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缅怀父亲百年诞辰

吴大勇 

一

我的父亲吴执中离开我们已经41年了。这些年来，思念像一坛陈年老酒，在时光的窖藏中愈发醇厚；又似一株盘根的老树，在记忆的土壤里愈扎愈深。每当夜深人静时，这份思念便化作千万只蚂蚁，细细啃噬着我的心——不是撕心裂肺的痛，而是那种绵绵不绝的浸透骨髓的酸楚，让四十余载的光阴都褪不去半分颜色。

父亲生于1922年金秋，2022年即农历寅年冬月十三，是您老人家的百年诞辰。作为您的儿子，伫立在您那没有墓碑、没有像片的坟墓前，心里总是阵阵酸楚和疼痛。父亲啊，今日您百年诞辰的烛光，映照着中国这一世纪的沧桑——您五十九年的人生，亲历了她最疼痛的岁月；您离去后的四十一年，她正活成您期盼的模样。父亲，这百年是中华民族从跪着到站起、从贫弱到自强的伟大涅槃。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您的人生经历也太曲折了。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仿佛在寻找那些能够照亮我心灵的记忆片段，它们如同父亲在我生命中留下的深刻印记，让我在无尽的思念中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温暖和力量。

记忆是那么深刻，画面依然清晰。

父亲也曾是少年，吾辈岂是少年？

每个父亲都曾是有抱负的少年，正如著名作家余华所言:“你讨厌父亲的平庸，殊不知他也曾是怀揣梦想的少年。”在这个大千世界中，我的父亲也曾怀揣着满腔的热血与梦想，他也曾是个充满梦想与活力的年轻人。41年前，父亲走后，我们在收拾他的遗物时候，无意中找到一架用木质框架与竹质档杆自制的老式算盘。母亲告诉我们，这是父亲年少时自己动手做出来的。那时候的父亲，动手能力特别强，自己扎风筝，在旷野上狂奔，亲手做过小木船，在小河沟里试水，时不时跟着做木匠的爷爷鼓捣一些桌椅板凳等手工制品。母亲曾听我爷爷说，父亲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个子高高的，鼻梁又直又挺，眼睛又亮又有神，灵光闪动间，总让人觉得他一下就要看透人心。他的脾气简直和他母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又倔又急，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拽不回来。正因如此，小时候没几个孩子乐意跟他玩耍。可奶奶偏疼这个长子，家里有啥好吃的都紧着他。我妈说，爷爷可不惯着他，大冷天照样带着他走村串户学做木匠手艺，或是打发他一个人上山去放牛割草……

或许，那是我不曾认识的父亲。

小时候，以为父亲是无所不能的超人，能修理地球上的所有麻烦，甚至天上的星星。长大后才发现，原来父亲也曾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他有自已的伙伴、性格、喜好，他也曾无忧无虑地上学念书，下河洗澡，追鸭戏水，田里摸鱼，也曾背井离乡学艺谋生，也曾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时候还会痛苦流泪……但他把自己伪装的很好。或许，父亲曾是位不苟言笑的“老顽童”，古板守旧的外表下，藏着年少时鲜为人知的苦难经历。那些经历，像刻在石头上的纹路，让他的笑容渐渐被岁月磨平，却也铸就了他沉默而坚韧的灵魂。

二

父亲年轻时骨子里透着英雄气概和理想情怀，很早就离家闯荡。虽未成就大业，却磨炼出超人的胆识。在最意气风发的岁月里，他热血沸腾——曾独自在重庆城躲避抓壮丁，更与母亲白手起家，竞敢往返重庆和涪陵寻求做买卖的谋生之路。在我年幼的时候，曾听父亲说，那年全面抗战爆发，开始大规模征兵，许多乡保人员借征兵敲诈勒索，甚至绑架路人充数。壮丁都被捆绑押送，贫苦农民被强抓顶替。爷爷让年仅16岁的父亲偷偷逃到重庆城里去躲避抓壮丁。过了一阵子，父亲觉得这城里的风声也越来越紧，见势不妙他又悄悄跑回老家。爷爷气得直跺脚，最后一咬牙，就使出“苦肉计”的狠招。一天晚饭时，爷爷就去买了斤烈性的白酒，父子俩一起喝酒，酒碗碰得叮当作响。爷爷哄着父亲一口喝下一大碗，辣的他喉头冒火，眼皮直打架，把年少的父亲灌得酩酊大醉。趁此机会，会做木匠的爷爷抄起斧头，寒光一闪，一斧头下去砍掉了父亲的右手食指，顿时血流不止，痛得哭天喊地……这下好了，父亲枪栓再勾不着了，抓壮丁的见了这残缺的手，只能啐口唾沫走开。爷爷的斧头，劈开了命运的绳索，却也在父亲掌心刻下一道生疼生疼的疤。

父亲二十岁那年，正值山河破碎的乱世。炮火连天中，他与冉姨在人海里惊鸿一瞥，像两粒飘摇的蒲公英种子，竞在烽烟里扎了根。仓促成婚时，连喜烛都要避着枪声点。可这乱世姻缘薄如纸——婚后第二年，一场伤寒便像强盗般夺走了冉姨，连件像样的寿衣都没来得及缝。

