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法门不语
张兴源
黄土高原的沟壑在我身后渐次展开，如同大地粗砺的掌纹。车子驶入关中平原时，天地豁然开阔。正值深秋，原野上的玉米收了，裸露的土地泛着一种沉郁的褐色。远处，渭河宛如一条懒洋洋的银带，在冬日午后的太阳下泛着细碎的光点。我是延安人，习惯于山峁的起伏与窑洞的深邃，面对这般平坦无垠的景象，反倒让我心里生出一种空落落的辽阔感。
此行的终点，是扶风县法门镇的法门寺。
去法门寺的路是极好的。宽阔的柏油路笔直地伸向天际，路两旁新植的松柏还显稚嫩，但挺直了身子，像是两排沉默的仪仗。这路有个宏大的名字——佛光大道。一千多年前，这条路（的雏形）上，走过的是帝王銮驾、高僧大德、文武百官与万千信众。他们脚下扬起的是关中的尘土，心中怀揣的却是对一枚指骨的无限敬仰。那枚指骨，据信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历史的风烟散尽，如今走在这条路上的，多是如我一般的寻常访客，带着各自的心事与好奇，走向那座声名显赫的寺院。
法门寺的山门，并不似我想象中那般巍峨逼人。 它静默地立在那里，朱红的墙体在岁月侵蚀下已显斑驳，反倒透出一股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买票（我跟我妻子都到了“免票”的年纪了），入门，喧嚣便被隔绝在身后。院内古木参天，多是唐槐与汉柏，枝叶蓊郁，将冬日的阳光筛成满地晃动的碎金。空气里弥漫着香火与古木混合的、难以言喻的气息——那是一种时间的味道，厚重，沉静，能瞬间抚平人心头的浮躁。
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先奔向那塔——真身宝塔。寺因塔而建，塔因舍利而存。眼前这座十三级的砖塔，已非唐代的原物。唐塔原是木构，四层，在明朝那场骇人的关中大地震中轰然倒塌。眼前这棱角分明的砖塔，是明朝万历年间民间集资，耗时三十年重建的。它像一个沉默的巨人。砖缝里长着倔强的蒿草，塔铃在风中发出清冷、断续的鸣响，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讲述着什么。
塔下，便是那震惊世界的地宫入口所在。1987年，封闭了1113年的地宫石门被考古工作者谨慎地打开，一个盛唐的佛教世界，连同那枚传说中的佛指舍利，在尘封千年后，轰然重现于人间。我无缘得见当年发掘的盛况，只能站在如今已加固保护的遗址前，凭栏俯视。地宫不大，根据记载，长仅二十一余米。然而，就在这方寸之地，唐代的皇帝们——高宗、武后、肃宗、宪宗、懿宗……将他们极致的虔诚与帝国的奢华，层层包裹，深深埋藏，构建了一个微缩的、金碧辉煌的佛国曼荼罗。
尤其是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那次，几乎是举国癫狂的迎奉。这位皇帝说：“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仪仗、幡盖、乐队绵延三百里，从长安到法门寺，沸天烛地。仅仅数月后，懿宗驾崩，年轻的僖宗仓皇将佛骨送还。送还时，却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将迎奉所用的无数珍宝——金银器、秘色瓷、琉璃器、丝绸织物——按照佛教最隐秘的曼荼罗仪轨，精心布置在地宫中，以此象征一个“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完美世界，然后，永久地封闭了石门。这像是一个王朝在预感大厦将倾前，为自己举行的一场华丽而哀伤的葬礼，将全部的光荣与梦想，埋入地下，寄托于佛法无边的庇佑。
站在地宫之上，我忽然想起了那位“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韩愈。 这位以儒家道统自居的文人，在宪宗朝那次迎佛骨时，冒死上《谏迎佛骨表》，言辞激烈，斥佛教为夷狄之法，说奉佛的君主都运祚不长。结果触怒龙颜，险些丧命，最终被贬往八千里外的潮州。行至蓝关，风雪漫天，马不能前，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诗句里是英雄失路的悲凉与不悔。韩愈的谏阻，是从一个实干的政治家、一个纯粹的儒者角度出发，担忧过度的宗教狂热会虚耗国力，瓦解伦常。他的声音，代表了中国精神里务实、理性、重人伦的一面。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韩愈激烈反对的，恰恰是那个时代最汹涌澎湃的精神潮流。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佛教早已不是外来异质文化，它已深深渗透到帝国肌体的每一个毛孔，与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百姓的日常生活水乳交融。韩愈自己，后来在贬所也与僧人大颠禅师交往，心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似乎暗示着，那个来自天竺的佛法，与中原的儒道思想，在冲突与排斥之外，更在进行着一场漫长而深刻的融合。
我离开宝塔，信步走向寺院东侧的法门寺博物馆。这里收藏并展示着地宫出土的千余件珍宝。玻璃展柜内，金光夺目。武则天供奉的绣裙，金丝盘绕，虽历经千年，纹样依然清晰可辨； 唐僖宗供奉的秘色瓷，釉色如“千峰翠色”，温润如玉，是陶瓷史上一个神秘的巅峰；一套套用以安奉舍利的宝函，从最外层的银棱盝顶黑漆檀香木函，到最内里的纯金四门小塔，重重嵌套，极尽雕镂之能事。每一道纹饰，每一颗宝石，都凝结着那个时代最高的工艺、最虔诚的信仰和最雄厚的财力。
