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白发

作者：赵庆熙

我的妈妈是盐场工人，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从我记事开始见她总是拖着垂到腰际的大辫子在滩上在家中忙前忙后，一刻不停。

我第一次发现妈妈的白发是在爸爸刚去世的日子。那是一九七四年初夏，我高中刚毕业，实际上不算毕业，因为父亲去世时我的毕业证书还没有拿到，直到半个月后同学才把毕业证书送到我手中。我爸爸去世很突然，从发病到离世只有一周时间。安葬好父亲我回到家中无意间发现满脸憔悴的妈妈发际间有几丝白发，那一年妈妈只有四十岁。

父亲的离世，我们都感到很突然，那时我们兄妹六个，只有二十一岁的大哥下放在响水大有农场，十九岁的我高中刚毕业在家待业，四个弟妹最小的才九岁，面对如此繁重的家庭生活负担，妈妈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晚上，弟妹们上床休息了，我来到妈妈的床前告诉她，父亲在弥留之际交代我两件事，一是三个小弟妹要让他们上学。大妹已经十六岁了，因为父亲长年生病，家中生活困难，她就一直没有读书。大哥下放在农场指望不上了，我高中毕业了，父亲让我负责督促他们认真读书。二是有钱要把家中欠的账还清。我将父亲交给我的账单拿出说给妈听，这是父亲记录这些年来他生病住院亲友资助的钱粮清单，共欠钱二百零三元，粮票八十六斤。妈妈补充说，这次去医院几家亲戚又帮助支付四十六元。我随即将这些记在父亲交给我的账单上，随后我安慰妈妈说：“三个弟妹的学是要继续上，欠的钱和粮票我来负责还，我现在毕业了，可以挣钱还账，让妈放心。”

第二天，我就挑着漂篮，（漂篮是装鲜虾皮的工具，六十公分高，八十公分直径的圆形竹筐，筐外绑上几个大葫芦，使筐漂浮在海面。）带着虾皮网，到海边推虾皮，开始挣钱还账了。

一个月以后，一天我从海边推虾皮回来，看见妈妈背后长辫子没了，剪了个短发，妈见我盯着她头发看，就解释说，辫子长碍事，平时没时间打理，就把它剪了。

暑假结束后，三个弟妹按时去学校上课。

一天我拉平网回家妈妈告诉我，西港小学校长李大洛托人带信，学校缺教师，他请我去代课，三十二元一个月，问我是否愿意干。李校长我当然知道，他是我上小学时的老校长。我听后当即表示，只要有钱挣，我当然愿意干。

为了尽快还清欠账，妈妈还找到圩子的生产组长，让十六岁的大妹到盐滩干临时工，每天也能挣一元二角钱。

这样一来，妈妈就最忙了，她白天要上班，一家早、中、晚饭她还得挤时间做，即使有大妹帮衬，她每天也累得够呛。我们看着心疼，劝她多休息，她却说，一家人等着吃饭呢。

春天来了，本来学校还要我去代课，可这时我们圩子生产旺季要招壮劳力做季节工，每月工资四十八元。这样我又在我们圩子中做季节工。

我毕业在家待业一年，母亲带着我和大妹辛苦努力挣钱，总算把外欠的二百四十九元钱和八十六斤粮票还完。

一九七五年八月我被安排下放农场，（场知青办领导说我同意下放农场，可以安排我十七岁的大妹工作）我当然愿意，妈妈心中虽然不舍，也只能含泪帮我整理行囊。

记得去农场后第一个中秋节回家，妈妈听我说在农场每月三十八斤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在我回农场时把家中过节包的没吃完糖饼一股脑儿地向我包里装，还不停叮嘱我，饭票不够吃就回家来，我给你蒸馒头带着吃。农场活重，千万别饿着、累着。

就这样，我下放农场几年间，每次探家回农场时，妈妈都会做几块大饼或蒸一锅馍头让我带回。

一九七九年底，母亲退休了 ，按国家规定，盐工是重体力劳动，男五十五岁、女四十五岁可以退休，我顶替母亲的职，回到盐场做盐工。几年下来，再细看妈妈已是两鬓斑白了，她才四十五岁呀，可以想得到，这几年间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这是我第二次发现妈妈白发，她的白发比五年前增多了。

我在盐滩做了一年学徒工，第二年转正后我就被调到场农工商公司做团总支书记。这一年我三弟高中毕业安排了工作，二妹初中毕业也就业了，只有最小妹妹正在读初中，我和大哥（大哥从农场已调回盐场工作）、大妹都已成家。退休的妈妈应该松口气，在家休息了。

然而，闲不下来的妈妈又开始“折腾”了。她见我和三弟二妹都在辛高圩工作，小妹也在场中学读书，她一人在家没事干就提出到辛高圩帮我们兄妹三人做饭，我没同意，是因为没地方住。我在农工商单位是给我一间房，可岳父住在我家，三弟二妹都住集体宿舍，妈来住哪里？谁知她和三弟二妹约好，在辛高圩靠烧香河边找块空地帮她搭了个草棚住下，我知道后无奈之下又让朋友找点材料在草棚旁边加搭一个烧饭的地方。就这样我退休一年后的妈妈又当起了我们兄妹四个的免费“保姆”。