悲苦的父亲独自捱过数载寒暑，直到某个寻常的清晨，在长江边那个小镇街口豆浆铺前遇见了扎着麻花辫的母亲，她眼角含笑的模样，让父亲心头那盏将熄的灯又亮了起来。这一回，爱情终得圆满，他们在漏雨的屋檐下筑起爱巢，从此柴米油盐里有了温度，粗茶淡饭中尝出甜味。父亲肩上的扁担，一头挑着生计，一头担着全家人的盼头，倒比从前踏实多了。据母亲回忆说，她和父亲结婚之初，当时爷爷叼着旱烟袋蹲在门槛上盘算了三天三夜，终于把压箱底的银元倒出来排在八仙桌上。“儿啊，扁担再结实也挑不起一座山。”爷爷的烟锅巴在桌子角磕出清脆的响，“你看村里富起来的，哪个是靠专门种地的，哪个不是学有一门收入高的手艺，哪个不是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跑城里，去集镇，做些买卖谋求生路，见大世面的。”“对了，你把这些布头拿去变作会下蛋的母鸡去……”于是父亲肩上的扁担变了模样——原先压弯肩膀的稻谷变成了五彩斑斓的布匹，沉甸甸的箩筐里装着全家的新希望。

从此，每个鸡呜三遍的清晨，父亲总要踩着露珠去石家沱码头，或青岩子渡口，长江的水雾还没散尽，他的草鞋已经沾满了码头青苔的湿气。从涪陵大东门码头扛回来的不仅是印着孔雀纹的蜀锦、泛着青光的土布，还有重庆十八梯闹市听来的新鲜话本。每次出门进货前，母亲都会在父亲的包袱里塞几个烤得焦脆的红薯，他嘴上嫌重，却总在路途掰开半个，留着回家时递给她，“喏，给你留的，莫说我对你不好。”母亲咬一口，明明已经凉了，却砸砸嘴说:“嗯，比刚烤出来的还甜呢。”赶场天父亲最是威风，丈量布匹的竹尺往腰间一别，当街抖开一匹红布，亮开嗓子就唱:“杭州的绸缎苏州的线，比不上我家布铺颜色鲜！”惹得赶场的姑娘媳妇们抿着嘴笑，你推我搡地围上来扯布料。母亲站在人群外，假装不认得他，可嘴角的笑怎么也藏不住。

父亲很勤劳，一年四季都在“早出晚归”。赶场天忙着做布生意，回到家里忙乎地里的活计。到了农忙的季节，他几乎早晨五六点就下地干活，到月亮升起，还没有回家。母亲说，他总是一刻也没有歇着，只是原先磨出老茧的手掌现在总沾着布料的香气。年终数铜板时，母亲把串钱的麻绳打了十二个结——每个结都比去年的疙瘩圆润饱满。父亲醮着唾沫翻账夲，突然发现布铺的流水纹路，竞和母亲补衣裳时针脚的走向一模一样。父亲抬起头望向灶台边忙碌的母亲，灶火映得她脸颊发亮，他忽然觉得，这日子啊，就像她纳的鞋底，一针一线，密密实实，走得再远也不怕磨破脚了。

三

父亲，这个世界上最朴实的英雄称号，是每个男孩子长大后才会懂得的温柔密码。他用结满老茧的手掌为我们撑起天空，用从不说教的背影教会我们挺直脊梁——就像一棵会走路的参天大树，把坚韧刻进年轮，将柔情藏在落叶沙沙的声响里。

1949年金秋十月，新中国像一轮初升的朝阳，照亮了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当时的中国啊，就像个刚经历过狂风暴雨的农家院子，到处都需要修修补补。老百姓们撸起袖子，脸上洋溢着希望的光芒，都想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那会儿啊，农村的变化就像春天的竹笋——一天一个样。刚开始是几家几户凑在一起搞合作社，后来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变成了“人民公社”。这公社可了不得，讲究的是“一大二公”，土地农具都归集体所有，连吃饭都兴起了“大锅饭”。每个村头都支起了公共食堂，统一烧火煮饭吃，开饭时炊烟袅袅，大人小孩端着碗排队打饭，那场面热闹得很。那时候，天刚蒙蒙亮，生产队的钟声就当当地敲响了，家家户户的烟囱不许冒烟，人们端着碗筷，三三两两往公共食堂赶。我们大队的食堂设在字道观的祠堂里，大门口支着好几囗大铁锅，蒸汽滚滚白雾腾腾。掌勺的是大队里公认手脚麻利的陈大爷李大妈和王二娘等能干人，她们袖子一挽，大铁勺往锅里一搅，米香、菜香混着柴火气四处飘香。

