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海南儋县白马井镇，海风裹挟着渔盐气息，拂过镇上的青石板路。在一户书香人家的院落里，婴儿的啼哭划破清晨的宁静，主人万禧——这位留洋归来、在当地颇有声望的教书先生，为孩子取名“万真”，寄予着对孩子真诚做人、正直一生的期许。谁也未曾想到，数十年后，这个孩子会在烽火岁月中书写一段悲壮又光辉的革命人生。

       万真的童年，浸润在父亲的书香与白马井的海风里。父亲万禧常教他诵读诗文，讲述家国故事，小小的万真心中，早早埋下了对家国的热爱。1932年，11岁的万真从白马井涌泉小学毕业，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华侨第二中学。远离家乡的日子里，他并未感到孤单，因为在这里，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其中就有后来与他相守革命岁月的王琼。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日军的铁蹄步步紧逼，山河破碎的消息不断传来。万真与王琼等爱国华侨进步青年，常常聚在教室的角落、校园的树荫下，激烈地讨论国家大事。每当谈及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眼中满是愤怒与不甘，“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的誓言，在一次次讨论中愈发坚定。课余时间，他们走上街头，拿着自制的传单，向过往行人宣讲抗日道理，用稚嫩却有力的声音，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一年，万真高中毕业，满心都是为国效力的迫切愿望。他毅然放弃了留在重庆发展的机会，收拾行囊，踏上了返回白马井的路途。回到家乡，看到熟悉的渔帆、亲切的乡邻，万真更坚定了守护这片土地的决心。姐夫潘云汉是当地抗日活动的组织者，得知万真归来，便邀请他加入抗日宣传队伍。万真二话不说，立刻投身其中。

       此后的日子里，万真与谢凤安、吴明、吴浪渡等伙伴一道，背着简单的行囊，深入白马井周边的农村。他们走过泥泞的田埂，踏进简陋的农舍，用乡音向农民们讲述日军的侵略暴行，传递抗日必胜的信念。农忙时，他们还会帮农民插秧、收割，在劳作间隙开展宣传，渐渐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与支持。

       1938年初，听说国民党军官学校在琼东县招生，万真与好友潘江汉满怀希望地前去报考。他们渴望穿上军装，奔赴抗日前线，亲手打击日寇。可到了报名现场，却被告知需要殷富人家的担保才能参加考试。两人出身普通，根本无法找到这样的担保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悻悻而归。这次挫折并未让万真消沉，他深知，抗日的道路不止一条，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能为国家贡献力量。

        同年4月，白马井民众抗日后援会成立，潘云汉担任负责人，万真、吴明、潘江汉等成为骨干成员。后援会成立后，抗日宣传活动愈发频繁。万真与伙伴们走上街头，站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声情并茂地演讲。他们的声音沙哑却充满力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驻足聆听，不少群众深受鼓舞，主动加入到抗日宣传的队伍中。

       不久后，进步报刊《新华日报》从海口传入儋县。潘云汉立刻组织万真、吴明、潘江汉等人阅读，报纸上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以及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报道，让他们备受振奋。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消息，他们连夜抄写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第二天一早贴在镇上的显眼位置。每当看到居民和渔工围在抄写的文章前，认真阅读、热烈讨论，万真心中便充满了成就感。

       除了抄写报纸，万真还利用深入群众的机会，收集当地的抗日民歌、抗日故事。渔工们在海上与日军船只周旋的机智经历，农民们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家乡的英勇事迹，都被他一一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小册子。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字，更能引起乡亲们的共鸣，成为抗日宣传的有力工具。

