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答宋逸人先生

冯宝哲

       因为老家有点私事需要处理，回乡下待了多日，没有机会上博，怠慢了关心拙博的诸位，在此首先致歉。昨天回来才看到宋逸人先生10月8日给我的回贴，读后感到除了挥枪舞棒骂不绝耳而外，并没有多少值得讨论的新东西，实在令人失望。宋先生偏执的态度也令我有点担心，同不讲道理的人去讲道理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我实在缺乏这份耐心，也实在没有这个精力，做这种多费口舌的事，实非我愿，本当不予理睬，但考虑到有的朋友因为跟贴支持了我的观点而遭到谩骂，如果对此默不作声，我这个事中人反而成了局外人，那就太不够意思了。有鉴于此，只好耐着性儿写再答宋逸人先生。

宋逸人先生：

        因为多日没有上博，你10月8日的回贴我是昨天才看到的，迟复为歉。你能承认自已“糊涂到家”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你说“在各大论坛、博客上常常遇到删除自己留言的窝心事”，我劝你不必“窝心”，要想开点，窝心有伤身体，憋气对健康是不利的。你应当分辨一下被删的是宝贝还是垃圾。如果是宝贝，那是他不识货，失掉发财的机会，何该，不用为他惋惜；如果是垃圾，清除了有利于环境卫生，有何不好？你是主张自由的吧？你得允许人家有打扫自已网页的权利。至于你因此“一时不察，犯此张冠李戴的错误”，我觉得这与“张冠李戴”扯不到一起，也不是“一时不察”，你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时昏了头脑把猜想当现实而发出的不负责任的谰言呓语。

        我们本来是在讨论林则徐，不知先生出于何种目的，却扯出了与此无关的翁同龢、刚毅、张海鹏、刘国光甚至希特勒等，恕我直言，先生是企图把水搅浑，趁机摸上几条鱼儿，捞上几根稻草，我甚至怀疑先生另有所图，因为先生的许多言词已经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范围，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变成了对意识形态的声讨，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绪来看，先生可能具有改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宏愿，并且对现实是相当不满的，心中憋气，需要发泄。要发泄你可以自已开博啊，采用化名，在人家博上乱扔板砖，制造一点混乱，搞得大家不得安宁，算的哪门子本事与能耐？

       请先生不要忘记，我们讨论的是你在拙博的留言：“清朝的主战派与今天的极左派一样，对外界一无所知，但满口，‘政治正确’的话语，让主和派们无法防守。林则徐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看来王鼎也是。”细读先生回贴全文，仍然弄不懂何以能把林则徐同极左派联系起来，也弄不清主和派们于国于民的功德何在？

先生指责林则徐对外界一无所知，那么，请看事实：

         应该承认林则徐禁烟前，中国封建王朝仍以“天朝君临万国”的妄自尊大心态紧闭大门，国人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认为英国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清朝官员也称英国人膝盖不能打弯，所以拜见中国“万岁”就不能下跪。林则徐刚到广州时，也称茶叶、大黄是“制夷之大权”，相信夷人膝盖伸展不便，认为“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因此，他对英国发动战争的估计也是不足的。不过，林则徐和那些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的区别在于，他一旦接触到外部世界，便逐步发现和承认西方有许多长处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他在与侵略者斗争的实践中意识到自己西方知识贫乏、国人对王朝之外世界的无知，便急于改变“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的状况，于是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收集外文报刊、书籍进行翻译，以求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加深朝廷、国人对“西洋”的了解。近代思想家姚莹曾在《东溟文后集》中指出“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这种可悲的局面从林则徐开始有了改观。他虽然不懂外语，却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进行被当时顽固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林则徐夜夜仔细阅读，研究译文资料，还把译成中文的《澳门月报》编辑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5辑。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他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原来世界是这么大，还有这么多国家，有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鸦片战争失败，林则徐在被贬戍新疆途经镇江时，将这部书稿托付给前去为他送行的魏源，请魏源在此基础上，编撰出一部更全面、更详尽介绍外国情况的著作。魏源披阅十载，在1844年完成50卷本《海国图志》，1847年增补为60卷，1857年最后完成了100卷本。书中不但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概况，而且介绍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堪称当时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这部书一出版，就风行天下，为关心时务的知识分子所必读，成为后来中国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启蒙老师”。 

