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养老院的探望簿
1980年12月，冬至。
北京到临江驿的火车晚点了六个小时。周建国抱着睡着的儿子走出站台时，已是深夜十一点。站前广场空旷，路灯昏黄，几个拉板车的在寒风中跺脚取暖，看见有人出来，立刻围上来。
“去哪？坐车不？”
周建国摆摆手，走到广场边的电话亭，投进两枚硬币。电话接通，那头传来大哥周建国的声音——不对，他现在是“周建华”了，周建国想起来，大哥去年改了名，说“建国”太土，要叫“建华”，建设中华。
“哥，我回来了。妈在家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妈……在养老院。”
周建国的脑子“嗡”了一声。他握着听筒，手在颤抖：“哪家养老院？”
“江滨老人院。挺好的，一个月三十块，包吃住……”
“地址。”
“建国，你先听我说，妈现在需要专业护理，你嫂子刚生二胎，我也忙……”
“地址！”周建国提高了声音。
电话那头报了个地址，在江对岸，离市区很远。
挂断电话，周建国站在电话亭里，很久没动。怀里的儿子醒了，轻轻哼了一声。他低头，看见儿子半睁着眼睛，懵懂地看着他。
“小满，”他轻声说，“爸爸带你去找奶奶。”
江滨老人院在郊区，靠近化工厂。
周建国抱着儿子，走了四十分钟才走到。那是一片低矮的红砖房，围墙很高，铁门紧闭。门牌上的字已经斑驳：“江滨社会福利院”——“福利”两个字是后来贴上去的，盖住了原来的“养老”二字。
敲门，很久才有人来开。是个六十多岁的看门大爷，披着棉袄，睡眼惺忪。
“找谁？”
“李素珍。我是她儿子。”
大爷打量他，又看看他怀里的孩子，侧身让开：“进来吧。这个点都睡了，你轻点。”
院子很大，但荒凉。几棵光秃秃的树，树下是水泥长凳，凳面结着霜。一排平房，窗户大多黑着，只有尽头一间还亮着灯。
“那间是值班室。”大爷指了指，“你妈在203，第二排第三间。”
周建国走到203门前。门是木质的，漆皮脱落，露出里面发黑的木头。门上有个小玻璃窗，蒙着灰尘。他凑近看，屋里很暗，只有走廊的灯光从门缝漏进去一点。
他轻轻推门。
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
屋里有两张床，靠窗那张空着，被子叠得整齐；靠门那张，母亲侧躺着，面朝墙，被子裹得很紧，像一只冬眠的茧。
周建国站在门口，不敢进去。他怕吵醒母亲，更怕看到母亲醒来看见他的眼神——那种被遗弃的眼神。
怀里的儿子动了动，发出含糊的声音。母亲的身体僵了一下，缓缓转过身。
黑暗中，母子对视。
许久，母亲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建国？”
“妈。”周建国声音哽咽。
李素珍坐起来，摸索着拉亮床头灯——那是盏五瓦的小灯泡，光线昏黄，勉强照亮床边一圈。她看着儿子，又看看孙子，眼睛慢慢红了。
“你回来了……小满怎么样？”
“好多了。”周建国抱着儿子走到床边，“在北京训练了三个月，现在会说几个词了，会看人眼睛了。”
他把儿子轻轻放在床上。小满有些不安，扭动身体，但没哭。李素珍伸出手，颤巍巍地摸孙子的脸。小满躲了一下，但没躲开，任由奶奶摸。
“瘦了。”李素珍说。
“北京吃得没家里好。”
沉默。只有窗外风吹过枯枝的声音。
“妈，”周建国终于问，“您为什么……在这儿？”
李素珍收回手，重新躺下，面朝墙：“这儿挺好。有人做饭，有人打扫，不用麻烦你们。”
“可这是养老院！”周建国急了，“您才五十五岁！”
“五十五岁，半瘫，不是累赘是什么？”李素珍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你哥说得对，我现在需要专业护理，你们都有事要忙。在这儿，大家都一样，谁也不嫌弃谁。”
周建国的心像被刀剜了一块。他想起父亲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建国，你是老大，要照顾好你妈。”他答应了。
可现在，母亲在养老院。
而他，在北京。
第二天早晨，周建国去了值班室。
值班的是个中年妇女，姓刘，胖胖的，说话很快：“你是李素珍的儿子？稀客啊，第一次见。”
周建国脸发热：“我想看看……探望记录。”
刘姨从抽屉里拿出个硬皮本：“喏，探望簿。谁来了，什么时候，待多久，都记着。”
周建国翻开。
本子很新，是1980年1月启用的。前面几页密密麻麻，多是其他老人的家属。翻到“李素珍”那页，他的心沉了下去。
1月15日：入院。陪同：周建华、王秀英（儿媳）
1月20日：探望：周建华，15分钟