      1938年5月，一封来自重庆的书信，为万真的人生带来了新的转折。信是王琼写来的，她告诉万真，复旦大学因上海沦陷已西迁到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希望他能回重庆华侨中学复习，报考复旦大学。这个消息让万真激动不已，他深知，进入大学深造，能学到更多知识，将来为抗日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告别父亲和并肩作战的伙伴，万真再次踏上前往重庆的路途。回到重庆华侨中学，他一边紧张地复习功课，一边不忘向身边的同学和老师分享在白马井收集的抗日故事。那些真实感人的故事，让同学们深受触动，爱国热情愈发高涨，大家纷纷表示，毕业后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国家尽一份力。

       同年秋天，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坚定的信念，万真成功考取复旦大学新闻系。踏入复旦校园的那一刻，他心中满是憧憬。当时的复旦大学，汇聚了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等一大批著名教授，师生们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大旗，积极开展各项救亡运动，成为大后方坚强的民主堡垒。

       在复旦的日子里，万真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课堂上，他认真聆听教授们的讲解，深入学习新闻专业知识；课后，他泡在图书馆里，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刻苦学习英语和阿拉伯语，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勤奋，很快就能用这两种语言与他人顺畅交流。

      万真深知，光有知识还不够，要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必须投身革命实践。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救亡活动，在游行队伍中高举旗帜，在宣讲会上慷慨陈词。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在他们的介绍下，找到了复旦大学的地下党组织。从此，万真经常参加地下党组织的集会和讨论，听党员们讲述革命理论和斗争经验，接受爱国主义熏陶。他愈发向往中国共产党，立志要为党的事业、为民族独立奋斗终身。

       万真的积极表现，得到了复旦大学党支部的重视。党支部派党员与他谈心，肯定他的爱国行为，引导他树立更坚定的革命信念。1942年5月，离毕业还有一个多月，新四军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充实部队。在复旦大学党支部的动员下，万真毫不犹豫地报名，与一批热血青年一起，奔赴敌人的后方，加入新四军。

      经过长途跋涉，1942年6月，万真终于抵达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旅部茅山根据地。旅部了解到他的专业背景后，安排他从事宣传工作，同时以记者身份深入各个团，报道新四军抗击日寇的战斗事迹。在战场上，万真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战壕之间，记录下战士们英勇作战的瞬间，写下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报道。这些报道刊登在部队的报纸上，极大地鼓舞了新四军官兵的士气。

      得知万真参加新四军的消息，刚刚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琼，毅然放弃了在重庆的工作机会，辗转多地，直奔万真所在的新四军第6师16旅部。当两人在根据地重逢时，所有的思念与牵挂都化作了眼中的泪水。旅部特意将王琼安排在宣传部门，与万真一同工作。从此，这对革命伴侣并肩作战，白天，他们一起深入前线采访、撰写稿件；夜晚，他们在煤油灯下校对文章、印刷小报。在烽火岁月中，他们的感情愈发深厚，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新四军第6师16旅的日子里，万真和王琼见证并记录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1943年4月，国民党顽军向溧阳、溧水地区进攻，第16旅被迫自卫还击。万真跟随部队奔赴前线，将战士们奋勇杀敌的场面转化为文字，激励着更多人投身战斗。10月，日军向苏浙皖边发动进攻，国民党军不战而退，万真又随第16旅尾击日军，见证了部队收复溧阳、溧水、长兴等县广大地区的辉煌战绩。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中华民族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加强后方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从新四军选派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到延安，充实革命力量。万真和王琼因在宣传工作中表现突出，被新四军总部推荐前往延安。

       1945年9月，在党组织的掩护下，万真和王琼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新鲜与振奋。抵达延安后，万真被分配到《解放日报》担任记者，王琼则分到王震三五九旅宣传部门工作。虽然两人不在同一单位，但他们通过书信传递思念，分享工作心得，交流接受革命洗礼的感悟。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万真始终坚守岗位，及时宣传党的政策，报道延安的建设与发展，他的工作表现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