        先生还抬出了一个徐继畬与林则徐相抗衡，说林对徐进行排挤，以此证明林的极左，徐、林之间的个人矛盾，被上升到如此高度，真令人瞠目结舌。其事实真象如何呢？这事发生在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一位英国传教士和一位英国医生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租住了福州城内的神光寺。这件事引起了福州的绅士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将两位英国人立即赶走。福建巡抚徐继畬得知此事后，严厉申斥了办事人，为了避免发生外交上的冲突，一方面劝阻百姓不要找英人就医，另一方面阻止匠人去维修走风漏气、难避风雨的寺内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两位英国人不久就搬出了神光寺。回到福州老家休养的林则徐对徐继畬的做法不以为然，在京的福建籍官员则认为徐继畬的做法是不敢得罪洋人的妥协行为，不断地弹劾徐继畬。咸丰帝根据两广总省徐广缙的调查，最后以徐继畬“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理由将徐继畬革职并召回北京。就是这么一件事，徐、林之间的是非曲直自然可以讨论，但不能因此就乱扣帽子。应当看到，徐、林原来就有过节，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两个爱国者对于同一件事的认识角度、处理方式可能有所不同，由此而造成的误会或误解，也是正常情况，何需大惊小怪。徐继畬当时是福建巡抚，林则徐则是辞职还乡在家养病的老人，并非福州官吏，何来排挤之说？当然徐继畬作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对于他为民族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是应当肯定的，他以一部《瀛寰志略》给落后的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给予了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至于徐继畬是不是“真正的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我才疏学浅，实在是拿不准。因为获得这一称号的先驱者据我所知，就有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甚至还有说是黄遵宪的，而且似乎都有道理。要我看，不必要在究竟谁是睁眼第一人上过多纠缠，那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作为同一时代的人，不说具体事实，谁能说得清那一个人最先睁眼看世界。但是按这几个先驱者介绍外界著作的先后说，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刻印于1841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初刊于1843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初刻于1848年，而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则成书于1887年，他们之间谁是第一人不是很明显吗？ 

        先生还请出了曾国藩和李鸿章，把其推之为“真正促进中国转型”的人，并且为其被国人斥之为“卖国贼”而叫屈。曾、李是不是卖国，当然可以讨论，也许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确有自已的苦衷与无奈，他们所肩负的重任把他们推向了尴尬的境地，不明就里的人们出于爱国义愤，骂他们是卖国贼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没有必要过份较真。曾、李作为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历史贡献是应该承认的，但要说他们“真正促进中国转型”这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不要忘记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满清王朝，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

先生由于议论“卖国”进而义愤填膺地谴责起了“爱国贼”来。这使孤陋寡闻的我辈又开了一次眼界，“爱国贼”这个名词颇觉新鲜，我是前所未闻，不知先生对于“爱国”二字有何深仇大恨，以至于咬牙切齿地将其与“贼”字联系起来。先生没有说清中国十几亿人口当中有几个人“动輙要毁灭日本、打残美国，宁要台湾不长草也要收复台湾岛”，反正，我的周围没有发现这样乱喊的人，网上有没有？我没有搜索，不敢断定，即使有，它能有多大代表性，只是几个未谙世事的“愤青”罢了，犯得着这么大动肝火吗？

       先生指责：“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世界宣战而且达两次的国家”，敝人对历史缺乏研究，只知近代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参与国之一，但不知中国何时曾向世界宣战？据先生说“一次是慈禧太后向世界上最强大的11个国家宣战”，11个国家能代表世界吗？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宣的战想来先生是清楚的，这是发生在1900年的事，当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廷，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联合出兵北京，5月30日至6月8日各国侵略军近千人由天津陆续开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6月17日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6月14日下午，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率士兵出外寻衅，看到义和团练拳习武，毫不迟疑地下令开枪，打死团民约20人。

        原以为先生给林则徐扣极左的帽子，是一个反左的英雄，谁能料到先生对真正的极左派江青、毛远新之流却充满了同情与怜悯，为他们“深受囹圄之苦”而抱屈，那么，你可知道在文革中，中国有多少干部和老百姓因为他们的一句话而身陷囹圄甚至掉了脑袋，他们坐几年牢，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天理昭彰，对他们何害之有？先生与江青之流同病相怜，搬起极左的这块石头，很可能就砸了自己的脚。博友诸华丰在跟贴留言中提到：“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反思”，我在回贴中也认为：“我们太需要理性的思维方式了”，这本来讲的是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想不到先生竟有非凡的手腕将其歪曲转化为“唯理性”，将其拉入哲学的范畴，无的放矢地乱扯一通。讲了理性，这就“不仅可疑而且可憎”，就是“貌似公允的拉偏架”就“只能是犬儒”，只要看一看先生对理性的露骨的憎恨，就会对先生的一切高论不足为怪了。失去理性与失去理智能差多远？既然是这样，开展讨论岂非白费口舌，我们还有对话的必要吗？至此停笔。

顺祝时绥 

冯宝哲谨复 

2007年10月25日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冯宝哲，陕西蒲城人，一九三八年一月生。高级经济师，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院士，陕西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渭南市楹联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现顾问。《渭南联苑》原主编、编审，蒲城县诗词曲联学会顾问。被授予“秦东联坛十老”、“渭南文化名人”“陕西孙髯翁终身成就奖”等称号。著有《风雨留痕》等书五卷，二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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