2月5日：探望：周建华，10分钟
2月28日：探望：周建华，8分钟
3月……空白
4月……空白
5月……空白
6月：周建梅（女儿），30分钟（带茶铺点心）
7月：周建梅，45分钟（帮忙洗衣服）
8月：周建梅，1小时（带小满照片）
9月：周建梅，40分钟（读信）
10月：周建梅，50分钟（陪过重阳节）
11月：周建梅，1小时（带冬衣）
12月：至今空白
最后一行，是他昨晚来，没登记。
周建国的手指停在那些空白上。三个月，四个月，没有探望。大哥只来了三次，每次不超过一刻钟。妹妹建梅每个月都来，风雨无阻。
而他，一次都没有。
因为他在北京，在陪儿子康复。但这是理由吗？
“你妈刚来时，天天坐在门口等。”刘姨点了支烟，“等谁来？等你们来。后来不等了，说‘等不来的，不等了’。”
她弹了弹烟灰：“上个月下大雨，她风湿犯了，疼得睡不着。我给她热敷，她说：‘刘妹子，你比我亲闺女还亲。’我说：‘你闺女不是常来吗？’她说：‘是，建梅好。可我三个孩子呢。’”
周建国合上簿子，手在抖。
“想接回去？”刘姨问。
“想。”
“难。”刘姨摇头，“你妈现在需要人全天照顾，你们谁有空？你哥做买卖，忙；你妹妹开茶铺，也忙；你呢？听说你在北京陪孩子看病，更忙。”
“我……”
“养老院不好，但至少有人管饭，有人看着。”刘姨叹气，“这院里，多的是这样的老人——孩子有出息了，忙了，顾不上，送来了。刚来都哭，后来不哭了，认命了。”
周建国走出值班室，站在院子里。早晨的阳光很淡，照在身上没有温度。几个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裹着厚厚的棉衣，一动不动，像雕塑。
其中一个老人忽然开口，声音干涩：“小刘，今天星期几？”
刘姨在值班室里回答：“星期三！”
“哦……星期三。我儿子说星期三来看我。”老人喃喃道，然后又不动了。
周建国想起父亲笔记里的一句话，在1975年那页：
“今天去看素珍她娘，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老屋，眼睛快瞎了。我说：‘接您去我家吧。’她说：‘不去，拖累你们。’我说：‘您养大素珍，是恩情，不是拖累。’她说：‘恩情是债，还不清的。’我说：‘那就欠着，欠一辈子，下辈子继续还。’她笑了，说：‘树根，你这人傻。’我说：‘傻人有傻福。’”
父亲傻吗？
也许。但他把岳母接回家，照顾了三年，直到老人去世。
而现在，父亲刚走一年，母亲就被送进了养老院。
中午，周建国带母亲去食堂吃饭。
食堂很大，摆了十几张长桌。老人们排队打饭，动作迟缓。饭菜很简单：白菜炖豆腐，馒头，稀饭。李素珍的右手还不灵便，左手拿着勺子，颤巍巍地舀，舀起来一半洒在桌上。
周建国想喂她，她摇头：“我自己来。”
旁边桌有个老太太，一直在咳嗽，咳得满脸通红。护工走过来，拍拍她的背：“慢点吃。”语气不算坏，但也不算温柔，像对待一件需要维护的机器。
吃完饭，周建国推着母亲的轮椅在院子里散步。院子西边有片菜地，冬天荒着，露出褐色的土。
“你爹要是在，”李素珍忽然说，“肯定要在这儿种点什么。”
“嗯。”
“他喜欢种地。说看着种子发芽、长大、结果，心里踏实。”
周建国推着轮椅，走到菜地边。土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硌脚。
“妈，”他说，“跟我回家吧。”
李素珍没说话，只是看着远处的围墙。围墙很高，上面拉着铁丝网——不知道是防外面的人进来，还是防里面的人出去。
“你哥说，”她缓缓开口，“养老院是进步。旧社会，老人没人管，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现在政府办养老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
周建国冷笑：“那是他没时间管找的借口。”
“可他说的也是事实。”李素珍转过头，看着儿子，“建国，妈不怪你们。你们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妈在这儿，至少……不会成为你们的负担。”
“您不是负担！”
“怎么不是？”李素珍笑了，笑里有苦涩，“我半瘫，吃饭要人喂，上厕所要人扶，夜里要人翻身。你不是圣人，你有老婆孩子要养，有生意要做。天天伺候我，你撑得住？”
周建国想说我撑得住，但话到嘴边，咽回去了。
因为他真的撑不住吗？在北京三个月，他一边陪儿子训练，一边想办法做点小生意维持开销，每天睡不到五小时。如果再加上照顾母亲……
“所以，”李素珍拍拍他的手，“别为难自己。这儿挺好，真的。”
