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背影

       文︱甄春延    

农历11月30日（明年的阳历1月18日）是父亲115岁的诞辰纪念日。

一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3年。这30多年，我们一刻都没有忘记父亲的音容笑貌。

我的父亲生于1915年，老家是河北省武邑县，爷爷算是落魄的秀才，因为好打抱不平家道中落，最后开私塾养家糊口。父亲为了减轻家庭的压力，也早早出外谋生，后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当了几年夫役，也就是现在说的勤杂工。但是父亲在那里看了不少书，接触了不少新思想，卢沟桥事变之后，父亲回乡参加了抗日队伍之后加入共产党了。

抗战期间，父母亲都投身于抗战，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43年，组织上派父亲到延安党校学习，母亲也被送到抗大分校学习。

抗战胜利后，父亲随东干队到了东北工作，先后任过延吉县委书记、德惠县委书记。后又被调到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林业部工作。

1954年以后，先后在吉林省林业厅、吉林省森林工业管理局任职。1963年，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同志代表中央找父亲谈话，让父亲带队到云南开发三线建设并告知，打开局面后就调其到林业部工作。

次年，父亲就率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林区的5000多干部职工到云南工作，组建了金沙江林区会战指挥部，代号12号信箱。父亲任第一副指挥，总指挥是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事实上，云贵川三省所有的森工局都是父亲牵头组建的。

然而，工作局面刚刚打开不久，文革就开始了。父亲作为楚雄州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了，从此失去自由7年。1972年，父亲“解放”后，先后任北京林学院、云南林学院院长，云南省林业局局长。1979年父亲又被调回东北工作直到退休。

我从小就随父亲到云南，又从云南回到东北，所以父亲的许多事情和经历我都了解一些。说心里话，父亲被打倒的那几年，我目睹了父亲经常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亲眼看见一个造反派拿着枪对着我父母亲头上开了一枪，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吓坏了，枪声震得我们耳朵嗡嗡的，假如枪口低一些，我父母亲……

文革中有一次，一派造反派让父亲和另一个“走资派”给另一派造反派贴大字报，父亲和那个走资派一商量，这样做的后果难以想象。结果，他两人连夜“出逃”。第二天那个走资派就被抓回去了，父亲因为打过仗，经历多，逃脱了。这一跑就是20多天，直到“九大”开幕后才回来，原来他被国防工厂的工人收留并藏起来了。那些年的经历可以说是一言难尽。

父亲虽然是高级干部，当领导多年，但讲话从不用秘书写稿，都是自己拟好提纲，自己发挥。到基层调研，也是即兴发挥，有啥说啥。他喜欢让人说实话，说真话，从不让事先准备。他做事原则性强，所以说话容易让别人批评。敢说话是他的个性，记得一次到基层调研，工厂工人反映食堂伙食不好，他在大会上就公开说：伙食不好，就是管理员的问题，结果全场掌声雷动。

他对工作特别认真，一次坐森林小火车下去，途中翻车所幸是轻伤，他谢绝劝阻，依然到森工局调研。记得在云南林学院工作时，一次省委召开会议让他参加，在车辆路经西山脚下的一个弯道上车门突然开了，他被甩了出去受伤不轻。到医院包扎完伤口他仍然赶到会场，当时的省委书记看到他头上包着纱布，赶紧让父亲不要参会了住院去。

说起工作来，记忆中从父亲恢复工作起，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看报，没有晚上11点前休息的。在云南省林业局工作时，因为家就在单位对面，所以办公楼里他的房间总是熄灯最晚的。

父亲对自己的下级从来不摆领导架子，有时候家里来人谈工作，他也不拒绝，谈完工作还要把客人送到门口。与普通工人的关系更是值得一提，文革中救助过他的国防工厂的工人，每年他都邀请人家到昆明一叙，亲自迎送。

他的一个老司机，1954年起就跟着他，父亲调到云南工作没有带秘书，也要把司机带着。后来回东北工作他又把老司机带回东北，两个人的感情就像亲兄弟。

我父亲去世后，老人家几乎年年走路到父亲的墓地上去祭扫，这位老人家今年已经是101岁了，但仍然常常提起我父亲。我们两家的关系维系了60多年，我们兄弟姐妹在他面前都视其为父辈。父亲发配到思茅地区时，景东林业局的一位开大车的师傅帮助过父亲和我们家，父亲重新工作后想把他调到昆明，这位师傅坚辞不去，但他年年到昆明看我父亲。

