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32周年】

是非功过有公评

——伟人毛泽东评点宋代三位帝王

赵志超

一代伟人毛泽东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毛泽东的千古雄词《沁园春.雪》，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标定了历代雄主的坐标。词中“宋祖”赵匡胤能与唐宗并列，是对其结束乱世、开创盛世的高度认可。

其实，毛泽东对宋代帝王的关注，不止于宋太祖赵匡胤，亦包括宋太宗赵光义，更延伸至南宋开国之君赵构。在对三位帝王功过的辩证评析中，毛泽东展现了穿越时空的高超智慧与深邃洞察力。

宋太祖赵匡胤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毛泽东的千古绝唱，以吞吐天地的气魄盘点历代雄主。词中“宋祖”即宋太祖赵匡胤。唐宗宋祖，这一并列绝非偶然，而是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其结束乱世、开创盛世的历史功绩给予的高度认可。“稍逊风骚”的叹惋，并非否定，而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大视野下，对封建帝王文化特质的客观观照；字里行间，流淌的是对赵匡胤雄才大略、治国智慧的推崇。这种推崇，散见于毛泽东的言谈批注、实地探访与历史洞察中，跨越千年时空，形成了一场独特的精神对话。

赵匡胤（927－976），小名香孩儿，涿郡人，生于洛阳夹马营。五代至北宋初年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宋朝开国皇帝。后周护圣都指挥使赵弘殷次子。后周殿前都点检，禁军最高统帅。显德七年（960），在“陈桥兵变”中被拥立为帝，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宋朝或北宋，在位十六年。开宝九年（976）逝世，享年50岁。

毛泽东对赵匡胤的推崇，首先源于对其“结束乱世、再造一统”历史功绩的深刻认同。五代十国五十余年间，中原板荡、藩镇割据，“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成为时代乱象的真实写照。而赵匡胤以一介武夫之身，凭陈桥兵变兵不血刃夺取政权，随后确立“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历时十余年平定荆湖、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终结了自安史之乱后两百余年的分裂战乱，使华夏大地重归安宁。毛泽东深知统一对民生福祉与文明延续的重要意义，曾与身边工作人员谈及这段历史，不无感慨：“五代十国乱象丛生，百姓流离失所，赵匡胤能迅速稳定局势，实现大体统一，实属不易。”这种认可，是对赵匡胤顺应历史潮流、解民倒悬之功的直接肯定。

更令毛泽东推崇的，是赵匡胤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与人文关怀。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赵匡胤的施政举措，对其“杯酒释兵权”的和平集权方式尤为赞赏。相较于历代开国之初动辄屠戮功臣的残酷行径，赵匡胤以宴饮谈心的温和方式，让石守信等开国将领主动交出兵权，既强化了中央集权，又保全了君臣情谊，实现了权力平稳过渡。毛泽东曾评价道：“赵匡胤这一手很高明，不流血而巩固政权，既避免了内部纷争，又保持了政局稳定，比汉高祖、明太祖的手段要高明得多。”这种对政治智慧的推崇，背后是毛泽东对治国安邦之道的深层思考。

赵匡胤纳谏如流、审慎用刑的执政风格，也深得毛泽东认可。他曾特意讲述赵匡胤滁州释民的故事：后周显德三年，赵匡胤率五千精兵击败南唐15万大军攻占滁州后，抓获百余名“盗贼”，按律当斩，州判赵普力劝先审后决。经查，十之七八为无辜百姓，赵匡胤当即下令释放。毛泽东点评道：“这就是赵匡胤的长处，头脑不发热，能听进不同意见，避免草菅人命，要是他真的把这帮人都杀了，那就要背上骂名了。”这番评价既肯定了赵匡胤的政治清醒，也暗含着对其人文关怀的认同。在封建帝王中，赵匡胤虽重武起家，却深谙“民为邦本”之道，其执政期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对赵匡胤的推崇，还体现在对其开拓精神与治国远见的赞赏。赵匡胤不仅终结了乱世，更以非凡的魄力开启了全新的治理格局。他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桎梏，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相当于现代的海关，这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规范化的重要开端。此后，杭州、明州、泉州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形成了完备的海外贸易管理体系，使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空前繁荣时期，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通商关系，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贸易国家之一。毛泽东在研读宋代历史时，对这一举措颇为赞赏，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赵匡胤不墨守成规，重视商业和海外交流，这在封建帝王中是难得的远见。”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黄河。