可她眼里，分明有泪光。
下午，周建国去了大哥家。
大哥住在城西新盖的职工楼，三楼，两室一厅。这在1980年是顶好的条件。敲门，开门的是嫂子张玉兰，怀里抱着个婴儿，一岁左右。
“建国？你回来了？快进来！”
屋里很暖和，烧着煤炉。家具是新打的，组合柜、沙发、茶几，墙上挂着大幅山水画。和养老院那个十平米的房间相比，这里是天堂。
周建华从里屋出来，穿着毛衣，头发梳得油亮。看见弟弟，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建国！什么时候回来的？小满呢？”
“在妈那儿。”周建国没坐，站着，“哥，妈在养老院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周建华的笑容僵住了。他示意妻子带孩子进里屋，关上门，才说：“告诉你有什么用？你在北京，能回来照顾？”
“至少我可以……”
“可以什么？可以指责我？”周建华打断他，语气冷下来，“建国，你说得轻松。你知道照顾一个半瘫的老人多难吗？你嫂子刚生完二胎，孩子小，闹夜。我生意刚起步，每天应酬到半夜。妈在家，谁照顾？你妹妹？她开茶铺，从早忙到晚。你？你在北京！”
他点了支烟，深吸一口：“养老院有什么不好？有人管吃管住管看病。一个月三十块，我出。你还想怎么样？”
周建国看着大哥。这个从小带着他玩、护着他不被欺负、父亲死后扛起全家的大哥，现在变得陌生。他的眼睛里有血丝，有疲惫，但也有一种……理直气壮。
“爸要是知道……”
“别提爸！”周建华突然激动，“爸是好人，大好人！可他为了帮别人，自己家顾上了吗？他留下八十七张借条，留下什么？留下我们三个穷光蛋！留下妈半瘫！”
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步：“建国，我告诉你，我不想活成爸那样——一辈子帮别人，自己家人受苦。我要赚钱，要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有错吗？”
“没错。”周建国平静地说，“但妈也是你的家人。”
“所以我把她送到最好的养老院！一个月三十块，顶我半个月工资！我尽力了！”
周建国沉默了。他看着大哥激动的脸，忽然想起小时候——1960年饥荒，大哥把唯一的窝窝头掰成两半，大的给他，小的自己吃。大哥说：“你长身体，多吃点。”
那时的大哥，和现在的大哥，是同一个人吗？
“哥，”他轻声说，“你还记得爸的存钱罐吗？那个漏底的存钱罐。”
周建华愣了一下。
“爸说，福气要存，也要漏。漏给需要的人。”周建国继续说，“现在，妈就是那个需要的人。我们漏一点时间、一点精力、一点耐心给她，不是在损失，是在存福气——存我们将来老了、需要照顾时的福气。”
周建华嗤笑：“又是爸那套！福气？福气能当饭吃？你看看现实，建国！现实是，我们要生存，要发展，没时间天天围着老人转！”
话说到这儿，没法继续了。
周建国站起来：“我去接妈回家。”
“你接？你能照顾几天？三天？五天？然后呢？再送回来？”周建华冷笑，“别逞能了，建国。我们都是凡人，能力有限。”
周建国走到门口，回头：“哥，能力有限，但心无限。爸的心，就无限。”
他拉开门，走了。
身后传来砸东西的声音。
回到养老院，天已黄昏。
周建国走进母亲的房间，看见妹妹周建梅也在。她正在给母亲洗脚，动作轻柔。水盆冒着热气，母亲的脚泡在水里，水肿，青筋凸起。
“哥。”周建梅抬头，眼睛红红的，“你知道了？”
“嗯。”
“我劝过大哥，没用。”周建梅低头继续洗脚，“我说把妈接去茶铺，我照顾。可妈不肯，说不能耽误我。”
李素珍闭着眼睛，任女儿洗脚，不说话。
周建国蹲下来，接过妹妹手里的毛巾：“我来。”
他轻轻擦干母亲的脚，发现脚底有厚厚的茧，脚踝处有淤青——可能是摔倒留下的。这双脚，走过饥荒的路，走过文革的坎，走过养大三个孩子的艰难岁月。
现在，它走不动了。
“妈，”周建国握着母亲的脚，“我给您说个事。在北京，小满的康复师郑老师，她丈夫是中医，专治中风后遗症。她说，像您这种情况，坚持针灸和康复训练，有很大希望恢复。”
李素珍睁开眼。
“我已经联系了郑老师，她答应来家里给您做治疗。每周三次，我接送。”周建国继续说，“还有，我在北京学了点按摩手法，每天给您按半小时。”
“你哪有时间？”李素珍问。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有的。”周建国笑了，“而且，小满也需要康复训练，你们一起做，互相鼓励。”
周建梅眼睛亮了：“对！妈，您就当给小满做榜样。您坚持康复，小满看了，也会更努力！”
李素珍看着一双儿女，眼泪终于流下来：“可我会拖累你们……”