父亲个头不高，但特别喜欢文体活动。文革前，他天天从长春市的斯大林大街单位门口跑到人民广场再跑回，他还被评为二级运动健将。

只要有空，每天他都要打乒乓球，输了还“不干”，非要赢回来一局。吉林省林业系统的篮球队连续几年都是全国林业系统冠军。那几年，他只要听说有篮球或排球运动员退役，他都想方设法把人挖到林业厅，并要求给安排好工作。只要有比赛他就一定争取到现场观赛。在他的力推下，吉林省的森警文工团也是全国有名。

作为一名老林业，父亲一直关注森林防火工作。1979年底，他刚刚从云南回来就努力抓森林防火工作，他多次讲话说：从前我总是抓采伐，砍树多，欠账太多。现在要抓造林、抓防火。他提出的“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的口号已经成为森林防火的标志性口号。

从1980年到现在，吉林省已经实现44年无重大森林火灾。1987年他已经卧床了，但在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发生后，他还对去看望他的林业厅领导说：吉林省一定要努力抓好森林防火工作。他去世后，省林业厅为他在净月潭立了一座纪念牌，缅怀他从事林业工作40年的业绩。他的部分骨灰还撒在净月潭钟楼的周围。我在父亲的墓志铭上题字，“绿化山川大地 荫及子孙后代”。可以说，吉林省的森林防火工作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自他开始的。

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文革中他受到严重冲击，差点没死在云南，恢复工作后我曾经问过他，您对毛主席和文革怎么看，父亲严肃地对我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文革的事情过去了，应该朝前看。

说心里话，我深深地为父亲博大的胸怀所感动。没有文革，父亲可能早就是副省级干部，不回东北他也可能是云南省副省长。重回东北工作后，当时的省委准备提拔他，因为一位常委说了一句话，说：某某刚刚从云南回来，是不是再等等？后来他听说后，一笑了之。结果第二年，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他就主动提出离休，直到离休时他仍是正厅级。组织部在他离休前征求他的建议，他没有提自己身边的人，而是向组织上直接推荐一名正处级森工局局长当林业厅厅长。他去世后，省委组织部部长到我家慰问时，高度评价父亲的一生，襟怀坦白，无私奉献。他手下的干部有好几位当过省委书记、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

父亲看着非常慈祥，相对来讲，我们更怕母亲一些。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要求很严，我们7姐弟的工作有干部、有工人、有教师，但我们都是靠自己努力工作、学习。父亲从不为我们工作说话。他在机关大会上公开讲：我在台上，我的孩子坚决不能从基层调上来。结果是，我的姐姐还是在他去世后，组织上才出面把我姐姐调上来。后来姐姐所在的企业破产了，一时间姐姐的生计都是问题，自己还是靠办课后班给孩子们做饭挣钱补贴家用。她还曾挎着冰糕箱一个门洞一个门洞的卖冰糕。当工人的哥哥姐姐，退休后的工资也是当地最低的。父亲对我们常说：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我们姐弟7人工作无论好坏，做什么事情都是认认真真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们没有一个人做过“不合适”的事情，都把握住了做人做事的底线和原则。

父亲走了30多年了，我始终觉得父亲那一代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战争年代他们同日寇作战，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建立了新中国。抗美援朝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的荣誉和安危。和平时期，面对各种困难，他们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用忠诚和承诺兑现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他们的经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我为有父母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而感到自豪与骄傲。看着现在，一个个贪官落马，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心里说不出的感觉……

有时候，我睡梦中常常梦到父亲，我们依然交流彼此的想法，谈自己的理想和现实，仍然希望得到父亲的点拨和教诲。梦醒之后，想着父亲的音容笑貌，望着父亲远离的背影，我坚信我们的国家会更好，坚信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写于2025年12月25日【作者简介】：甄春延，原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退休干部，东北师大夜大中文系毕业，学士学位。一生酷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