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好意）

人生大抵总徘徊于两处：一曰仕途，一曰淡泊。世人或趋前者如鹜，或遁后者如归，鲜有能兼得者。然则孟浩然竟以一身而具二心，既怀“羡鱼”之情，复卧“松云”之志，诚可谓古今一奇人也。

我尝于冬夜翻检尚永亮教授所赠《诗映大唐春》，纸页簌簌，竟似闻得千年前鹿门山的松涛。那位襄阳书生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之阴时，想必亦是青灯黄卷，墨痕深渗纸背。其用功之勤，何尝逊于今日搏击科场之士？可见隐者非天生便是隐者，淡泊亦非与生俱来的脾性。

观其“欲济无舟楫”之叹，分明是壮怀激烈的。那时节的大唐，开元盛世，天地间仿佛皆被金光照透，哪个读书人不愿乘时而起，一展抱负？孟浩然的诗文中，仕进之念如春草勃发，几乎要破纸而出。他哪里是真愿老死岩穴？不过是缺了那引荐的舟楫，难以渡到功名的彼岸罢了。

然后来长安应试不第，已是命运第一次冷面相向。更哪堪王维引见玄宗时的阴差阳错，“不才明主弃”一句脱口，竟断送了可能的仕途。我想他跪在殿前时，脊背定然是挺直的，目光澄澈如襄阳的秋水，殊不知帝王心术最忌文人这般不加掩饰的清直。

自此而后，孟浩然的诗陡然一变。先前那些求荐的诗句渐渐稀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夜归鹿门的吟唱，是南山晓烟的描摹。他并非立刻就成了彻底的隐士，心中那块垒未必全然消尽，但确乎一日日地平和下来。人世间的失望、惆怅、不甘，经了岁月的窖藏，竟化作清酒一壶，饮之不觉醉，唯余满口甘洌。

这倒使我想起自己写《心超笔记》时的情形。医学与文学，看似冰炭，实则皆需洞察幽微。心脏超声图中那些起伏的曲线，何尝不是另一种诗律？而孟浩然的诗句，又何尝不是描摹人心跳动的图谱？我们都在寻找某种平衡——专业与情怀的平衡，入世与出世的平衡。

李白称他“风流天下闻”，赞他“红颜弃轩冕”，未免过于浪漫化。真实的孟浩然恐怕更多是在矛盾中辗转过的。他的伟大，不在于从未向往过仕途，而在于求之不得后，并未变得偏激怨愤，反而将这种失落酿成了艺术的甘露。倘若他当年科举得中，官服加身，今日我们读到的，无非是又一位唐代官员的应制诗罢了。

文学史往往如此：个人的不幸，反成了艺术的大幸。孟浩然失去了庙堂，却赢得了山水。他的诗澄淡如镜，照见的是整个盛唐的春天气象。

夜更深了。合上书页，忽觉医学与文学终究同道——皆需一颗能入能出之心。入则细致入微，探察病灶之所在，词章之肌理；出则超然物外，既知生死有命，亦明白淡泊可贵。

孟浩然在仕途与隐逸间的徘徊，实则是人类永恒的困境。而我们每个人，何尝不在自己的“仕途”与“淡泊”间寻找平衡？只是那襄阳诗人，用他一生的诗句，为我们画下了一条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