赵匡胤对科技发展的重视，也让毛泽东看到了其超越时代的眼光。史书记载，赵匡胤亲自关注造船事务，多次亲临造船工坊查看进度，关注炮车研发与水战装备改良，以实际行动鼓励科技发明。正是这种支持，推动了宋代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的飞速发展，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大型海船可载数百人，为海上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支撑。毛泽东向来重视科技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对赵匡胤的这一举措自然多了一份共鸣与推崇，认为其“懂得科技兴邦的道理，比那些只知穷兵黩武的帝王要高明得多”。

毛泽东对赵匡胤的了解与推崇，并非止于书本史料，更融入实地探访的真切感慨。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黄河途经河南开封柳园口大堤时，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告知斜对岸便是陈桥，他立刻神情凝重地回应：“那就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地方。”目光望向历史故地，他惋惜地说道：“可惜天晚了，去不成了，回开封再看看。”这份未能亲赴现场凭吊的遗憾，恰恰印证了毛泽东对赵匡胤这位历史人物的深切关注。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安阳视察时，县委书记陈春雨汇报当地考古发现提及赵匡胤曾在此炼铁，他当即精准纠正：“赵匡胤祖籍河北涿州，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祖父当过涿州、冀州刺史，他父亲是后唐、后晋的点禁军。赵匡胤年轻时漫游到湖北襄阳，至于是否在安阳炼过铁，就不知道了。”精准的生平梳理，既彰显了毛泽东对赵匡胤史料的娴熟掌握，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长期关注。

作为熟读《二十四史》并勤于批注的治史大家，毛泽东对赵匡胤的评价始终秉持辩证视角，在推崇其功绩的同时，也客观指出其局限。1975年，他与陪读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探讨陈桥兵变时说：“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他认为赵匡胤陈桥兵变篡权的事实被史书美化成“被迫之举”，这是封建史学的通病；对于赵匡胤“不杀士大夫”的誓约，他也通过史料考证，指出其虚伪之处，批注“说不杀士大夫，伪也”。但这些批判并非否定，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判，恰恰反衬出他对赵匡胤历史功绩的推崇，是建立在理性认知之上，而非盲目追捧。

毛泽东将赵匡胤与秦皇、汉武、唐宗并列，本质上是对其历史地位的最高肯定。赵匡胤开创的赵宋王朝，虽因重文抑武埋下积贫积弱的隐患，但其经济文化的繁荣程度却达到了华夏文明的巅峰。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观点与毛泽东的认知不谋而合。赵匡胤推行的重文政策，使知识分子地位空前提高，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宋词、理学、科技发明等领域均取得辉煌成就，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对赵匡胤的推崇，正是对其作为“盛世开创者”与“文明传承者”双重身份的认可。

赵志超诗《祭宋太祖》（李志明书）

从《沁园春·雪》的雄词赞颂，到日常言谈的由衷赞赏；从史书批注的理性剖析，到历史故地的深情凝望，毛泽东对赵匡胤的推崇贯穿始终。这种推崇，不是对封建帝王的盲目崇拜，而是对其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功绩的肯定，是对其治国智慧与开拓精神的认同。在毛泽东眼中，赵匡胤是结束乱世的英雄、开创盛世的明君，其历史功绩足以与历代雄主比肩。这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既展现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与博大的历史胸怀，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赵匡胤的历史地位，并深刻体会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永恒智慧。

烛影斧声——毛泽东辩证评价赵光义

千古雄词之外，毛泽东对宋初另一位关键帝王——宋太宗赵光义，同样有着入木三分的评判。宋太宗赵炅（939－997），宋朝第二位皇帝，后周检校司徒赵弘殷第三子，宋太祖赵匡胤之弟。本名“匡义”，宋朝开国后因避其兄赵匡胤名讳而改名“光义”，即位后改名“炅”。 建隆二年（961）七月后，长期出任开封尹。开宝六年（973），受封晋王，位居宰相之上。开宝九年（976）十月，太祖突然驾崩，赵炅匆忙登位，至道三年（997）驾崩，在位二十一年，庙号太宗。

