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颂》的创作，于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朝圣与诗学的远征。它并非应景之作，而是积蓄已久的、对“何以中华”这一宏大命题的诗意回应。下笔之始，我便意识到，这不仅是书写一首诗，更是尝试建构一座连通古今、融汇多元的“诗学中国”。以下梳理的几点心法，是创作过程中的核心思悟，愿与读者诸君分享。
一、铸魂：确立“精神中国”的诗学本体
心法之首，在于为作品确立一个超越地理疆域的“精神本体”。我所欲颂扬的，不仅是山川国土，更是历经五千年碰撞、融合、涅槃而生生不息的文明生命体。因此，我的笔触必须同时具备：
☆历史的穿透力：从燧火到北斗，将时间压缩为意象，让每个典故都成为文明基因的闪回。
☆文明的共情力：不回避冲突与苦难，而是将其转化为“凤凰涅槃”“百川归海”般的融合意象，核心是展现“化干戈为玉帛”的文明包容性。
☆哲学的升华力：最终指向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性”——“中”为文明向心之力，“华”为百花齐放之美。诗的灵魂，是这融而未分、和而不同的共同体精魂。
二、熔史：以诗为炉，重铸“民族融合”的集体记忆
如何处理浩瀚繁杂的民族历史，是最大挑战。我摒弃了线性的编年史叙事，转而采用“意象熔铸法”：
☆以点带面，化史为象：选取最具象征性的历史时刻（如民族融合、共御外侮），将其提炼为如“铁骑温良化”“血火淬炼”等饱含情感的意象群，让历史在诗中获得可感的温度与形象。
☆重构谱系，诗证一体：刻意突破单一叙事，将汉、蒙、满、回、藏等各族的历史贡献与文化瑰宝（《格萨尔》、木卡姆等），如经纬般交织进文明锦缎。目的是用诗行证明：“中华民族”是千百次“握手言和”与“诗意共栖”共同书写的生命契约。
☆共情共鸣，凝聚认同：在抗战等篇章，着力刻画“并肩”与“共御”的场景，旨在唤醒血脉深处“命运与共”的集体记忆，让家国情怀扎根于最真实的情感土壤。
三、通变：古典诗赋的当代转生
面对“赋颂”这一古老体裁，我追求的是“守正创新”：
☆体式之变：取楚辞之浩荡情怀、汉赋之空间铺陈、唐诗之意象凝练，却以现代汉语的节奏与语法为筋骨，形成骈散激荡、张弛有度的当代气象。
☆意象之新：致力于让传统意象与当代精神对话。“嫦娥奔月”对接“北斗巡天”，“黄河之水”呼应“一带一路”，使古典符号焕发时代生机。同时，将“石榴籽”“共同体”等时代话语，进行彻底的诗意转化，使其脱离抽象术语，成为可触摸、可共鸣的审美意象。
☆语言之炼：动词尤为关键。“淬炼”“熔铸”“贯通”等词，如刻刀般力求在读者心中刻下文明演进的力度。对仗与用典须自然浑成，既有“汉唐气象，万邦景仰”的堂正，又能将多民族文化符号无痕嵌入，形成“金声玉振”的和谐交响。
四、格局：从家国情怀到人类视野
一首颂诗若止于族群自勉，其格未高。我的创作心法中，始终有一条向上的牵引线：
☆内在升华：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精魂，再将民族精魂升华为文明智慧。
☆外在拓展：把“一带一路”置于中华“和合智慧”的千年脉络中，最终落笔于“共享太平”“人类文明璀璨之光”。这是文明的自觉，也是时代的必然——中华文明的复兴，其终极意义在于为人类共同命运提供一种东方智慧的方案。
结语：诗歌，是文明生命力的呼吸
创作《中华颂》，最深的心得或许是：在伟大的文明面前，诗人不应是简单的讴歌者，更应是其生命力的感应者、翻译者和铸造者。我试图以诗为镜，照见那个跨越时空、血肉丰满的“文明中国”；以诗为桥，连接个体的情感与宏大的命运。
让汉字再次承载文明的重量，让诗歌重新获得述说历史的史诗力量，这是我作为当代诗人的自觉追求。《中华颂》是一次实践，它告诉我，真正的“大诗”，必然根植于文明的深处，呼吸着时代的气息，并最终指向人心的共鸣与精神的星图。
诗成之际，如见昆仑巍峨，如闻江海澎湃。这气象，属于这片古老而青春的土地，也属于每一个为之感动、为之奋然的灵魂。
（本文为作者杨敬信结合《中华颂》创作实践梳理的写作理念与心得，旨在探讨宏大主题诗歌创作的方法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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