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关系论
——《金瓶梅》研究之八
李千树
《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关系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一个重要且复杂的议题。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衍生”或“改写”，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对话与重构，体现了从“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的重大转折。
一、表层关系：“借枝开花”的故事引线
《金瓶梅》的创作直接从《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回至二十七回“武松故事” 中截取了一个片段作为起点。具体而言：
1. 共同的情节起点：武松在景阳冈打虎后，成为阳谷县都头，发现嫂嫂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毒杀武大郎。武松为兄报仇，却误杀李外传，被发配孟州。
2. 关键的叙事分岔：在《水浒传》中，武松归来后，直接杀死潘金莲与西门庆，快意恩仇，完成了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在《金瓶梅》中，武松首次复仇失败，被刺配远方。这一“错过”为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故事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整部书由此转向对一个家庭、一个市井社会的详尽描绘。直到全书临近结尾（第八十七回），武松才归来完成复仇，此时早已物是人非。
二、深层关系：文类、主题与美学的根本性转换
这是二者关系的核心所在，体现了小说史的内部革命。
我们试从以下几个纬度，对《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和《金瓶梅》这部“世情小说”进行比较研究:
从核心主题看，前者为官逼民反，替天行道，英雄聚义，忠奸斗争。 后者为世态炎凉，欲望沉沦，家族兴衰，人性复杂。
从世界图景看，前者是理想化的江湖与庙堂，善恶分明，充满传奇色彩。后者是写实性的市井与家庭，一片灰色的欲望人间，无英雄亦无净土。
从人物塑造看，前者为类型化、功能化的英雄好汉，性格鲜明但相对固定，为“义”的理念服务。后者为立体化、心理化的世俗凡人，性格复杂、充满矛盾且随环境变化（如西门庆的贪欲、精明与偶尔的“仗义”）。
从叙事重心看，前者是外部的、宏大的社会冲突（战斗、起义、招安）。后者是内部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宴饮、偷情、算计、生育、疾病、死亡）。
从道德视角看，前者乃鲜明的道德评判，好汉虽有缺点，但整体代表正义。后者则冷静的暴露与悲悯，不作简单臧否，展现欲望如何吞噬人，又渗透着对生命无常的终极关怀。
从美学风格看，前者阳刚、粗犷、诗意，充满动作性与戏剧性。后者却阴柔、细腻、物质化，大量描摹器物、饮食、服饰、经济往来，充满感官细节。
三、创造性重构的具体体现
1. 人物的重塑与深化：
潘金莲：从《水浒传》中相对单一的“淫妇祸水”，变为一个出身悲惨、才情过人、却因欲望与嫉妒而步步堕落的复杂女性。她的形象承载了更多社会与人性批判的内涵。
西门庆：从一个被武松轻易杀死的普通好色之徒，扩展为集商人、官僚、恶霸、情夫于一身的晚明社会核心人物。他的发迹变泰史，是理解全书社会生态的关键。
武松：在《金瓶梅》中，其英雄光环被极大地削弱和延迟。他从快意恩仇的执法者，变成了一个被官僚系统阻碍、最终复仇也显得苍凉无力的悲剧角色，反衬出世情的冷酷与无常。
2. 从历史传奇到社会百科：
《金瓶梅》彻底抛弃了《水浒传》的历史框架（宋徽宗时期），虽托名宋代，实则描绘的是晚明社会的真实画卷。它将视角从梁山好汉的江湖，拉回到山东清河县的市井宅院，通过西门庆一家，牵连起朝廷权贵、各级官吏、商人、僧道、医卜、娼妓、帮闲等社会各阶层，构成一部鲜活的社会风俗史和经济生活史。
四、文学史意义
《金瓶梅》对《水浒传》素材的借用，可谓“借其形而舍其神”。它利用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外壳作为“安全”的起点，却迅速转向了全然不同的文学追求。这标志着：
中国古典小说关注点的根本转移：从讲述历史与传奇，转向摹写当下与日常。
叙事艺术的成熟：从线性、单元式的英雄故事，发展为网状结构、精心布局的世情巨制。
现实主义深度的开拓：大胆而无畏地深入人性的幽暗地带和社会的复杂肌理。
总之，《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关系，是一次深刻的文学“断裂”与“超越”。《金瓶梅》以《水浒传》的片段为“酵母”，发酵出了一片全新而浩瀚的艺术世界。它不再关心英雄的功业与道德的绝对胜利，而是沉入世俗生活的深渊，冷静地凝视欲望的膨胀与人性的沉浮，从而开创了中国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世情书”传统。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世情小说”从“英雄传奇”母体中脱胎而出的宣言。
2025年12月16日于济南市中区区委党校“山东诗词学会市中区诗词研学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