母亲回忆说，那时父亲在大队公共食堂当保管员，一天到晚很难有空歇歇，根本无法顾得到家。母亲一人在家既要照顾爷爷奶奶，又要照看几个又哭又闹的小孩，还要准时去公共食堂打饭回来喂娃娃。每到开饭时间，赶到食堂一看，人们排着长队，搪瓷碗、粗陶碗、洋瓷盆、铁洗盆、竹筷子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打饭的会计拿着花名册，挨个点名，按人头分饭。壮劳力能领个窝窝头，或大碗稠粥，老人孩子量减半，但总归人人有份。饭菜说不上丰盛，多是稀饭、窝窝头、咸菜，运气好的时候，或许能见点油星子——萝卜青菜里漂着几小片猪肉渣渣，那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有一回，母亲得知父亲中午要挑着大米和胡豆路过家门囗。便给父亲捎信说孩子病了她走不开，让父亲去食堂把打的饭顺便捎回家。没想到父亲挑着粮食路过家门时，把一挑粮食往那田埂上一搁，脱下身上的衣服搭在箩筐上，光着膀子，提着两碗稀饭就送回了家。望着几个早已饿得又哭又闹的孩子，母亲满以为父亲会顺手抓把胡豆拿回家，结果令她大失所望。母亲暗自流泪，转身跑到他挑粮的箩筐处，偷偷抓了两大把胡豆往自己小布袋里塞。父亲发现后便伸手与母亲争夺起来，母亲坚决不从，就去搬起石头压住那小布袋粮食。在争抢中，父亲不慎左手被划伤，鲜血直流……父亲流着泪生气地说:“这辈子我宁愿饿死，也决不去沾公家的一粒粮食……”最后，尽管母亲心里有千万个不满意，还是只好依了他，把小布袋的胡豆倒回了箩筐里。母亲一阵伤心痛哭后，又急忙为父亲包扎伤口。父亲强忍着巨大的疼痛，依然把那挑粮食一粒不少地挑回大队食堂收称入库。谁料隔墙有耳，刚才在他们争抢过程中，被隔壁邻居的高谋华告了密，说是父亲把公家的粮食偷偷往家里拿。大队书记正要派人追查时，母亲陪着父亲刚好去找他请假，说父亲担粮路过家门时，回家去喝水顺便给牛喂草时不慎被牛打伤，大队书记亲眼看过父亲的伤情后，因此他才逃过一劫。

早些年，我也曾听父亲讲起过“公共食堂”的情形:每到开饭时，男人们蹲在屋檐边，女人们围坐在大堂里，家有老人小孩到不了食堂的，就由大人打好饭拿回家。那些半大的娃娃些端着碗满院坝疯跑，你夹我一筷子咸菜，我分你半块红薯，嬉笑打闹着。有时候，食堂还会在墙上贴出“吃饭不要钱，日子赛神仙”的大红标语，大伙儿看着乐乐呵呵，觉得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可日子久了，锅里的饭越来越稀，碗里的菜越来越少。无论怎么精打细算，总是填不饱肚皮。有人偷偷嘀咕:“大锅饭，养懒汉”，勤快人心里憋屈，可谁也不敢明说。再后来，食堂的钟声渐渐稀落，各家各户的灶火又重新冒起了炊烟……

那时，我的大哥大姐相继背上书包在公社的学校读书。父亲母亲带上自家做的红薯粑粑作干粮，全心全意投入到全国开展的爱国卫生除“四害”的运动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短缺问题相当严重。据估算，仅河北省每年因老鼠、麻雀损失的粮食就达全年产量的15%，而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威胁着约1亿人口的健康。因而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被列为重点消灭对象。乡亲们采取敲锣打鼓驱赶麻雀、开水灌老鼠洞、六六粉熏蚊子、集体灭苍蝇等不同形式除“四害”。父亲说，那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广大群众纷纷参与运动，我们农村要求按麻雀只数或老鼠尾巴数量上报成果。据说有个县3天就捕杀了百万只麻雀。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驱赶麻雀？那时我们小孩子只觉得打鸟很好玩，漫山遍野的吆喝声和人人拿着竹竿见鸟就打的热闹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四

父爱有迹，深沉而无言。

我的父亲像山间溪流，看似平静，却蕴含着穿透岩石的力量。那年冬天，母亲发现自己又有身孕时，手里的木瓢“咣当”一声掉进了水缸。三十六岁的她已经生了六个孩子，皱纹早早爬上了眼角，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四十岁的背已经有些佝偻，烟雾缭绕中看不清表情。母亲抚摸着肚子，眼中泛着泪光:“米缸见底了，六个娃儿都吃不饱……”犹豫着要不要留下我。

父亲沉默了很久，烟锅里的火光明明灭灭。

屋外北风呼啸，破旧的窗户纸“哗啦哗啦”响个不停。

“看他的命吧，”父亲最终叹了口气，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能活就养，活不成……也是他的造化。”这话像块冰，沉甸甸地坠在母亲心头。但肚子里的小生命似乎听懂了什么，突然狠狠踢了一脚，疼得母亲弯下腰去……

来年开春，我攥着拳头来到了这个世界，像颗顽强的种子硬是在石缝里发了芽。接生婆拍了我好几下屁股我才哭出声，声音细得像只没吃食的小猫。“这孩子……”接生婆摇摇头，“怕是养不活。”

