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

作者：梁志刚

我今年80岁了，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给我帮助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由于年龄的原因，我的记忆力明显减退，当年的许多细节，逐渐变得模糊。老伴儿对我说：“你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你应该把她写下来。”我觉得此话有理，只能凭记忆，把非记不可的一些片段，尽快记载下来。

一

母亲1924年5月生于河北蠡县小陈乡大埝村，属老鼠。出生的具体日期，已经难说清楚，一说旧历四月初三，一说四月十三，这两种说法都来自她祖母的回忆。母亲的娘家当时叫大陈村，当地人叫“代陈”，虽然称“大”，其实比西边三里外的小陈村小得多。后来这个村子与北边的埝庄合为一村，称大埝村。她是翟家的第二个孩子，上有比她大四岁的哥哥翟乙未，下有小她四岁的弟弟翟淼森。外祖父翟庚子从小丧父，幸有一位坚强的母亲，含辛茹苦把儿子带大，外祖父也很争气，小时候去轧棉花的作坊打工，脚踩着轧花机，手里还在练习打算盘。稍大些，农忙下地干活，农闲就做小生意，一条扁担挑俩草席篓子，赶集摆摊卖些针头线脑的小百货。他善良勤俭，逐渐过上了有吃有穿的日子。母亲名叫景华，从小跟奶奶下地干活，拔草拾柴，在家学做饭洗衣纺棉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家乡成了游击区，母亲参加儿童团，上了共产党办的抗战小学，逐渐长成了大姑娘。女大当嫁，20岁那年，由父亲做主，她嫁到蠡县城内西小街梁家，一年后，当了我的母亲。我父亲叫梁树人，比母亲小四岁，有俩姐姐，已经出嫁。那时候县城是敌占区，父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民兵，被称为“暗民兵”。当暗民兵的父亲十分向往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不清楚是1946年还是47年，当解放军63军的一部来到蠡县的时候，父亲就跟部队走了。这事肯定是瞒着爷爷奶奶的，可母亲肯定知道。她悄悄让父亲带走一条棉被，过了些日子，父亲把那条被子捎回来了。

二

土地改革，我家分了五六亩地。母亲从春到秋，起早贪黑，在地里忙个不停。我早晨醒来，不见母亲急得哇哇大哭。奶奶把我抱起来，喂点小米粥。中午母亲赶回来给我喂奶，奶奶说：“孩子拉在炕上了，用簸箕盖着呢，你别蹭一身。”我会走路了，母亲就天天背着我下地。地里种的高粱、谷子、棉花、黄豆，还有花生和芝麻，母亲在地里忙东忙西，我就跑来跑去，逮蚂蚱，采野花，看蚂蚁搬家，累了就睡在田垄里。每天都是一身土，满脸泥，害眼病没钱治，眼里都是眵麻糊。我家是军属，每年秋收大忙季节，村里都派几个人代工。这时候，母亲和奶奶就忙着给代工的叔叔大爷做饭，一家人也乘机改善一下伙食。土改时我家还分到了五分之一头牛，隔几天可以牵牛干一天农活。而头天晚上，爷爷都帮母亲铡谷草，给牛备草料。

我4岁那年，母亲生了妹妹。我在街上玩儿，一进家，奶奶就说：“快去看，你娘捡了个小妹妹。”我进屋看了一眼，没好气地对母亲说：“你捡她干什么？你这么忙，还得带她，多累呀！”累归累，可活还得干啊。 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俩孩子，我就被送到了大埝村外婆家。1951年，我六岁，二舅说我该上小学了，就去村里的小学校给我报了名。可是，去的晚了，课本没有了。大舅用白报纸给我钉了个本子，在油灯下一笔一画为我抄了个课本。在班上，我年龄最小，加上人家大多数姓翟，只有我姓梁，感觉孤立，上学兴趣不大，一学期下来，只认识了有限几个字。第二年被接回县城，重读一年级。

1953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很快，从上到下刮起了一股离婚风，理由当然是反对包办婚姻。身在朝鲜前线的父亲也不例外，来信提出离婚。母亲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尽管一百个不乐意，也不肯说“不离”这样的话。她离婚不离家，为了我们兄妹，从未考虑再婚的事，对爷爷奶奶，她依然尽心照顾。爷爷说，“她不离婚是儿媳妇，离婚了就是我亲闺女。”对贯彻《婚姻法》，母亲有自己的理解。她说：“反对包办婚姻，我完全赞成。夫妻有没有感情，当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她的几个小姐妹，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母亲都劝她们找男方当面理论理论。邻居王银焕大妈和黄家表姑，都听了她的话，去部队找男方“理论”，结果婚都没离。她们事后问我母亲：“你为什么不去找梁树人理论？”母亲说：“我是想去，可是他在朝鲜，我没法出国呀！”

