸，再让滚筒蘸上黑黑的油墨。推动滚筒在往上滚动。当然力道很重要，滚重了，墨色太浓，滚轻了，字迹又看不清楚。印好一张，掀开一张。开始不大熟练，弄得你手上脸上全是黑的，就像黑包公，同事们见了都哈哈大笑。但这些似乎并不影响我想当个好老师的热忱。
一天放学后，丰收他爹到学校来请我去他家。我有点惴惴不安，该不是找我算账来了。年轻气盛之下，我还是决定单刀赴会。原来，丰收上课不认真听讲，我在他头上磕了几个响栗，弄出几个大包来。又顺手赏了他几个耳刮子，以至于脸上留下了五爪印。丰收他爹开始以为是跟别的小孩打架，追问之下才知是我的“杰作”。他爹脾气可是出了名的点得着火，我胡思乱想着，还是硬着头皮去了。进得门来，丰收他爹笑呵呵地喊：“他娘，先生来了，快上菜。”见我一脸疑惑不解，他解释说，感谢我看重他儿子，我帮他管教，又说他家几代人没读到书，希望丰收这一代能出个秀才。顿了顿，把丰收叫到跟前，说往后丰收读书不用功，打重一些，打一顿接我吃一餐饭。惭愧之间，我这才松了口气。
孩子们见我单身一人，他们私下里商量，想帮我找个女朋友。有学生说，继文有个姐姐长得很漂亮，问继文愿不愿做我的小舅子。继文贪玩，怕我管他写作业，有些犹豫，但经不住同伴们的劝说，答应跟他父母说一下。他父母听说后，带着姐姐偷偷到学校来看我，打听到我是铁饭碗，模样儿还算周正，便托人说媒。
我以年纪尚轻拒绝了此事，因为“半边户”会陷我于乡村的囹圄之中。我并不甘心就当一辈子孩子王，还想着突出重围，去兼济天下。我想起了勤扒苦做的父亲。尽管他帮不上我什么忙，但我应该出息一点，让他扬眉吐气。其实父母还是很高兴，他们认为吃上了商品粮就已经祖坟冒青烟了。
父亲曾经为了贴补家用，尝试做小生意一一卖麻花，一种小吃食。三分钱从邻县贩回来，五分钱卖出去。他提着篮子小心翼翼地沿村叫卖，生怕麻花碎了，破相了不好卖。父亲怯懦随和，每天早出晚归，大约挣一两块钱。麻花实在卖不出去，才留给母亲做菜，我们是吃不着的。如果馋嘴偷了麻花，帚条炒肉是少不了的。没有麻花吃，我们去湖边沟渠里挖藕带，采菱角，还有鸡头米，只要能吃的，我们都尝试过。
父亲每年都要买一本农历。他把每天卖麻花的收入和日常开支都记得清清楚楚。日历还是我小时候的科普读物。上面的许多知识，让我新奇万分。
光看日历，并不能满足我们对精神世界的需求。隔壁村有人买了台黑白电视机。那时我们田地相连，在田里插秧时听到《西游记》音乐响起时，不顾父母的叫喊，赤脚就往那家跑。本村的周大爷问我们：“又是猴子打赢了妖怪？”“那当然了。”到隔壁村要穿过一片树林，哥哥们脚长跑的快，我跟在后面气喘吁吁。要命的是居然有人喊“妖怪来了。”吓得我魂飞魄散。回来的路上，大家还激烈地讨论着剧情。有时人太多了，我就坐在树梢上看，好几回差点掉下来。我央求父亲买台电视，果然在我一次跟着他卖了公粮，他爽快地答应了。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责任制，我家种了七亩多水稻，按照政策须上缴公粮三千多斤。忙完“双抢”，开始晒谷。我家门口有一块空地，是天然的好晒场。父亲把收来的稻谷摊开，在烈日下暴晒三四天，每隔一个小时，用谷钯来回翻动，形成一条条纵横的沟壑，又像是起伏的波浪。父亲抓把谷子，咬几下，只听见“咯嘣咯嘣”的脆响声，父亲的脸上才露出满意的笑容。我牵开蛇皮袋，父亲灌袋，码好，晚上怕下雨还须盖好尼龙。
天还没亮，父亲便催我起床。他早就把一袋袋的谷包搬到板车上。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土路颠簸不平，父亲按住车把，尽力维持板车平衡。遇到上坡，他提前加速，咬紧牙，双脚紧蹬地面，终于到达粮站。多少年过去，父亲躬身前行的身影，依然时时在眼前浮现。因为起得早，前面只有几个人排队。卖谷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队伍排成两里多长。我暗自庆幸，幸亏起的早，刚才埋怨父亲吵醒自己美梦的不快不翼而飞。