父亲蹲在大门外，听见这话时手里的烟杆顿了又顿。他起身往屋里走，经过灶台时顺手把留给产妇的唯一一个鸡蛋放回了篮子里。谁也没想到，这个被预言“养不活”的小七，硬是咬着牙活了下来。母亲的奶水不足，我就吮自己的手指充饥；没有襁褓，父亲就把自己唯一一件没补丁的旧棉袄拆了裹住我。哥哥姐姐们轮流抱着我取暖，我的小脸冻得发紫，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我却始终睁着一双黑亮的眼晴……

满月那天，父亲破天荒地没去出工。他蹲在墙角，用粗糙的手指戳了戳我的脸蛋:“这小子，命真硬。”我居然冲他笑了，露出光秃秃的牙床。父亲愣了一下，转身出去了。后来母亲告诉我，那天晚上她看见父亲偷偷在院坝里抹眼泪。家里实在太穷了。四间土墙瓦房住着八九口人。我的摇篮是个破箩筐做的，里面垫着发黑的棉絮。屋漏偏缝连夜雨，母亲总说我像个“哭包精”，身子又弱，三天两头闹毛病。脚上、身上总爱长些红疙瘩，有的化脓生疮，痒得人睡不着觉。父亲便成了我的“赤脚郎中”，时常从后山扯回一把把野草根、树叶子，在灶上熬成黑褐色的汤药水。最怕的就是洗澡时辰。父亲把滚烫的汤药水“哗啦”倒进大木盆里，热气立刻糊满了整间屋子。我缩在门框后面，看那白烟直往上窜，活像妖怪吐雾。“快，过来喽……”父亲一招手，我立马扯开嗓子干嚎。父亲蹲下身，用粗糙的大手在围裙上蹭了蹭，眼角挤出几道深深的褶子，像是要笑，又像是发愁:“莫怕莫怕，洗洗就不痒了。”可我还是被拎小鸡似的按进盆里，烫得直扑腾。父亲抿着嘴，眉头拧成个结，手上的动作却格外轻，指节被热气熏得发红，还坚持用毛巾蘸着汤药水往我身上又浇又洗，嘴里还念着:“忍一忍，热气跑光了就不灵咯。”

母亲说我二三岁时最怕喝药。每次喂药都是父亲端着粗瓷碗凑过来，用木勺往我嘴里送。我扭开头，他就用长满老茧的拇指蹭我的脸蛋，故意板起脸:“再躲？再躲明天还洗热水澡！”可那严厉撑不过三秒，自己先破了功，嘴角一抽，露出个拿我没办法的苦笑。我只得“咕咚咕咚”往下咽。煤油灯光摇摇晃晃，照得父亲额角的汗珠亮晶晶的，眉毛上还沾着不知哪儿蹭的草药渣渣。我皱着脸咽药时，他眼晴一眨不眨地盯着，喉结跟着我的吞咽上下滚动，好像那苦味也钻进了他自己的喉咙里。

五岁那年，我发了一次高烧。家里没钱请医生，父亲就用土方子给我退烧，熬了一锅苦得让人作呕的野草药。我烧得迷迷糊糊，听见父亲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的脚步声。半夜，我感觉有双粗糙的大手摸我的额头，然后一件带着烟味的外衣轻轻盖在了我身上。第二天清早，我发现枕边多了半块麦芽麻糖，这在当时是极其奢侈的零食。父亲已经出门卖菜去了，但我看见他常穿的棉袄外少了一件外套。

后来才知道，那晚父亲徒步走了十多里夜路，去场镇上当了那件外套，换来一副药。而那半块麻糖，是他用抓药后剩下的唯一一个铜板买的。父亲从不说什么温情的话。他总是一大早就出门，天黑才回来，带着满身泥土和汗味。但每次吃饭，他都会把自己碗里的稠粥拨给我一些；冬天赶场回来，总会顺手塞给孩子们热气腾腾的发糕吃；夏夜乘凉时，我们围坐在父亲身边，他摇着蒲扇为我们赶蚊子，一边讲牛郎织女、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月光下，那些生动曲折的情节让年幼的我们充满想象，留下无限美好。

十岁那年，我跟着父亲去山上砍柴。返回路上下起暴雨，山路泥泞难行。父亲背着一大捆柴走在前面，突然脚下一滑。我眼睁睁看着他滚下山坡，吓得魂飞魄散。等我连滚带爬地找到父亲时，他正试图站起来，右腿已经不能动了。我不知哪来的力气，硬是把那捆柴和自己瘦小的肩膀绑在一起，另一只手搀扶着父亲，一步一步往家挪。雨幕中，父亲突然说:“小平啊，你生下来时，只有四斤九两。”我愣住了，没想到父亲记得这么清楚呀。“接生婆说养不活，我心想也好，少张嘴吃饭。”父亲的声音混在雨声里，“可你小子偏要活，还活得这么结实。” 到家时，我们俩都成了泥人。母亲惊叫着迎出来，父亲却笑了，用沾满泥巴的手揉了揉我的头发。我永远记得，那是父亲第一次对我笑。