“不是拖累。”周建国握住母亲的手，“是福气。爸说过，孝敬父母是存福气。我们现在孝敬您，就是存福气，存给我们的孩子看，存给将来老了的我们自己。”
他拿出存钱罐——那个漏底的小猪，轻轻摇晃：“您看，这个罐子，爸留给我的。我每做一件好事，就往里投一枚硬币。现在，我想投一枚最大的——把您接回家，照顾您，直到您能自己走路，能自己吃饭，能笑得很开心。”
硬币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李素珍的眼泪止不住。她伸手，想摸那个存钱罐，手抖得厉害。
周建国把存钱罐放在她手心。
“妈，”他说，“跟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您的床，有您的桌子，有您和爸的照片，有您熟悉的一切。养老院再好，不是家。”
窗外，夕阳最后一抹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照在存钱罐上，照在母亲含泪的笑脸上。
周建梅也哭了，但她在笑：“妈，回家。我们都想您。”
手续办得很快。
周建国去值班室结账，刘姨一边打算盘一边说：“真接回去？想好了？”
“想好了。”
“你妈运气好，有你们这样的孩子。”刘姨叹气，“这院里，多少老人，孩子一年来不了一次。”
她指着探望簿：“你看这个王奶奶，儿子在美国，三年没回来了。这个李爷爷，女儿在广州，寄钱，但不来人。”
周建国翻看着那些空白，心里发沉。
“小周，”刘姨抬头看他，“你接了母亲回去，是好事。但阿姨提醒你一句——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难听，但是实话。照顾老人，一天两天可以，一月两月可以，一年两年呢？你会烦，会累，会想放弃。”
“我知道。”
“到那时，怎么办？”
周建国想了想，说：“到那时，我就看看这个。”
他拿出存钱罐，轻轻摇晃：“听听里面的声音。每一枚硬币，都代表一个承诺。我不能让自己投进去的承诺，变成空响。”
刘姨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你爹教得好。”
她收起算盘：“账结清了。下个月不用交了。不过……阿姨有个请求。”
“您说。”
“以后有空，带小满来院里玩。”刘姨眼睛有些湿润，“让其他老人看看，这世上还有孝顺的孩子，还有希望。”
周建国重重点头：“一定。”
离开养老院时，是傍晚。
周建国推着母亲的轮椅，周建梅提着行李，小满牵着姑姑的手，一步一步走出铁门。
门卫大爷站在门口，挥了挥手：“李姐，常回来看看！”
李素珍回头，看着这座住了近一年的院子，看着那些从窗户里望着他们的老人，忽然说：“等等。”
她让儿子推她到值班室窗口，对里面的刘姨说：“刘妹子，我那床被子，留给新来的老人吧。还有那件棉袄，给总咳嗽的王奶奶。”
刘姨点头：“好。”
“还有，”李素珍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她攒的零钱——不多，十几块，“给食堂，加顿肉。老人们……太苦了。”
刘姨接过钱，手在抖：“李姐，你……”
“我回家了。”李素珍笑了，眼泪却掉下来，“可他们……还在等。”
轮椅推出铁门，走上回城的路。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坚韧的线，连接着养老院和家的方向。
周建国推着母亲，忽然想起父亲笔记里的一句话，在最后一页，字迹很淡：
“人老了，就像树老了。枝叶可能枯了，但根还在。根需要的不多——一点土，一点水，一点阳光，还有……记得它的人。”
而现在，他和妹妹，就是记得根的人。
他们会浇水，会培土，会守着这棵老树，直到它重新发出新芽。
哪怕要等很久。
哪怕很难。
但他们会等。
因为江水记得每一场雨。
而他们，记得每一份恩。
轮椅在青石板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像心跳，像承诺，像一枚又一枚硬币，投入存钱罐时清脆的响声。
那响声，会持续很久。
久到母亲能重新走路的那一天。
久到小满开口叫“奶奶”的那一天。
久到他们自己老了，需要孩子照顾的那一天。
然后，他们会告诉孩子：
你看，福气就是这样存的。
存的不是钱，是爱。
而爱，永远漏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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