人群骚动起来，袖子上戴着“检验”红袖章的验质员终于来了。社员有的敬烟，有的打招呼，有的递条子，都想他先验收自家的谷子，队伍有些乱了。验质员经验丰富，喊道：“乡亲们，不要急，按顺序来。”前面几个排队的，有的顺利开了验质单；有的水分超标，须重晒；有的杂质多了，需重新扬扇。轮到我家的谷子了，验质员像判官一般，握着谷子是否过关的命运。他握一根一米来长的带着凹槽的钢钎插进袋中，头尾上下各取份谷子样本摊在手中，每抽插一下，我的心也跟着抽动一下。吹口气，扒开，捻几下，皱一下眉，又用牙齿咬几下，咯嘣的响。我紧张地望着他，生怕他摇头，就要再费力了。而父亲气定神闲，因为他总比别人重晒一两天，杂质灰尘都弄得一干二净。果然验质员开出了验质单，一等谷子。旁边的社员羡慕地望着我们。过了验质关就好了，人轻松了一大半，过磅，然后进仓，父亲佝偻着身躯，驮着谷包，沿着斜向铺设的木板摇摇晃晃地爬上高高的谷堆倒下谷子，最后拿着单子去兑钱，这一趟程序下来时间已到中午了，父亲也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父亲怕我饿了，买来汽水、西瓜、馒头慰劳慰劳我。父子俩喜滋滋地吃着喝着，一切的劳累化为乌有了，父亲黑黝黝的脸上绽放着收获的喜悦。
谷子卖的钱，父亲首先去大队部交纳国家的“三提五统”。每年父亲总是第一个完成交款任务。大队书记亲自在喇叭里讲话，表扬父亲思想觉悟高，号召全大队社员向他学习。
丰收的喜悦让父亲兑现了他的诺言，扛回了一台熊猫牌电视机。从此，我成了村里的“榜一大哥”，同伴们都来奉承我，好吃的好玩的都让给我，我很享受这种当老大的感觉。
那天我正在房间备课，村里的大头跑来说芝嬷去世了，尽管之前我曾探望过她，但还是伤心不已。
芝嬷无儿无女，年轻时即守寡。芝嬤永远那么慈祥，大人小孩都喜欢她。她住在一间30多平米的破屋子里，还是我姑出钱盖的。屋子尽管不大，收拾得倒也干净，前边是灶，后边是卧室。一年到头，从早到晚，来人不断，人们有空都喜欢到她家去小坐片刻，聊会儿天，都是些琐碎家务事或是奇闻轶事。芝嬷总是耐心地听，碰到婆媳不和的，时不时劝解几句。她一生无儿无女，却非常喜欢小孩。父母出工没功夫带我们，我们就寄养在芝嬷家，吃她的，喝她的，直到大人收工方才小鸟似地各回各家。大人顶多也就抓点米，给你蔬菜罢了。她毫无怨言，我们这班辈的人都是吃她家饭长大的。后来我爷爷见她可怜，时不时接济她，慢慢地与我爷爷一起生活，奇怪地是奶奶竟也与之相安无事，就是村里人也毫无闲言碎语，可见芝嬷人缘是多么的好，多么通晓世事。
随着芝嬷年纪越来越大，爷爷想让她老来有个依靠，便做主，把她亡夫家族的一个穷小孩国狗抱养过来陪伴她。国狗说来也可怜，未出生便丧父。她尽心尽力地把全部的爱给了国狗，供他吃喝穿着和读书。可怜芝嬷不知怎么过来的？只不过这个国狗长大后又回到他母亲身边，终究不着实，有一个钱用一个钱，家里穷的叮当响，去年又离了婚。
爷爷去世后，芝嬷又过上了独居的日子。爷爷去世前后都是芝嬷忙前忙后。精神倍受打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恢复了过来。我家的几个姑姑倒也待她不差，逢时过节总没忘了接济她。我课余时间也去看望她老人家，她欢喜得不得了。老人家健谈，能唱我们当地民间小曲，曲声时而凄婉缠绵，时而诙谐话泼，不一会儿我就迷上了。便请她唱，我执笔记录，如《双思情》《叹姣莲》等等，有十来个曲子，几千文字。我真佩服老人家记忆力超好，这么多、这么长的曲目都信口唱来，竟毫不卡壳。可惜后来盖房子搬家，把记录本弄丢了，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呀，如今能完整地唱出这些民歌小曲的屈指可数，我至今懊悔不已。