十四五岁那年，父亲不幸走了。就在41年前的那个凌晨，父亲临终时，我放下那道正在苦苦解答的数学几何题，双手紧紧抱住他。我看到父亲好几次想从病床上坐起来，并努力张大干瘪的嘴，似乎想要对我说点什么，而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颤巍巍地反复好几次做着向上抬了抬手膀的姿势，又摸了摸我的头……我突然明白：父亲的爱从来不是言语，而是那些沉默的守护，是那个寒夜里盖在我身上的外衣，是饿着肚子省下那半碗给我喝的粥，是暴雨中紧紧抓住我的手，是我不慎摔伤背我去医院包扎伤口时那沉重的背影。就像他说的，看我的命。而我这条命是他与母亲用自己的骨和肉造出来的啊！是他用一生的沉默与坚韧一点一点护出来的啊！

五

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才体会到父亲的不容易，和父爱的深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史无前例的WG开始后，最先闯入人们视野的是一片红色。父亲曾经对我说，那红色像抉堤的洪水，一夜之间漫过了各地的每一个角落。广大工农兵学商做任何事情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搞什么“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造反有理”的鼓动声中，许多工厂、公社、学校等单位的大小头头都被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了出来，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和揪斗。那时候，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分子被戴上高帽子、挂黑牌、揹大字报等，并进行游街、游村、站高板凳，被拳打脚踢成了家常便饭。不少人因此而致残、还有人不堪其辱而走上绝路。

那时候，公社、大队的墙上、石碑上到处刷满了“打倒走资派”的大红标语。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直到这年夏天，我才知道他还有段“将军”往事。一天下午，我和三哥放学回家。刚走到我家门前那段公路上，看到道路两旁石碑上张贴着一幅幅“打倒国民党少将军官的忠实走够吴XX”“打倒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吴XⅩ”的标语。顿时，我和三哥惊呆了，就要动手去撕掉那些标语……回到家，只见我家大门两旁也张贴着类似白纸黑字的大幅标语，我俩气愤之极，就抓起火柴烧毁了那些标语。原来就在前些天，大队民兵连长、治保主任与公社下来的两个穿军装的外调人员，成立了所谓的专案组。他们把父亲叫到大队部，要父亲交代清楚在重庆当国民党少将军官“忠实走狗”的问题，理由是他们听生产队曾与父亲有过节的人东拼西凑讲过，父亲在重庆躲壮丁时当过国民党的押运兵，有人还添油加醋说，亲眼看到过父亲穿着军装配戴手枪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照的像片等流言诽语，就凭这，他们硬说父亲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专案组如获至宝，每天找父亲审问，威逼父亲承认。这些本来就是莫须有的事情，父亲当然矢囗否认。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也给父亲打气，叫父亲有一说一，没有的事一定莫要乱说……起初，父亲态度很坚决，专案组就一再揪斗父亲，不分白天黑夜的折磨他。公社又来干部督促这件事，那些家伙到我家翻箱倒柜，最后在米缸底下找到本《水浒传》——那是哥哥用捡来的废铁从收破烂的老文头那里换的。他们仍不肯放过父亲，把父亲逮到大队部一间小黑屋逼迫威胁，说父亲低价把农村的鸡和鸡蛋买来拿到重庆城里去变卖脱换成粮票布票，就是搞“投机倒把”，就是搞“资本主义”。实际上我家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父亲到重庆大舅二舅家去时，顺便捎带些鸡蛋去，舅舅看我家实在困难，便凑了些粮票布票让父亲拿回家做补贴。可这帮家伙硬要父亲老实交代问题，不坦白承认就不许回家。最厉害的时候，是三九寒天里，他们白天要父亲和生产队的“五类”分子去赶牛犁田，晚上让父亲去大队部“学习”，甚至在屋里铺好碎玻璃，专门用来罚跪“忏悔”。父亲回家时，连腰都弯不下去了……

此时，我无法描述那一刻，我们一家人悲愤而绝望的心情。之后，上面很快来人召开生产大队的批斗大会。公开宣布批斗大队的几个“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队里一位好心人私下对我妈说，“听说今天还要批斗你家那个（指我父亲）”。台上正在开批斗会时，台下公社来的夏某科书记正找我父亲问话，要让他承认是“国民党少将军官的忠实走狗……”连诱骗带威胁地说:“你今天不老实交代，台上那几个挂黑牌的就是你的下场……”这时，已是中学生的二哥知道此事后，手上拿着对“五类”分子解释的报纸和大哥一起去找到那帮家伙理论，“你们说我父亲是国民党什么什么，你们要拿出真凭实据来……”经过大哥二哥据理力争，与他们激烈争辨，由于那帮家伙又拿不出任何依据，所以当天父亲最终逃脱了上台挨批斗的遭遇。批斗会结束之后，他们仍然勒令父亲到公社参加学习班，继续接受教育与调查。

从此，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遭受了更大的劫难。我们家的日子更难过了，哥哥姐姐们的命运也受到极大的影响，连上学、参军的资格也莫明其妙被取消了。我们家的孩子无论表现再好，却戴不上红领巾，当不了班干部和红卫兵，更莫说入团入党了……