作为北宋王朝的第二位君主，赵光义承接兄长赵匡胤开创的基业，继续推进其未竟的事业，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同时也因决策失当，埋下宋朝积贫积弱的隐患。其功过交织的人生轨迹，成为毛泽东研读宋史时重点剖析的对象。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为刃，穿透史书的粉饰与后世的争议，用“不择手段，急于登台；言过其实，无能之辈”十六字精准画像，既不否认其有限功绩，更直指其人性缺陷与执政失误，为后世客观评价这位帝王提供了清晰指引。

宋太宗赵光义

毛泽东对赵光义的批判，首先聚焦于其皇位来路的合法性争议。开宝九年冬夜的“烛影斧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悬案之一：兄弟二人夜宴饮酒、屏退左右，殿内烛影摇曳，传出玉斧刺雪之声，以及“好做，好做”的模糊话语；加之赵光义违背宫规留宿禁宫、次日赵匡胤猝然驾崩、旋即登基改元的一连串反常举动，让这段继位史充满种种疑点。尽管《宋史·太宗本纪》盛赞其“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且有“金匮之盟”的遗诏之说为其正名——据称其母杜太后临终前叮嘱赵匡胤“传弟不传子”，以保大宋基业永固，赵光义也确为兄长上位居功至伟，在陈桥兵变中居中联络、蹈险亲为。

毛泽东熟读这段史料后，当即作出“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的辛辣点评。尤其令他诟病的是，赵光义登基时距年末仅剩八日，却执意打破“老帝驾崩次年改元”的古制，仓促改开宝九年为太平兴国元年，这份急于巩固帝位的迫切，更印证了其内心的不安与手段的决绝。在毛泽东看来，无论“金匮之盟”是否属实，赵光义的继位过程都充满刻意谋划的痕迹，违背了封建礼制下的传承伦理，尽显权力欲驱动下的不择手段。

若说继位争议尚属历史悬案，赵光义执政期间的军事惨败，则让毛泽东直接将其定性为“言过其实，无能之辈”。承接兄长留下的统一基业，赵光义确有一统江山的志向，也确实平定了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在疆域统一上迈出关键一步。但这份功绩很快便被其盲目的军事野心所抵消。他深知自己在军中威望远不及兄长，急于通过北伐契丹建立军功，以稳固帝位、震慑朝野，于是不顾朝臣劝阻，举全国精锐亲征。初期的节节胜利，让他志得意满，甚至拒绝与将领商议战术，独断专行制定进军计划，却未能看清辽军的真实战力。毛泽东读史至此，便提前批注“此人不知名，非契丹敌手”，精准预判了战局走向。

两次北伐的惨败，彻底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高粱河一役，宋军在幽州城下遭辽军主力突袭，阵型大乱，赵光义中箭负伤，仓皇乘驴车逃离战场，宋军丢弃的兵甲粮秣堆积如山；雍熙北伐，三路大军缺乏统一调度，互不呼应，最终全线溃败，名将杨业陷入重围被俘殉国，三十万精锐损失殆尽，彻底耗尽了周世宗与宋太祖两代人积蓄的军事力量。这场惨败，打破了宋辽军事均势，使宋朝从战略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宋人谈辽色变”的局面自此形成，也为后世“守内虚外”的国策埋下伏笔。

毛泽东认为，《宋史》对赵光义“沉谋英断”的评价纯属言过其实，太宗既缺乏太祖的军事天赋，又没有知己知彼的战略眼光，更兼刚愎自用、不听劝谏，贸然兴兵，最终不仅未能建功，反而重创国本，其“无能”在军事领域暴露无遗。

除了军事上的失策，太宗赵光义的个人品性也成为毛泽东批判的焦点。毛泽东向来推崇光明磊落、以德服人的行事风格，而赵光义对待南唐后主李煜及其妃嫔小周后的行径，亦为后人诟病。传说南唐灭亡后，李煜与小周后被押解至开封，赵光义对风华绝代的小周后垂涎三尺，多次以帝王权威强行召见，甚至命宫人强制其就范，并让画工现场绘制《熙陵幸小周后图》，此举有悖人伦底线。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强者当以文治武功赢得敬畏，这种以强凌弱、满足私欲的行为，与帝王身份格格不入。