苦命的人终究要苦到底的。芝嬷年过九十，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村里人商量把她送到镇福利院。那儿毕竟有专人护理，再说她是五保，符合政策。芝嬷不愿去，不愿离开她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子，可是她能依靠谁呢？村里人有时到镇上买东西，顺路也去看她，带点东西，陪她聊会儿天，给她精神上些许的安慰。临终前两天，她捎信给我，说想念我和孩子。我带着孩子匆匆赶到她那儿，那时她还是清醒的。我挨着她，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告别的时候，我至今还记得她望着我走远，再走远，眼神里满是舍不得。每每想起，我痛恨自己，为何没有守在她老人家跟前，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
每年清明节和腊月辞年，我们清理她坟头的杂草和周围的灌木丛，只是想让她住的更敞亮些，我们的心也敞亮一分。烧一些纸钱，给凄清的她一些温暖。火光中，仿佛看到芝嬷在炊烟中忙着。就这样，陪着她说说话也好。
芝嬷，魂兮归来！
说起大头，他父亲早逝，母亲谷花是个傻子，精神也有问题。生了两个儿子，大头和细头，智商都低下。有些人无聊，饶有兴趣地撩谷花，问她晚上跟谁睡，她说跟大头，并说大头压的她好痛，于是人们才满足地邪淫大笑。谷花死了过后，大头到处流浪乞讨。尽管吃了低保，可是他取不来钱。有时帮人做点小工，混碗饭吃。哪里有唱戏的，他居然早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像个大喇叭到处告诉人。
也 是的，枯燥的乡村生活令人窒息。再说从小我就喜欢看戏。我们项坝村有个采茶戏班，演员都是本村的人。农闲或者过时过节唱上几天几夜。我们小孩儿在戏台底下钻来钻去，你追我赶。采茶戏只有锣鼓，唱腔高亢，近乎吼喊，尽显粗犷。我想是不是劳动号子启发了艺人们发明了采茶戏以解劳动之苦？我非常喜欢听，有时也跟大人们学一两句，喊两嗓子，倒也痛快。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是演丑角的喜来叔。他演小丑活灵活现、滑稽幽默，孩子们常常拉着他的假胡子玩。可惜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忙着挣钱，戏班子解散了。演员们老的老、死的死，偶尔见抖音中，有人发点视频，实在是可惜了。文曲戏也看过，那是在丰收街上。唱腔优雅动听，女演员俏丽动人，正规的剧团就是不一样。哎呀，看戏的人山人海，一半冲那女演员去了。小买小卖，到处都是。卖甘蔗的，卖瓜子的，磕板糖的，鸡毛换灯草的……
看戏倒是能帮我解闷，但并不是经常有。堂弟结婚，我去帮忙。那天在张河口垸，一个远房姑爷带着洋鼓洋号乐队，正在那里赶场。他吹萨克斯，那浑厚略带嘶哑的声音迷住了我。冥冥之中，我觉得与萨克斯家结了缘。他接着弹奏电子琴，我有些手痒就说：“让我来试试。”因为我原来在中专学过，所以效果还比较好，我有些卖弄地指出他的缺点和技巧，他频频点头。我向他谈了想学萨克斯的念头，他当即高兴地说:“好哇，到时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我巴不得他有这句话，回来后就兴匆匆地买回了萨克斯。休息日提着礼品到姑爷家讨教。老头子非常喜欢我，手把手地教，一个肯交，一个肯学，我进步的非常快。姑爷是个能人，就是脾气不好。艺人一般是不传授手艺的，也不知道我是哪儿讨得他的欢心，也许惺惺相惜吧。他一生只教了两个徒弟，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他的亲家。可是没多久检查得了肺癌，并且是晚期，还没一个月就去世了，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