六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此时，农村政治运动的空气稍稍淡薄了一些。生产队里新开了家粉条加工厂。由于厂里每天要磨好几百斤胡豆、豌豆，加工成豆粉，放在缸里打芡，再和面搅拌、加水烧火，捧着粉瓢漏出粗细均匀的粉条，然后用一双长筷子捞起来，把一挂一挂的粉条凉晒到外面竹竿上。于是就勒令正在接受调查的父亲，干这个从早忙到晚的苦差事。父亲当时是非常苦闷的，他把满腔的愤懑用皮鞭统统发泄在推磨胡豆、豌豆的那头牛身上。父亲从早上忙起，一般都要干到晚上九十点才结束。冬天，虽然外面天寒地冻，但是父亲漏粉条时，总是光着膀子，绕粉缸走动转圈。父亲做的粉条均匀细腻，我们那一带很多做粉条能手都是跟随他学习的。尽管父亲每天活干得多，粉条做得好，工分却得的很少。那年月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和“五类分子”没啥区别，是拿不到满分的。父亲每天都累得苦不堪言，晚上仍回不了家，还得留在粉坊里照看粉条，有时想让劳累的父亲晚上回家歇歇，就是我和三哥去替父亲照看加工厂。那些日子，我们和父亲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1973年林彪垮台之后，紧接着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们那里的“向阳厂”、“卫东厂”纷纷关闭，就由“以菜换粮”的专业生产队改为大规模种植棉花、甘庶……这时，那个一心想整父亲的生产队长又把他从粉条厂弄去当生产队所谓的“农技员”，实质就是安排父亲专门去给棉花地打农药。几十年过去了，父亲打农药的情景，还不时会在我脑海里浮现。我时常想起，那个年代，那个季节，那样酷热的天，父亲光着膀子，顶着烈日，背着30多斤一筒的喷雾器药水，一遍一遍地为棉花地喷洒着剧毒农药，汗水不停地打湿了他的衣衫……那些年，我时常看到父亲被一筒筒沉重的农药水压得喘不过气，刺鼻的农药几乎令人窒息。有一次，我喊父亲回家吃饭时，发现他坐在田埂上一阵阵喘息。原来父亲在为棉桃打农药的时候，不幸中毒，我们立即把他送到大队卫生站，经过多次输液才抢救回来。那时候的父亲就象在风雨中飘摇的孤舟，随时可能被生活的巨浪吞噬，但他依然顽强地坚守着脚下那片土地。每每想到此，我心中便十分苦涩和难过。这就是我勤劳善良的老父亲，这就是我忍痛负重的老父亲啊。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1978年秋收刚过，父亲揣着发黄的申诉材料去了公社，新调来的王书记翻着档案直咂嘴，“老吴啊，你这事可新鲜——档案里连个正式结论都没有，平反？这不是让裁缝给没有衣服的人打补丁嘛！”父亲佝偻的背突然僵住了，喉结上下滚动:“那……那我这些年戴高帽挨批斗……”“嗐”，王书记摆摆手，茶缸里的苿莉花茶晃出一圈涟漪，“那都是瞎胡闹，跟小孩过家家似的，谁还记账本上”窗外的老槐树突然沙沙作响，抖落了几片黄叶，像在替我的父亲叹气。回家的路上，父亲走得特别慢。路过队里的打谷场时，几个半大孩子正在当年批斗他的台子上“跳拱”，墙上粉笔画的格子盖住了“打倒”二字的残迹。父亲弯腰捡起一粒遗落的稻谷，在掌心搓了又搓。

那年，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回家探亲，在村口遇见当年参与专案组的治保主任。老头儿眯着昏花的眼睛看了半天，突然咧嘴笑道:“这不是吴′将军’家的娃嘛！你爸那个‘将军’当得可真冤的。”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晒谷场上。几个孩童正在那里追逐嬉戏，他们的欢笑声随着晚风，轻轻掠过那些早已模糊的标语痕迹。我望着远处起伏的麦浪，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土地记得每一粒种子的委屈，却依然在春天准时返青。就像此刻，暮色中的炊烟依然笔直，仿佛在丈量着天空的宽容。

七

人生纵有许多坎坷，父亲依然笑对困难不退缩。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就像一棵歪脖子老榆树，树杆上全是风吹雨打的裂痕，却总把最甜的那枝榆钱儿往我们手里塞。记得小时候下暴雨，父亲把我裹进他的旧棉袄里，自己却淋得像个落汤鸡，雨水顺着他的皱纹往下淌，他倒笑得像个孩子。夜里打雷时，他会装模作样地说要检查门窗，其实我知道他是怕我害怕，故意在屋里转来转去，还哼着跑调的曲儿。冬天上学路上，他总走在我前面挡风，背影活像个移动的挡风板，连雪花都要绕着他走。我发高烧时，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会变得异常轻柔，自己整夜不睡守着为我换额头上的湿毛巾，第二天清早照常下地里干活。饭桌上，他的筷子总是精准地绕过肉块，却一个劲往我们碗里夹，嘴里还念叨着“爸不爱吃这个”，可等我假装吃饱饭了，他又会把剩下的肉汤拌饭吃得津津有味。