离婚以后，母亲改名翟景英，决心跟旧我决裂，靠一己之力，把我和妹妹拉扯大，给爷爷奶奶一个少操劳的晚年。她白天下地干活，夜里去上夜校，很快取得了高小毕业证书。她又利用冬季农闲，去林堡缝纫学校学了门裁缝手艺。1955年加入农业合作社以后，她白天下地参加集体劳动，晚上接活缝制衣服，一件上衣收五角手工费，一条裤子四角，每月有十几元收入，可以供我和妹妹上学，还可以给家里买点油盐酱醋。那时候过年，几乎家家都要给孩子做新衣服，所以一进腊月，母亲就日夜忙碌，顾不上吃饭，也很少睡觉。一连好几年，我家的过年饺子都是邻居婶子大娘帮忙包的。

三

1958年，我上了初中，母亲送我到蠡县中学住校。在新生宿舍，遇到了仉村来的同学于跃龙。跃龙的母亲彭姨是村妇女主任，每次到县城开会都住在我家，成了母亲的好友。跃龙管我母亲叫大姨，十分亲切，经常来我家玩，后来毕业参军，每次回来探亲，都会到我家看望大姨。当然，常来的不只是一个于跃龙，还有和我要好的齐文啟、王洪哲，他们知道母亲单身，就以娘家侄儿的身份，称她姑妈。母亲对他们，如同己出，终生与之保持着密切联系。

初一开学不久，全民大炼钢铁，我们步行120里去定县城西安营扎寨，垒小土炉炼铁，母亲也参加公社的缝纫组去了曲阳的王快水库工地。母亲和几位阿姨，白天与别的民工一起担土筐、推小车修筑大坝，晚上挑灯夜战，为民工缝补衣裳，深受民工的爱戴和欢迎。她被县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奖状。奖状和我的“三好学生”奖状一起贴在家里的土坯内墙上，1963年下大雨，破房子漏得一塌糊涂，奖状都泡汤了。

1960年，大饥荒来了。公社大食堂停火，家里也没有多少存粮，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我在学校的口粮定量，也一减再减，最后维持在每月18斤，天天饥肠辘辘，两手两脚长满了冻疮。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中毕业，我们的户口从集体户迁回生产队，这意味着，如果考上高中，要从家里背粮食到粮站换粮食指标，才能在学校入伙。家里的口粮捉襟见肘，哪里有粮食供我换指标？我下决心不参加中考了。我已经16岁了，应该替母亲分担一点了，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能挣六个工分，多少能减轻她一点负担。母亲坚决不同意我的想法，她说，再苦再难也要供我上学。我说，眼下最重要的是生存，多上几年学并不重要。母亲见无法说服我，索性不吃不喝，以泪洗面，爷爷急得要揍我。我只好退一步，答应参加中考，不过我有个条件，如果考上高中，就走读，不去住校，一家人在一起吃糠咽菜，不再为粮食指标发愁。就这样，我在蠡县中学又读了三年高中。

1962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也是最难熬的一年。由于长期吃不饱饭，一家人都十分虚弱。家里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已经卖完，换了吃的。我到家住博野的大姑妈家“打饥荒”，只抱回俩南瓜，母亲翻出压箱底的嫁妆，步行一百多里路，去西部山区换回一点黑枣和柿饼，一两天就吃光了。刚上初中的妹妹，饿的走不动路，一向刚强的母亲，实在无法养活我们兄妹，只好破例写信向离了婚的父亲求救。父亲给上级写报告，请求让妹妹来北京照顾年老病重的奶奶，得到上级批准。接到父亲的回信，母亲和我商量，怎么把妹妹送到父亲身边。我提议，放假以后，请一位去北京的老师把妹妹带去。母亲问我：“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老师呢？”我说：“李彬媛老师在北京有亲戚，她常去北京过年，我去问问她。”李老师答应得很爽快，妹妹被带去北京上学，两年后，我参加高考，考入北京大学。1964年11月，母亲第一次来到北京，住在和平里亲戚家里。奶奶拄着拐杖去看望她，我和妹妹陪她逛了颐和园，还在知春亭旁边吃了一碗汤圆。母亲满意地说：“今天逛了万寿山，死了都不冤！”我说：“不能死，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四