      1946年春，党中央与琼崖纵队的联系中断，急需派一批熟悉海南情况的干部前往海南，加强琼崖纵队的力量。万真是海南儋县白马井人，熟悉海南的风土人情，又有丰富的宣传和革命经验，且身为报社记者，便于与党中央保持单线联系。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万真回海南工作。接到任务的那一刻，万真没有丝毫犹豫，尽管他深知此行充满危险，但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家乡的解放，他毅然踏上了归途。

       从西安坐飞机到香港，再从香港坐车到广州，最后辗转回到海南，万真历经艰辛，终于抵达目的地。为了隐蔽身份，他先在琼山小学担任老师，暗中打探琼崖纵队的消息。十多天后，他终于找到琼崖纵队总部，向负责人表明身份和来意，得到了对方的肯定。随后，琼崖纵队安排他在中共琼崖地区机关报《先锋》担任记者，后来又调任中共琼崖特委（党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编辑。

       在海南工作期间，万真始终兢兢业业，凭借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将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及时传递党中央的声音，宣传琼崖纵队的抗日和解放斗争事迹。他还曾前往西区，与西区地委书记兼琼纵一总政委吴明一同开展土改工作。万真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农村现状的土改建议，为推动西区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得到了吴明的高度认可。

       然而，命运却在此时给了万真沉重一击。由于党中央与海南琼崖纵队长期联系不畅，万真的身份无法得到及时核实。加上两件事，让琼崖纵队政治部对他产生了怀疑：一是万真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写信给中共中央南方局驻香港机构汇报工作，这在当时的环境下，被一些人误解为与外界有不正当联系；二是四十六军进驻海南后，万真到琼纵一个连队了解士兵情况，却被怀疑有特殊目的。更不幸的是，当时“学联冤案”正在蔓延，万真因曾在复旦大学参与进步活动，也受到了株连。

      1949年，在没有充分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万真被认定为“特务”，在五指山毛百镇毛兴坡尖村被错杀，年仅28岁。临刑前，负责行刑的广西籍士兵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万真平静地说：“我没有罪，只可惜我还年轻，没能好好孝敬父母。你们今天杀了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即便身陷绝境，他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没有透露半句与工作相关的机密。要知道，当时在“学联冤案”中，不少人承认自己是“特务”后便免于死刑，但万真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违背初心、玷污自己的信仰。

       万真牺牲后，远在重庆的王琼始终没有再婚，她一直牵挂着万真，却迟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1951年，已经在暨南大学任教的王琼，偶然得知万真被害的噩耗，悲痛欲绝。但她没有被悲伤击垮，而是立刻联系上万真在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任教的复旦大学同学，一同前往海南，寻找万真被害的真相。

       他们找到了当年负责行刑的士兵，从他口中了解到万真临刑前的情景，更坚定了为万真平反的决心。随后，王琼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详细陈述万真的革命经历，请求为他平反昭雪。这封信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经过深入调查，终于确认了万真的身份——他是党中央派往海南执行特别任务的优秀干部，与党中央保持单线联系，所谓“特务”一说纯属冤案。

       1953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广东省委、海南区党委联合下发文件，为万真平反昭雪，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得知儿子的冤案终于得以澄清，年迈的万禧老泪纵横，写下了“有冤不白今朝白，从此不言又少恩。痛尽八年流泪眼，不叫人知有啼痕”的感怀诗，字里行间满是悲痛与欣慰。

       2003年4月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在海口金牛岭公园举行隆重的烈士安葬仪式，将万真、林书岭等被“学联冤案”株连的三十一名烈士，从五指山、白沙等地迁移到金牛岭革命烈士公墓。那天，年事已高的王琼也来到现场，当看到万真的遗物时，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失声痛哭。在场的人们无不为她对万真数十年如一日的深情所感动。

       如今，在万真的出生地白马井三江巷，父老乡亲们将他的照片与潘江汉、潘云汉、吴明等为海南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名人照片一起，挂在老人院的墙上。每当有人驻足观看，老人们总会深情地讲述万真的故事，让世世代代的白马井人铭记这位从家乡走出的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