我那倔强的父亲啊，活得像头老黄牛——自己嚼着干稻草，却把新鲜的草料堆在我们跟前；又像一个破旧的搪瓷缸，外头磕得坑坑洼洼，里头盛的永远是最甜的那口蜂蜜水。他这辈子把“难”字嚼碎了当下酒菜，把“苦”字揉皱了当鞋垫子。这些不仅体现在他和母亲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为我们在土荞子荒野的麒麟屋基上盖起了高大显眼的几间房子（要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更非轻而易举之事，对许多人来讲，这是一辈子都未竞的事业）；更体现在他的敢作敢为上——他心里藏不住火，心直口快，把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跟你讲不清楚？他动火；动火还讲不明白？他甚至会动武。我不止一次亲眼目睹他为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欺负、为捍卫家庭利益，与蛮不讲理的恶人展开惊心动魄的角力。长大后我才明白，他是想让我们在他撑起的那方晴空下，能没心没肺地笑。记得我刚上小学时被同学欺负，他一声不吭去学校门口等我放学。那个总找我麻烦的同学看见他，立刻缩着脖子溜走了。父亲什么都没说，只是接过我的书包挎在自己肩上，回家路过场镇上的长江饭店还给我买了个糖包子吃。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他去粮站买米回来，是特意到学校来看我的，还在寒风中站了一两个小时。

小学二年级那次挨父亲打，我记了整整二十年。那天我逃课去学校旁边那条潺潺流淌的小河里洗澡，作业本空白得像刚落下的雪。父亲下班回家检查作业时，脸色变得越来越沉。他从门背后取下那根光滑的竹尺，命令我伸出手掌来。“啪！”竹尺带着风声落下，我掌心立刻浮起一道红棱。“贪玩不说，还敢下河洗澡，知不知道有多危险呀……”“啪！”“啪！”父亲愤愤地说，“我让你记住以后还敢不敢私自下河洗澡”。我见势不妙，拔腿就往外跑，父亲追上我，又给我狠狠两耳光，“老子不管教你，是害了你，养子不教父之过……”父亲又生气又委屈的样子，揪着我衣领一阵痛骂。我哭得，喘不上气，最后罚我跪在搓衣板上写作业。半夜疼醒时，发现床头的煤油灯还亮着，父亲正捧着我的小手涂药膏。他眼睛红得像要滴血，涂药的手指抖得比我还厉害。第二天我偷偷看到他扔在垃圾桶里断成三截的竹尺，和沾着酒味的眼泪。

父亲一辈子都在节俭，宁愿徒步几十里的路去卖菜，也舍不得乘车赶船。他常说,人这一生，活着不容易，钱难挣，但日子要会过。该省的别浪费，该花的别抠门。为了节约，父亲养成一个习惯:小病总是自个扛住。按照他的经验，一般头痛脑热的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比方说，身体累了，休息一下，就行了。有一次，父亲到棉花地里打农药回家，感觉脑壳一阵阵的痛，就躺下来休息。母亲问:“要不要去医院？”父亲直摇头。我们都劝说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摇头。

过了大约三个多月的样子，父亲背着一筒喷雾器药水，忽然晕倒在棉花地里，身体不受控制了。这次父亲被送到我们当地最好的涪陵地区医院，医生说:要是早点来，也不至于这么严重。母亲一听，顿时哭出了声……医生又连忙改口说:不必太担心，要相信现代医学，他太累了，住院治疗治疗，加强调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次父亲整整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他稍恢复了精神，就强烈要求办理了出院手续。

大约是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次放学回家路上，我跟着几个同学偷偷去爬拖拉机，不慎右脚摔了一条深深的大口子。刚出院不久的父亲急忙赶来扶我去医院包扎伤囗时，我看到他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咳嗽得厉害，喘着粗气，我以为是父亲还没完全恢复过来。加之他长期与农药相伴，又劳累过度、心情郁闷、有时饿了就以劣质烈酒充饥解闷，父亲的身体受到了过分的侵蚀。我和哥哥姐姐都劝他不要出工了，就在家歇歇，父亲沉重的叹息道:“哎，谁叫我是个男人呢？再说你们都还小，还要上学……”后来，我在抽屉里发现父亲患食道癌的诊断书，日期就是那次住进地区医院去的第三天。那时，尽管日子过得紧巴，但我们一家兄弟姊妹的学业不曾中断，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济济一堂。我知道，数目可观的学杂费是从嘴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的，是从鸡屁股下一点一点抠出来的，是父亲母亲昼夜不停的辛苦劳作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为了供我们上学，父亲宁愿自己不治病，也要让我们兄弟姊妹有书读。

现在每当我坐在明亮的台灯下看书或写作时，总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小时候父亲端给我读书、写字、做作业时用过那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那时每天晚上，母亲总是拿着针线活坐在旁边陪着我们，父亲时不时教我学着打珠算、纠正我拔算盘珠子的姿势。时而又用火柴棍拔灯芯上的灯花，尽可能让灯光大些、亮些，好让我们不耽误读书写字……