草棚虽然简陋透风，可我母亲却住着很舒畅，因为每天看着她的几个孩子围着她要吃要喝就是她最乐意的事。

那年年末，我的宝贝女儿赵婧降临了，这又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三个月后我爱人晁代花产假结束上班，（她那时在场物资供应科船队工作，每天开着机船向全场各生产小组送物资。）孩子就由我妈带，本来定好白天她带，晚上送回由我爱人带，但是她怕我爱人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休息不好影响工作（我那时在场党委做秘书，更没时间照顾孩子），她心疼儿媳，大部分晚上就不送孩子回来。可怜我们那几个月大的宝贝女儿，白天饿了奶奶喂米粉（那时奶粉没普及，即使有地方卖，我们也买不起），晚上奶奶搂着睡草棚。想起这些，我们夫妻都觉得愧对老妈，我们是不孝之子，而对几个月大的孩子而言，自己又是不称职的父母，心存愧疚。

那段时间，我妈白天带孩子，还得负责做几个人的饭，晚上要哄孩子，很难睡个安稳觉，可她并不嫌累，还在我们面前沾沾自喜地说：“你看我把你们家孩子带得多好，没病没灾，没有头疼脑热的，长得跟小精灵似的，还不到一周岁就会叫奶奶呢。”也是的，这孩子对奶奶比对我们这父母还亲。我还听二妹讲一次晚上她到妈妈这里看看，见妈搂着孙女睡着了，她就悄悄把小侄女抱到自己怀里休息，哪知半夜妈妈打算给孙女喂米粉，发现怀中没了孩子，登时吓得哇哇大叫，还认为孙女被人偷走了呢。

一九八三年夏天，我被推荐报考江苏省委党校被录取，八月底我去学校报到前去向妈妈辞行时说，我要去南京上两年学，妈问我毕业还回来上班吗？我说回来是一定的，在不在徐圩上班不一定，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我又对妈说我不在家，你带婧儿搬到我那住吧，草棚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住着也不安全。妈说不去，草棚住习惯了，漏雨有你弟妹们修修就行，倒是二子你，妈红着眼睛对我说：“以后不管到哪儿都要记住你是盐工后代，盐场是你根，徐圩是你家，要常回家看看，我就在这草棚里等着你。”

听母亲朴实言语，我觉得特别心酸，儿子无能，至今还让母亲住在草棚。

然而世事难料，一个月后就发生变化。九月底，一场下了一夜大雨让我爱人小晁坐立不安，母亲的小草棚怎么样了？她披上雨衣、冒着大雨赶到堆边母亲住的草棚，只见草棚内水漫过脚面，母亲怀抱孙女坐在床上，边上还有一只脸盆在接着不停滴漏的雨水。我爱人含着泪水将奶孙俩接到家中放下，又一个人冲回雨中，找到了时任场长徐士珍家中，含泪讲述了我母亲住了几年草棚，以及夜里遭暴雨侵袭草棚漏雨的惨景，徐场长夫人滕姨和小晁一个单位工作，她忙向徐场长介绍说是你秘书赵庆熙的爱人，徐场长听说后很吃惊，赵庆熙爱人？母亲住了几年草棚？他有点不解自语道，怎么从未听庆熙说过呢。这时小晁在一边无奈地说，他一个小秘书，敢在您场长面前提自己的私事吗？就像我，孩子出生三个月就断奶交给婆婆带，因为白天我要出船向圩下送材料，晚上不知几点到家，现在孩子都快两岁了，还和她奶奶一起住草棚。现在草棚毁坏，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徐场长忙问老人和孩子怎么样，当听说自已被小晁接回家，徐场长说：“你快回去照顾老人和孩子吧，你说的困难我们尽快想办法帮你解决。”

这次因祸得福，场领导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帮我母亲新建两间住房，（我母亲是盐场退休职工，理应享受住房），同时我爱人晁代花也由船队调到供应科做材料保管员。这些喜讯还是场办主任写信告诉我的这个正在党校学习的副主任。我当然特别感谢场领导的关怀和照顾。

两年后，我圆满完成党校学业回到徐圩，被任命为徐圩盐场党委副书记。晚上我去看望妈妈，正好家住妈隔壁的周奶在那串门，我向周奶问好，妈见到我特别高兴，忙说二子回来了，毕业了吗？还去学校不？一旁的周奶说：“老嫂子，你还不知道吧，听我们家那口子说，你儿子当官了，是场里的书记呢，还这么二子、二子的叫。”妈妈一听开心地笑道：“管他什么书记场长的，在我这里就是我的儿子。”过一会她又看了看我说，对哦，儿子长大了，不能再叫小名了。我微笑着对两位老人说：“没事的，你们老人随便怎么叫都可以。”

这时我再仔细端详妈妈，已经不是五年前的两鬓斑白了，而是黑白参半的花白老人了，妈妈老了，可我知道，妈妈其实刚满五十周岁。

按说这时候老妈应该享清福了，然而没有，她要帮我们家带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紧接着三弟结婚又有了孩子，老妈又一如既往地帮着带。

六十岁，老妈的头发全都白了，银发如丝。

七十岁，老妈终于消停一些了，第三代孩子已长大了。老妈已经做不动了，她还住在徐圩盐场为她盖的两间房子里（我弟弟几年前就在她房子边上建了几间住房）我们兄妹几家住在新浦，让她过来一起住，她执意不肯。说自己住清静。

二〇一三年五月六日，八十岁的母亲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按照她的遗愿，我们将她的骨灰和父亲的遗骨合葬在徐圩东山公墓，最终让离别三十九年的二老在天国再次相会。

我的父母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25年元月十六日写于南京江宁

作者简介：

赵庆熙：本科学历，做过代课老师， 农场农工、盐场工人、搞过行政管理，公务员退休。 喜欢文学，先后在省市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其中获奖文章十余篇，一九九0年与朋友合著《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新论》，由海洋出版社出版，作者任副主编，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连云港市作家协会会员。 二0二五年六月由中国图书出版社出版专著《平凡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