2025年2月28日，作者（右六）与赵氏宗亲在河南商丘参加祭祖大典报到时留影。后周时，宋大祖赵匡胤在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担任过节度使。

尽管批判尖锐，毛泽东对赵光义的评价并未陷入片面否定，而是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承认其执政期间的些许功绩。作为熟读史书的治史大家，毛泽东清楚地看到，赵光义延续了赵匡胤的中央集权政策，进一步削弱藩镇势力，通过分化兵权、完善科举制度，将取士规模从隋唐以来的几十人扩至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成为统治核心，有效杜绝了武人专权与宦官乱政的隐患，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他勤于政事，每日批阅奏章至深夜，重视农业生产，推行轻徭薄赋、鼓励垦荒的政策，缓解了土地兼并问题，使宋朝经济在统一后得到一定恢复，为后续的文化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赵光义极具文艺素养，被《琴史》评价为“天纵多能，博总群艺，书冠神品，棋登逸格”。他组织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汇集历代文献典籍，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对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功绩，毛泽东均纳入评价视野，并未全盘抹杀。

毛泽东对宋太宗的辩证评价，深刻体现了其“以史为鉴”的治史理念。在他看来，宋太宗是封建帝王中“功过参半”的典型代表：其急于夺权的野心、军事上的刚愎自用、品性上的猥琐，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而其推动统一、完善制度、重视文化的举措，又在客观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北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繁荣埋下伏笔。毛泽东对宋太宗的批判，本质上是对封建帝王权力欲、虚伪性与局限性的批判；而对其功绩的认可，则是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

宋大宗赵光义的一生，既有承接大业的历史机遇，也有自身缺陷导致的历史遗憾。他的功过是非，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封建帝王的复杂人性与制度局限。而毛泽东的史评，如同穿透历史迷雾的灯塔，让我们得以在纷繁的史料中看清本质，真正做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从历史人物的成败中汲取治国理政与为人处世的智慧。

偏安误国——毛泽东客观评点赵构

宋高宗赵构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帝王谱系中，宋高宗赵构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赵构（1107－1187），字德基，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开国皇帝，宋大宗赵光义之后、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历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康王。靖康之变发生，东京失守，他辗转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在元祐皇后孟氏的指定下登基，改元建炎，建立南宋。在金军进逼下，他南徙扬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最终在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杭州）。

赵构自幼接受皇室良好教育，博学强记且擅长书法，本应在乱世中扛起救国重任，却最终以“偏安之君”的形象留名青史。作为南宋的开国之君，他在北宋覆亡、山河破碎之际，延续了赵氏王朝的命脉，却又以一味求和、冤杀忠良的行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毛泽东一生熟读《二十四史》，对这位在乱世中苟且偷生的帝王，有着深刻的洞察与精准的评判，其批注与言谈不仅揭露了赵构偏安误国的本质，更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史为鉴的清醒认知，构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历史批判对话。

毛泽东对宋高宗赵构的评判，首先聚焦于其“主和投降”的核心决策，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幕后主导地位。“靖康之变”中，徽、钦二帝被俘，北宋覆亡，赵构因出使金营侥幸逃脱，于1127年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南宋。面对金军的凌厉攻势，他本应整军备战、收复失地，却始终抱着苟且偷生的心态。史料记载，赵构即位之初，虽曾起用李纲等主战派，但仅过数月便在黄潜善、汪伯彦等投降派的怂恿下，将朝廷迁往扬州，继而一路南逃。

建炎三年（1129），“维扬之变”中，金军逼近扬州，赵构仓皇出逃导致扬州城被洗劫一空，之后又遁往杭州、越州，甚至一度漂泊海上数月躲避追击，最终定都临安，将“行在”变为永久都城，全然丧失北复雄心。对于《宋史》中将主和投降的罪责多归于秦桧的记载，毛泽东在研读《秦桧传》时明确批注：“宋高宗、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一批注穿透了史书的表象，揭示了赵构才是求和政策的真正决策者——他为保全自身皇位，不惜放弃北方故土与被俘的父兄，于1141年主导签订“绍兴和议”，以割让淮河以北土地、向金称臣、每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为代价换取偏安，其投降本质昭然若揭。

