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党培养

路边

我1935年生于城塘街头村，父亲穷苦无屋，结婚时借他哥哥的杂物草棚间居住。母亲将要临产，天寒地冻难耐，村上大户薛芝松见状，把我父母接到他家居住。我五六岁时，薛芝松要在家里办街头初级小学，就把我们安排到薛家祠堂。

薛家祠堂三间屋，解放初土改，分给了我家两间，另一间作公用。我姐弟三人，我是老三。因母亲婚后两年没生，就抱养了个女儿来压子。旧俗有这个说法，即晚上把抱来的子女拥在胸前压压，后来果真就生下了哥哥和我。

我八九岁时上街头小学，五年级时和几个同学去上西木小学。冬季天冷，我们就自己制作蒲鞋穿。第二学期因交不起学费，就辍学了。第二年宋渎小学升为完小，我又插进六年级继续上学，当时校长是吴凤祥，家庭成分地主。后被错误地赶回城塘老家，“文革”结束后右派都摘帽了，他的问题还没解决。一次次申诉信根本寄不出宜兴，直到在北京工作的宜兴人帮反映，教育部直接过问，这才恢复他教师身份并办理退休。

我因成绩还可以，并当选为班长，大楷“抗美援朝”四字还被贴在墙上展示。不过全班36人6人考取初中去宜兴城里上学，我没考取。毕业后，我还参加了一次宜兴县中小学学生代表会议，这样的殊荣，宋渎乡就我一人。会议上宜兴第一个互助组创办者、1942年入党的闸口乡沙滩村老党员、全国劳动模范邓槐银的演讲激动人心，他先后拿出三十多块奖牌，全场鼓掌三十多次。我受到了极大震动，从此积极上进。先后参加基干民兵、共青团，当大队扫盲老师、互助组记工员等。后来我们这里成立田干高级合作社，我任出纳会计。社长是解放初工作队来发展的文盲老党员史海林，队里出售农产品拿回来的钱，我与他总要清点登记到半夜。

1957年红塔成为县属大乡，田干高级合作社转为田干大队。那时党员少社会形势复杂，我们这里还有忠义救国军残余势力，加上当时大队长思想认识不足，田干成了当时红塔21个大队政治和生产倒数第一大队。在1958年“插红旗拔黑旗”活动中，田干成了黑旗大队（全县共三个），大队长也因经济问题被查处。我是1959年12月转正为正式党员的，因党员少，上级便让宋渎人俞培仙来成立田干党支部并任书记。1961年，我被任命为支部书记。

我任书记期间，红塔乡各大队按完成指标评比出四类，田干从未落入第四类。我创办石英砂厂、轴承厂等四家队办企业，小有声色。建造新的大队部和新的田干小学，以及建造两座小桥，没有欠一分钱债。那时规定大队书记要完成多少工分，我总是超额。公务工作起早带晚做在前，下田劳动挣到工分是自己的。有的书记自己工分不足想多要公务工分，群众知道了就有意见。社员生活普遍艰苦是事实，连柴草都紧张，这不是我们一个大队的问题。个别社员有特殊困难求助大队，能帮助的尽量帮助，但我从不接受请客。哪怕已经买了菜烧好，所谓“不吃也是浪费”。初期大队开会，有人热心烧了开水给我喝，事后有群众说我吃“白水”，费人家的柴草。我听闻自觉理亏，从此开会自己烧两热水壶开水带去。为什么要带两壶，因为一壶的话，自己还没喝上就没有了。

1964年推广保定地委“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经验，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江苏一下子就组织了六万干部的“四清”队伍，规格很高。红塔公社抽调了三个新任大队书记参加，其中包括我。我是“四清”进驻宜兴万石公社工作队小塘大队工作组组员，队长是姚梅林，组长姓张。全组六人，其中一人是上海来的大学生。我因个子小，虽近30岁却被小塘人误以为是学生。后来我一篇贴近形势的发言，瞬间震惊了他们。另外他们做的秧田，我实在看不上，就用两个早起，借房东农具做了块秧田，他们惊叹说：“没想到看看不起眼，能文能武呀！”小塘大队还组织各生产队长来参观。

清查开始，我们本指望文化高的大学生打主力，结果他说他根本不懂农村，不知如何查起。组长便把我推出来，没办法，我被赶鸭子上架，只得认认真真查看账本。结果发现，小塘大队高级社时账目有问题，出纳会计做了手脚。那时记账还是旧人民币，一般人看不懂，被我这个同行看出来了。后来县委书记徐界清得知，还把我找去当面表扬我工作认真仔细。

“文革”开始，我被造反派罢了一个多月的官，这倒有机会让我为横山水库工程做了一夜义务工。

横山水库是宜兴最大的水利工程，1958年开工，1960年因经济困难暂停，1966年新年刚过即战旗再举。150多万平方米工地上汇集了全县两万多民工。经半年奋战，接近尾声时，工地总指挥洪东生、副总指挥沈效宏被县造反派揪回县城接受批斗，乡镇民工营营长也被各自红卫兵叫回接受批斗。在天气预报还说近日无雨情况下，突然乌云翻滚大雨横泻，水库积水尺尺上涨。大坝最后一百米尚未合拢，眼看水势不减，不仅四千米长坝有被冲垮危险，下游还将面临水灾。工程部群龙无首，电话汇报无人接听，最后只得推举学毛选积极分子、1964年才初中毕业的邮堂爵西大队民工队长宗顺生站出来指挥合拢。

高音喇叭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革命青年带头，全体民工出击。当时几千人奋战了三天三夜，才跑赢水涨速度终于合拢大坝。第三天我正好为生产队民工送粮草，听到号召后思量，我也是党员呀，我也要出一份力呀，于是跑上工地干了一夜，干得浑身泥水筋疲力尽才回木船。没人知道，当然也没人给我记工分。

1983年分田到户，我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和县党代会代表，并出任红塔建筑社书记。当时廿九个大队，作为大队书记能被选为党委委员的只有三四名。我到建筑站后，因对建筑业务不熟，两年后又调到三窑厂，做了几年窑厂书记。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基层干部，2012年有政策，当过十年大队书记的，每月发养老生活费500元，大队长450元。后来每年有所增加，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了。

回想这辈子，全靠党培养才有今天。年老不能出力，为了感恩，除了平时正常交纳党费外，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际，我向中组部一次性缴纳了一万零六十元党费。

 （薛玉清口述  路边整理  2025年7月）

作者简介：

路边，实名朱再平，江苏宜兴人，1959年生。20世纪80年代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历。喜好文字，出版有小说集《陶女》、散文集《烟雨龙窑》《在氿一方》、主编集《悠悠岭下》《周济诗词集》《周济遗集》《宜兴武术》《阳羡风物》等。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