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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俞兆平
鲁迅在厦门生活了135天,感受到不少与北国迥然相异的风物。虽然他说过“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对闽南山野间遍地可见的一种植物——龙舌兰,他却赞赏有加,称“厦门大学只有一件值得骄傲的”就是它,甚至选择坐在其叶丛中照相,会有种“皇帝”的感觉;而对同是开在深秋的石榴花反而颇多嫌弃之词。二者同为植物,在鲁迅心目中,却引发出两级性的审美反差,其中的缘故值得细细探索。
鲁迅坐在龙舌兰丛中
1926年底,鲁迅给出版界人士李小峰写了封信,谈些文坛近事,很自然地聊到来厦门后所感触的气候及风物:“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那么,这一为鲁迅所“怕看”、所嫌弃的,是什么花呢?
最近,新发现的1929年6月2日,鲁迅在北平第一师范学院的演讲——《没有什么感想》一文,谈到离开厦门大学的原因,其中第四点“是那里的气候一年中不分四季,十月里还有石榴花,好像故意的和我捣乱,也使我不大高兴。”看来此花或是石榴花,或是近于石榴花的黄花,它惹得鲁迅“不大高兴”,而且让鲁迅耿耿于怀,三年后还记得。
石榴花随地域、气温的不同,有黄的、红的、白的等多种颜色,形状样式也各不相同,盛开的季节也不一致。厦门处于相对温暖的南方,此花一般在春节时段绽放最盛,但估计也会有在其他季节反常开放的。厦门的气候四季变化不太明显,冬天最低温度一般在5摄氏度左右,所以植物仍是郁郁葱葱,花叶不凋。从北地来的鲁迅一时不适应也是正常的,但感到石榴花“故意的和我捣乱”,“使我不大高兴”,这内中就有些意味了。

石榴花
世人皆知,鲁迅是一位文学家,但较少有人知道,他对植物学也研究颇深,说他是半个植物学家,可能也不会为过,因为他曾翻译过《药用植物》一书等。周建人回忆道:“鲁迅翻译《药用植物》一书,是由于他非常热爱自然科学。一直到他晚年生病时,他还念念不忘用显微镜来研究科学。他认为: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把科学搞上去,国家经济和一切事业才能有大发展。他过去学过医,对药物学很有兴趣。当时日本出版了一本《药用植物》,他就翻译出来,放在我编辑的小丛书中去。”
鲁迅在此书的翻译中遇到不少困难:“只是中国的旧名也太难。有许多字我就不认识,连字音也读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状,去查书,又往往不得要领。经学家对于《毛诗》上的鸟兽草木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许多动植,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择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则别的且不说,单是译书就便当得远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典籍《毛诗》《尔雅》《本草纲目》中,关于动植物的注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有的仍需新制、正名。
由此可见,鲁迅对植物的命名是相当严谨的。在翻译中,他不但要考察日文的正伪,还要查证中文的相应的旧名:“他或广查典籍,探本求源;或深入现实,博采俗名;或互相较量,借鉴外国;或自我作古,从新创制”。从曹靖华的评述中,不难看出鲁迅在翻译上的缜密学风,他对植物学的知识把握深透,并渗以审美的目光,才能在“命名”上有创新之举。
鲁迅对植物学并不仅是学术上建构,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爱好。从青少年时期起,他对动植物即有浓郁的兴趣,这在他所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即可见之。这一爱好甚至延续到中年,章衣萍、孙伏园都说过,鲁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时,曾用小盒养过壁虎,天天拿东西去喂它。对植物命名的考证,鲁迅提出要“博访各处”,他亦身体力行。在鲁家当佣人近30年的王鹤照,其回忆文章中就谈到和鲁迅一道采集标本的过程,这在鲁迅1911年所写的《辛亥游录》一文中留下了记录。
周建人说,鲁迅先生自幼就非常喜欢植物,他所种的都是普通的花草,没有什么名贵的或奇异的植物,像映山红,石竹、万年青、黄杨、栀子等等。草花每年结籽,就用纸包起,写上名称,藏到隔年再种。鲁迅会给它们分类,定名称,拿《花镜》《广群芳谱》等作参考,查考新得来的花草是什么植物。而采来的植物,鲁迅还会把它们制作成标本,按周建人所述,其过程是把植物枝条剪成适当的长度,夹在对折的纸张内,用夹板夹住,再用绳扎住,在太阳下晒干燥,后保存起来。1919年,他们从绍兴搬家去北京时,把这些保藏已久的标本赠送给一所学校。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既然如此喜好植物,为什么他在厦门大学见到的那株开花的石榴,会是“捣乱”,会引起他的嫌弃呢?析之大致有两种原因,一是心境不佳所引发,二是审美倾向所导向。