我和妹妹离开蠡县以后，母亲的负担减轻了，人也好像年轻了不少。我们回乡探亲发现，母亲身边经常围着一些女孩子，年龄和我的妹妹差不多。其中有王小雪、贾凤芝、沈丫、张桂玲，还有我的未婚妻谷建华，她们跟母亲学做针线活儿，帮母亲打水，搞卫生，干自留地里的农活儿。母亲总是乐呵呵地说家里一切都好，非常知足。时间过得很快。1968年，奶奶病重，多次要求叶落归根，我和父亲把奶奶送回老家，交给母亲。母亲衣不解带地照顾了奶奶三个月，陪她走完了最后的岁月。1967年，妹妹进北京青云仪表厂学徒，两年后被派去陕西汉中参加三线建设。我在1970年春天面临毕业分配，母亲来学校催我回家结婚，被工宣队的师傅一句许诺打发回去了。不久，我被分配到北京军区唐山军垦农场锻炼，未婚妻也被推荐去石家庄上大学。1972年12月，我进修结业，分配到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谷建华也毕业回乡待分配，我们抓住机会，在老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母亲这时候终于“熬成婆”了。不过儿子女儿都不在身边，儿媳也是放了假才回来看看。母亲和爷爷的日子，过得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身体不如从前，常犯头晕，头发也全白了。1976年冬天，我出差回北京，发现母亲住在公安大学妹妹的婆婆家里。妹妹的儿子是早产儿，只有三斤体重，母亲赶来伺候月子。妹妹休完产假要回汉中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不行，母亲只好跟着去汉中。爷爷在家没了依靠，只能投奔在石家庄军分区的父亲。背井离乡，去照看一个早产孱弱的外孙，其甘苦劳碌，只有母亲本人知道。我的儿子是1975年出生的，当时请岳母来伺候月子。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岳母刚离开家，内兄突然病逝，嫂子改嫁，三个孩子无人照顾，只能让岳母回家。1978年，妻生二胎，母亲挎着一大篮子鸡蛋从汉中赶来，开始了她为期九年的随军家属生涯。

那时候我们在乌鲁木齐北门附近的老评剧团家属院，住在一座摇摇欲坠的二层土坯小楼上。生活用水靠院子里的一个水龙头，提上楼一桶水，要提下去多半桶污水；取暖做饭用煤，提上楼一桶煤要提下去半桶煤灰。这还不算什么，土坯墙缝里藏着不知道多少蜱虫，捉不胜捉，母亲的脸和女儿的脚都被蜱虫咬过，肿起巴掌大的红包，痛痒难耐。我们夫妇收入不多，也就刚够吃饭，母亲经常抱着孩子去附近的菜店买一两毛钱的堆菜，省下钱来给孩子买些牛奶。她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1979年，中越边境开战，西北边境的苏军排兵布阵进行策应，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家属院里人心惶惶。不少老人吵着要回内地，火车站人山人海，一票难求。此时，我要出差去伊犁边防一线。临走时，母亲严肃地与我谈话。她说：“后指刚给家属开过会，局势很紧张。一旦有事，我带俩孩子跟后指转移，我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跑反我有经验。建华得照顾学生，你是当兵的，不用我说什么，国家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你不能怕死，怕死不是我儿子！”有这样浩然正气的老母亲坐镇，我趴在一线战壕里，面对近在咫尺的对方坦克，心里坦然得很。

我的家离军区招待所很近，从边防下来探亲、出差的战友，经常来我家串门。也有在边防的战友亲属来队，委托我去接站，我常带来人到家吃碗老母亲做的热汤面，再送去招待所。受到我老母亲热情招待，来的人就更多了。有的战友干脆在我家打地铺，不去招待所过夜。战友们说，我家就是不在编的兵站。前年我回老家去，参加在新疆当过兵的战友聚会，遇到一位叫李小军的战友。他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一件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事。他说，那年他在军区总医院学习，曾到过我家，给老人带去一块毛布料子做见面礼。没想到我母亲说：“小军别走，我还有点事。”他坐了一个小时，母亲竟用那块布料给他做了一件中山装。对他说：“你穿上试试。有件便衣，你出门方便些。”这事让他感动不已。我说：“有这种事？”小军说：“千真万确，我一直想报答大妈，可惜总没有机会。”我说：“逢年过节，有战友给我捎羊肉，捎罐头，我连是谁给的都搞不清楚，谁报答谁啊！”

母亲是个老裁缝，我的战友，街坊邻居，妻子的同事和朋友，没有不知道的。或缝缝补补，改旧衣服，或做新衣服，她都有求必应，而且从不收钱。军区文化部有位搞美术的女同志，找到我母亲，说：“大妈，我设计了一身新式女装，你能不能给我做一套？”母亲遂了她的愿，她穿上新衣服四处炫耀。中国人讲礼尚往来，母亲帮助的人不少，所以逢年过节，家里总能收到成堆的点心。