赵构对主战力量的打压与对忠良的残害，更成为毛泽东批判其腐朽本质的重要依据。绍兴十年（1140），岳飞率领岳家军取得顺昌、郾城大捷，收复西京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45里之遥，收复失地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岳飞“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壮志，恰恰触动了赵构的核心利益。他深知，一旦徽钦二帝归来，自己的皇位将岌岌可危，于是伙同秦桧设计陷害。绍兴十一年，赵构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及张宪，同时削夺韩世忠等主战将领的兵权，撤销专为抗金设置的三个宣抚司，彻底断送了收复中原的希望。

2025年3月1日，作者（右六）与赵氏宗亲在河南商丘参加祭祖大典。

此外，他还全力排斥打击抗战派，严禁对议和的不满言论。毛泽东对这种自毁长城的行径深恶痛绝，在谈及这段历史时曾痛斥：“赵构这等人，眼里只有皇位，没有国家民族，为了一己之私，能杀忠臣、卖故土，真是昏君的典型。”岳飞的悲剧，本质上是赵构偏安政策与猜忌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毛泽东的评判，正是对这种封建帝王自私自利本质的深刻揭露。

毛泽东还从赵构的执政行为中，看到了其懦弱无能与政治短视。他在位35年间，虽曾推行“绍兴更化”整顿官僚体系，镇压洞庭湖地区的钟相、杨么农民起义以稳固统治，也重视农商业发展与文化传承，兴办学校、延续科举，其书法造诣亦被后世称道，著有《翰墨志》流传至今，但这些举措终究是为偏安局面服务，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宋积弱的处境。

1161年，金废帝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大举南侵，虽在采石矶为虞允文统帅的宋军击败，使南宋转危为安，但赵构屈辱求苟安的国策已遭到军民强烈反对，其统治难以继续维持。次年6月，赵构以年老厌烦政务、“淡泊为心，颐神养志”为借口禅位于养子赵昚，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寿宫。直至1187年病逝，终年81岁，庙号高宗，葬于永思陵。

毛泽东在分析南宋历史时指出：“赵构有苟安之术，无复国之志。他守住了半壁江山，却丢了民族气节，这样的帝王，即便有一时的稳定，也终究逃不过历史的谴责。”相较于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乱世、再造一统的功绩，宋高宗赵构的执政生涯充满了妥协与逃亡，其政治格局与历史担当相去甚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赵构的评判并非片面否定，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辩证分析。他认可赵构在北宋灭亡后的混乱局势中，能够整合残余力量建立南宋，使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延续和发展，避免了华夏文明的进一步沉沦。但这些局部的功绩，在民族大义与历史潮流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毛泽东始终认为，赵构的最大教训在于：“当国家面临危亡时，领导者的气节与远见至关重要，偏安只能苟延残喘，投降终将遗臭万年。”

2025年3月2日，作者（中）与赵氏宗亲在古都开封。

作为一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革命家，毛泽东对赵构的评判，最终指向的是对民族精神与治国理念的思考。赵构的偏安政策，导致南宋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的典型代表；而他杀害忠良、压制主战力量的行径，则严重损害了民族精神与社会正气。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赵构的教训，告诫全党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坚决反对投降妥协，树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毛泽东的批判，不仅是对赵构个人的评价，更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弊端的深刻反思。

跨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赵构的功过是非在毛泽东的史评中愈发清晰。他是偏安误国的昏君、残害忠良的罪人，也是维系半壁江山的统治者。毛泽东的评判，既揭露了其自私懦弱的本质，也肯定了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部贡献，更从中提炼出深刻的历史教训。这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不仅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了赵构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民族气节不可丢，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唯有敢于斗争、勇于担当，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而这，正是毛泽东评点赵构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

从赵匡胤到赵光义、赵构，赵氏帝王的不同抉择造就了宋朝的盛衰转折。毛泽东将赵匡胤纳入历代雄主之列，却对赵光义的军事上的失误、对赵构的偏安妥协予以批判，本质上是推崇顺应历史潮流、开拓进取的治国之道，批判背离民心、苟且偷生的昏聩之举。这场跨越千年的史评对话，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宋代历史的深刻洞察，更揭示了“民心向背定兴衰”的真理。

写于2025年12月23日—24日

2025年农历二月初二，作者在河南商丘参加祭祖活动报到时留影。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湘潭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特聘研究员。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