但我凝视最久的，却是几件不起眼的器物：一套完整的茶具，包括金银丝结条的笼子、鎏金鸿雁纹银茶槽子、鎏金团花银碢轴……这是唐代宫廷茶道的完整实物见证。佛教寺院本是茶文化兴起和传播的重要节点，僧侣坐禅饮茶以提神。这些精美茶具出现在法门寺地宫，无声地诉说着：佛教的渗透，远不止于形而上的教义与奢华的供奉，它已化入最日常的起居饮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
这让我顿悟法门寺乃至中国佛教的一个深刻特质：调和与圆融。有学者指出，法门寺在唐代规模宏大，有“二十四院”，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某一宗某一派的专属道场。史料与研究者推测，其中可能同时容纳了小乘罗汉院、大乘净土院，乃至华严、天台、禅、律、密等各宗的院落。这意味着，在“佛法”的大纛之下，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修行法门，可以共处于一寺，共同供奉佛骨，和而不同。
这种格局，正是中国佛教文化精神的缩影。印度佛教有激烈的大小乘之争、空有宗之辩，但传入中土后，却在传统文化的熔炉里被锻造出极强的调和性。天台宗讲“会三归一”，华严宗讲“圆融无碍”，禅宗则直指人心。它们不再执着于教义门派的纯粹性争论，而是以一种更圆融、更富弹性的姿态，去适应、吸纳乃至改造中国的伦理观念（如孝道）、哲学思想（如心性论）和实用理性。最终，佛教与儒、道鼎足而立，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家给了我们入世的担当与伦理秩序，道家给了我们出世的超脱与自然情怀，而佛教，则给了我们面对生死无常时的慈悲与智慧，在终极关怀上提供了儒家所欠缺的维度。
走出博物馆，夕阳已将西边的天空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我再次漫步在寺院的甬道上，心境已与初来时不同。我看到几位老妪，衣着朴素，在一个偏殿的观音像前久久跪拜，口中念念有词。 她们或许并不深究《金刚经》的“空”或《华严经》的“法界”，但那份对平安、健康、生计顺遂的祈求，是如此具体而真挚。佛教于她们，不是高深的哲学，而是苦难人生中可以倾诉、可以依托的温暖力量。
我又想起法门镇本身。这方土地，厚重得惊人。它是周原故地，周王朝的发祥处，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之一。镇内出土的青铜器，如大克鼎、毛公鼎，是国家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数千年前，周公制礼作乐，“敬天保民”的理性精神在此萌芽；数千年后，佛指舍利在此安奉，慈悲渡世的宗教情怀在此弘传。一条渭河，一片周原，竟同时孕育和承载了中国精神中最理性与最超越的两极。它们看似矛盾，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激荡、彼此补充，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性格中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海的复杂面向。
如今的镇子，因寺而兴。镇上大力发展文旅与现代农业。游客可以瞻仰古寺，也可以去大棚采摘草莓，或品尝当地有名的“一口香”臊子面。佛教的神圣庄严，与人间烟火的稼穑饮食，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这不正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生动写照吗？最高的精神，从不排斥最普通的生活。
离开法门寺时，我再次回望真身宝塔。它沐浴在最后的夕光里，轮廓柔和，庄严寂静。我没有见到那枚神圣的佛指舍利（它被安奉于景区北端那座现代风格的“合十舍利塔”内，并非时时展出），但似乎已不再重要。法门寺给我的震撼，远不止于一物之珍奇。它像一部立体的、石头与木头写就的史书，让我触摸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种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以及那深入民族血液的、对超越性精神世界的不懈追寻。
驱车离开，夜色四合。佛光大道两侧华灯初上，勾勒出现代社会的繁华轮廓。而我心中，却依然回荡着古寺的暮鼓，与塔铃的清音。我想，佛教对于国人的意义，或许就像这夜色中的灯光，它不能取代白昼（那是儒家积极入世的领域），却能在人间的黑夜降临——当人遭遇困顿、痛苦、面对死亡与虚无时——提供一片温暖而不刺眼的光明，给予慰藉，指引方向，让人在认清生命局限的同时，依然能怀抱一份慈悲与安宁，继续前行。
法门寺，顾名思义，是通往佛法之门户。但在我看来，它更是一扇通往我们自身民族精神深处的门。穿过这道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佛的慈悲，更是千年以来，我们的先人是如何以惊人的包容与智慧，将一种外来的信仰，消化、吸收、转化，最终让它成为塑造我们灵魂面貌的重要力量。这力量，教人向善，予人安宁，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偶尔也能听到自己内心深处，那一声悠远而平和的回响。
车子驶入沉沉的夜色，我将车窗打开一条缝隙，让关中平原冬日清冽的风吹进来。风中，仿佛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檀香……
2025年12月14日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