五

1986年12月，我接到转业命令，12月29日，一家五口上了开往北京的70次列车，1987年1月2日，住进了海淀区温泉镇的中央档案馆。在四楼宿舍安家后，孩子去白家疃小学上学。行政处给了一块大约20平方米的菜地，又在靠近北墙的地方垒了个鸡窝。这下子，母亲除了做饭，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菜地里，育苗，栽秧，浇水，捉虫，搭架，种了韭菜、豆角、黄瓜、青椒、萝卜、白菜，全家人的吃菜问题基本解决。剩饭剩菜拿来喂鸡，每天收获三四个鸡蛋。母亲多年的老朋友从东炼赶来看她，母亲带她去菜地参观自己的小菜园，展示即将收获的大白菜，兴奋得合不拢嘴。白家疃供销社，离家不过300米，母亲常去买些日常用品，逐渐与住在附近的几位老人成了朋友，时有交往。过春节，家里来了一对老夫妇，还带来了伴手礼。我家人头一次吃到了当地的美味小吃咯吱盒。

母亲很喜欢档案馆的生活环境，对这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印象颇佳。她想为这个新的环境和这里的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思来想去，她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她在档案馆的家属中找到两位志同道合的阿姨，决定办个缝纫组，义务为职工和家属服务。她们找到行政处的领导，领导大力支持，借给她们三号楼的门房，从此，这间空余多年的门房，不时传来缝纫机的哒哒声和三位老姐妹的欢声笑语。

1992年，为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特别是居住西山职工的子女入学困难，中央档案馆与青龙桥街道合作，在骚子营的中央党校东墙外建起了一栋宿舍楼。机关分给我一套一居室，母亲就带着孙子孙女住了进去。那里离西山馆区有七八公里，我和爱人只能在星期天休息的时候才能去看看他们。这个家事无巨细，就全靠母亲打理了。她每天买菜做饭，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孙子上完高中，考入大学；孙女读完初中上了高中，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母亲也明显地衰老了。我曾满怀愧疚地对母亲说：“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累了。”母亲却说：“不要这么说，跟你这20年是我一生最舒心的日子，每天吃大米白面，不愁穿的，不愁烧的，不怕刮风下雨，这还不是享福吗？”

从“三年困难”时候起，母亲养成了记账的习惯，从新疆到北京，一直坚持。她用人家裁下的纸边，钉了个小本子，每天坚持记流水账，交给她的生活费，每天的开销都一笔不落，记得一清二楚。妻子说：“别记了，没有人查账。”她却说：“不行，得记，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后来我发现，她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针对我，是为我做个好样子。1998年，我分得惠新西街五号院的一套小三居，一家人又能住在一起了。有一次下班回家，一进门母亲就问：“有人给你送来一箱酒。他求你办什么事？”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母亲接着问：“这酒你怎么处理？”我答应调查清楚，给母亲一个满意的答复。母亲说：“我知道你管钱管物，公家的便宜咱一分钱不能占。我不能看着你犯错误。”那个认真严肃劲，和那年战备期间与我谈话时一模一样。第二天，我了解到是我们招标时一家投标单位的人干的。我立即给他们打电话，限一天之内把酒拿走，否则取消评标资格。回家后，我向老母亲保证：办事坚持公道、公平 、公开，一不收礼，二不吃请，三不私下交易。

2003年7月3日，母亲突然发病，住进了医院，次日，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从手术室出来，她就问我：“交了多少住院押金？”我如实回答：“两万。”母亲说：“你没有这么多钱。是借了公款吧？你是管钱的，会计不能不借给你。可是哪能自借自批啊？你找谁批的？”我说：“请主管副局长批的。我会尽快还上，你放心吧。”母亲说：“你欠着公款，我怎能放心？我大衣口袋里有三千块钱，是你妹妹寄给我的，抽屉里还有我从生活费里省出来的一千多，你回家找一找，下月发工资，你赶紧还账。”化验结果出来了，母亲患的是胆囊腺癌，手术后半个月，陷入深度昏迷，8月3号，母亲永远走了。在殡仪馆遗体告别的时候，我哭着告诉母亲：“娘啊，你放心走吧，公款已经还上了。儿子今生绝不做让你不放心的事。”

我退休后，参加老年大学的文学班，学习写诗填词。2017年恰逢母亲节，我回忆母亲，填了一首《行香子》：

儿作习题，慈母缝衣。灯如豆、月影天西。茅屋清冷，睡眼迷离。  听寒蛩唱，野犬吠，缝纫机。

三十年后，司长家里。高堂在、百毒难欺。刨根问底，慈颜无私。

护清白身，松竹节，品无蚀。

               2025年12月18日，记于天津华苑地华里寓所

作者 梁志刚，河北蠡县人，1945年生，中央档案馆退休人员，《季羡林全传》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