八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上初中的时候，正是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一批双打”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我们的学习也一度受到影响。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慢慢回归正轨或常态，但就在那个1980年的深秋，父亲的病因为医治不力，发展成为食道癌晚期，成天卧床不起。那时，农村的医疗水平对父亲的病好像并无太多的方法；家里又穷，父亲也不愿意上城里的大医院救治，就那么在家里一天拖一天……那时，我在离家几里之外的一所乡村学校念初中，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里晚上都是与父亲同榻而卧。父亲夜里咳嗽厉害，时常夜半时分，听见父亲的咳嗽声，我立马翻身起来，看见父亲坐在床上，很吃力的样子，我的心如刀绞般疼痛。时至今日，我还会常常想起，那些日子，我坐在床沿，听他埋着头断断续续给我们讲故事的情景。一天晚上，我和三哥做完作业已经10点过，我们上床睡觉时，看到父亲还没入睡。接着，只见父亲突然披衣坐了起来，看样子，好像是很开心，果不其然，父亲伸手搂着我肩膀说，这两天我病稍好了些，咳嗽也少了。今晚就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孟母断机杼”的典故听过吗？父亲说着便不由自主地讲了起来:相传孟子很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的母亲带着他相依为命，起初，孟子学习很用功，孟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后来，一段时间孟子因为贪玩，学习成绩急剧下降，孟母非常着急。一天孟子逃学归家，母亲仉氏正在织布，询问其学业进展。孟子敷衍回答“如常”，孟母当即用剪刀剪断织布机上的布，以此比喻中断学业的危害。她告诫孟子:学习如同织布，需持之以恒才能成就。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就像这织布织了一半途中剪断一样，必然前功尽弃，一事无成！孟子听了，羞愧难当，顿时泪流满面，从此发愤读书，终于成为圣人。父亲讲至此，接着说，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时候，不能因为我生病而影响你们的学习，就跟“孟母断机杼”说的一样，读书如赶路，一步都慢不得，更不能半途而废，只有坚持到最后才能有个好结局。父亲边讲边摸模我俩的头，只见三哥突然插嘴道:“大伯（那时对父亲的称呼），我们又不是孟子，你也不是孟子他妈呀！”一句话逗得父亲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过了一会儿，父亲接着说:“你呀，好你个捣蛋鬼，用不着父母操那么多心倒好啰。”说完，父亲眯起双眼默默地望着我俩。我想，父亲此时此刻似乎是要给我们指明什么，或许是在给我们敲个警钟。看上去，当时父亲的神情是喜是悲，我分不清楚，但他那带泪的微笑，我永生不敢忘却。

九

我根本没想到，就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凌晨——1981年10月17日1点09分，父亲的手在我掌心渐渐凉透，像一盏熬尽了灯油的烛光，在秋夜最深的黑暗里无声熄灭。敬爱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离世时花甲未满，差一年满六十便驾鹤西去。他积劳成疾，病痛缠身，一生勤勉劳作，最终不幸离世。他的坟就在村南边一个不起眼的叫学堂榜的田角落。每次回去，我总要去那儿站站跟他说说话。如今我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城市里头，已蹉跎了大半生光阴。从南方到北方，从军队到地方，从炮火轰鸣的演兵场，到没有硝烟却同样激烈的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从手握钢枪保家卫国，到挥洒汗水筑梦山河；从身累到心累，可想想父亲当年大冬天赶牛犁田那些情形，想想他在太阳底下背着沉重的剧毒农药水累倒在棉花地里的样子，想想他为了省下一元钱的车费在那段泥泞路上艰难跋涉的滋味，我似乎更加领悟了“男人”二字的责任与艰辛。父亲一辈子没有享过清福，可他教会我的就是这骨子里的硬气和对大家与小家的担当。父亲呀，我们得把您撑起来的这个家一代代接着撑下去，撑稳当。让根扎得更深，让枝叶永远向阳。

如今，父亲坟前的野草，已经历四十余番枯荣，而我们的思念，却像深扎地下的根须，一年比一年更接近您长眠的土壤。您不在的日子里，我们渐渐活成了您的样子——

那些沉默的坚韧，

那些无言的担当，

那些隐忍的泪水，

那些未竞的梦想，

都在血脉里默默生长。

原来最深的怀念，

不是年复一年的祭扫，

而是我们身上，

永远抹不去的，

您的模样。

父爱如山，沉稳而伟岸；父恩似海，宽广而深远。那些点滴的记忆，早已化成了我血脉里的骨骼，支撑着我稳稳站立于大地之上。父亲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每一页都镌刻着不同的故事；父亲是一座永恒的灯塔，每一束光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值此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怀着深深的思念写下这些文字。您虽已离去，但您的音容笑貌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您给予我们的爱与教诲，将永远滋养我们的生命。父亲，我们永远爱您！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百年诞辰！

注:（此文在《四川散文》2025年 06期刊发）

作者简介：吴大勇，曾用笔名吴勇、吴荣普、大戈、小平等。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重庆涪陵人，现定居成都。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四川某省级部门机关供职。80年代参军，并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和军区政治部报社学习深造。1985年起始所采写、撰写的报告文学及散文、诗歌、评论、随笔等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解放军生活》《中国青年报》《中国组织人事报》《文艺报》《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萌芽》等军地报刊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其中多次获全国好作品一、二等奖。2016年9月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会痛的幸福》（散文随笔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