姑爷去世后，到了年底，乐队红白喜事多，缺人邀我入伙。本想图个热闹，谁知领头的非要给我开工钱，说不能坏了规矩。不过，毕竟是老师身份，抹不开面了，在赶了几个场子后，我再也不想如此庸俗地混迹于江湖之中了。是的，我承认，我的内心深处还藏着不为人知的骄傲。
年轮在蹉跎中奔走着。大约在10年前，我在县城的街头偶然看到了教语文的吴老师。他戴着棉帽子，眼神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奕奕。我仔细辨认着，在记忆中搜索着。是他，他似乎不认得我了。当然老师教的学生多，不认得也属正常。我叫了一声，他很茫然，就像我不认识陈金刚一般。
我把姓名及和他交往的细节告诉他，他才支支吾吾。我和女同乡都是班上语文成绩最好的，一对金童玉女算是他的得意门生。那时他刚刚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大学，人长得高大白净，气质儒雅，讲起课来口吐芬芳，若莲花开放。他跟我们打成一片，曾带领我们登上江对面的将军山野炊。就是篮球场上，左冲右撞中，我们并不因为他是老师而让着他。特别是他会看手相，在脉络的江河湖海中根据时辰八字，算出各人的命运。他既像大哥，又像是兄弟，我们对他是顶礼膜拜。
隔天，我买了礼品去拜访吴老师。他的家我很熟悉，在学校的家属宿舍区2楼。开门的是师娘，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室内檀香扑鼻，青烟袅袅，《波罗蜜心经》的音乐轻扣心扉，吴老师正在坐禅。见我一脸疑惑，师娘说，几年前吴老师坐车去乡下开教研会，路遇扒手行窃一个小姑娘。他正气凛然大声喝斥，几个扒手一哄而上，把吴老师的头给打伤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多月，以至于头脑时不时混沌不清。语文课也教不了，学校安排到图书室当管理员，行凶的几名案犯至今也没有抓获。经此变故，吴老师在郁郁寡欢中开始学习佛学，每日在参禅中彻悟众生之道。物事人非，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吴老师，我不禁怅然若失。
其实，有些伤痛，人间的药方治愈不了的。
终于，经历了多年的奔波与鏖战后，我不得不向岁月缴械投诚。故人故事早已杳如黄鹤，我的眼前，总是晃悠着李胜、芝嬷他们的身影，我已习惯于沉思与沉默。也只有这种状态，过往才裸露出原始的本质。于山河清瘦中，渐次看清了化妆过的生活本真，希望在另一个彼岸获得重生。现在，我安静于这份职业，我习惯人们灵魂工程师的称呼，并且心安理得。因为这些年来，我用汗水洇湿的土地上，草木恣意蓬勃。事实上，我自己的灵魂也在年复一年的洗礼中，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和契合。
步履匆匆，人间过客如我之人若过江之鲫，以至于没时间自怨自艾。我们在锤击不止中长出坚韧，直至熬煎出生命的金黄。
这是一个晴方好的清晨，我又走在上班路上，太阳照样照在辽阔的苍茫大地上。我踮起脚想再靠近它一点，似乎并没有什么能挡住阳光赐予我的一切：慈祥，温润。
温润，慈祥。
[作者简介]：蔡志龙，高级教师，湖北省作协会员，有作品30多万字散发于《工人日报》《新民晚报》《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水运报》《精神文明报》《中国邮政快递报》《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社区报》《西安日报》《重庆法制报》《天津日报》《楚天都市报》《吉林日报》《菲律宾商报》《海华都市报(美国)》《亚省时报（美国)》《千岛日报（印尼）》《山东青年》《长江丛刊》《旅游》《挚友》《映山红》《电脑迷》《火山文化》《东坡文艺》《赤壁》等全国多家各级报刊杂志。作品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