先谈心境不佳。鲁迅来到厦门大学,原想静静地做二年学问,并在经济上有所积蓄,以应付不测。但到校后发现并不如意,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缺乏刺激;与校长尊孔习古的教旨有所距离;原定出版印行的二本著作,校方竟也食言;周边同事鄙俗无聊的氛围,办事人员的官僚主义风气,加上现代评论派的势力日益扩张等,都使他感到不快;当然,更重要的是,与远在广州的热恋中的许广平海天相望,益增添了烦躁的心理。有时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地说:“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
这种“无从发牢骚的牢骚”,有时甚至会转化为不可思议的行为——“与猪决斗”。章衣萍回忆鲁迅对他说过的故事:“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猪吃相思树的叶子,都引起鲁迅的不快,那么临近冬天还开花烈烈的石榴,更是显得和他“捣乱”,过不去,引发他的“不高兴”。给李小峰信中嫌弃石榴花这段话的前面,鲁迅是这样写的:“宋玉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完全是‘无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却并不离披,景象大概还同夏末相仿。”宋玉在《九辩》中写北方深秋的文辞,若对照南地厦门竟成“无病呻吟”,因为此地景象仍同夏末。南北气候的巨大差异,引起了鲁迅心理上的错位,倒霉的只是眼前这棵石榴树上的花了。
不过,如若进而探究,其深层还有审美倾向的问题。单调,是鲁迅对厦门风物的第一感受。他在给韦丛芜等人的信中写道:“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厦门的气候温差、树木花草变化均不大,不像北方那样,四季分明;南方景观的单调如一,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这是一种美的缺陷。
对着几个月来“不动声色”的石榴花,鲁迅不能不发出感慨:“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只有刀山剑树的地狱确是单调,但与地狱相反的,另一极向的天堂,如若四时皆春,只有桃花,也是单调得令人索然无味,诗性亦是荡然无存。 鲁迅的话告诫我们,不仅丑的东西重复使人生厌,即使美的事物也不能老是重复,一直让人看雷同的东西,引发审美疲劳,也会失去艺术魅力。所以,鲁迅心中的美,应是变动常新的,应是出神入化的,而非止于静态,溺于常规的。
鲁迅从他的审美倾向出发,不只是厌弃单调,追求新异;对于风物的审美品评,更注重于其雄健的形质。他对厦门的花木并不尽是嫌弃,南国有一种植物却引起他的高度赞赏,这就是龙舌兰。
陈梦韶《鲁迅在厦门》是这样叙写的:“当时厦门大学附近的田野,是龙舌兰繁殖的天下。这种龙舌兰,厦门人叫‘番葛’,也叫‘芦荟’。它的叶扁长而尖,丛叶从根柢周围一片一片长出来。龙舌兰的叶的两边,有锯齿形的刺,农民多栽在田园的四周,让它长大了,当作天然的篱笆。这虽是草本的植物,然而年老的,却会从丛叶中,长出‘木柱’似的花茎来。这种花茎高可二三丈,大可合握,末梢开垒垒的黄花,就像放大的兰花一样。花茎成熟后,农民把它砍下,用作搭瓜棚的柱子,或作盖茅屋的横梁。”多年生的龙舌兰花茎居然可以长到像木柱一样,可用来搭瓜棚,可用来作盖茅屋的横梁,对于原本只是柔软的花草类植物来说,这是何等奇异、壮观的形象。
长出粗茎的龙舌兰
因此,“鲁迅先生常对这奇异植物和它的壮美花茎,表示其欣赏赞叹的心情。他曾对我说:‘厦门大学只有一件值得骄傲的,就是在它的周围有这么丰富的宝物。你们闽南人也真可自豪。倘在北京,这种植物,靠着满清皇帝的大力,也只能够在所谓御苑里,看见一两株。’”此种植物竟成了厦门大学唯一可值得骄傲的,鲁迅对其评价之高,出人意料。
由此,你才能理解鲁迅何以会选择在长满龙舌兰的墓前留影,何以会在给许广平的信末写上这一段话:“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不知照得好否,要后天才知道。”这里所写到的“草木丛中”,就是龙舌兰丛。
这段话,后来收入经鲁迅修订后的《两地书》,把“像一个皇帝”句删除了。为何“坟”前照相会“像皇帝”,好像学界追问的人也不多,其中的缘由何在呢?如前所述,鲁迅植物学知识颇为渊博,1912年5 月,随南京教育部移迁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该司职掌博物馆、动植物园、美术展览、调查及搜集古物等,如该年6月25日“日记”:“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多剥落,其一曾剜以为臼。中国人之于古物,大率尔尔。”
职责所在,北京动植物园自然也在他视察的范围之内了。由此,他知晓龙舌兰在北方十分少见,是稀罕之物,仅在皇宫御花园里方可看到一两株。而他今天能够端坐在龙舌兰的莽丛中照相,岂不是“像一个皇帝”的规格?这是厦门大学能给他最高的奖赏了。当然,此类揶揄、戏谑也只能私下和亲人说说而已,故而他在编辑《两地书》时,把这句话给删掉了。
都是植物的石榴花和龙舌兰,在鲁迅的心目中居然引发了如此巨大的审美反差,这就不能不从他的美学倾向上寻索。鲁迅给胡风的信件中曾说过:“‘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便连马也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言语,将来必须下令禁止。”
江南的秀气,也是小气,弄得满洲人从马背上掉落到茶桌旁,在吴侬软语的包围中,生命力逐渐枯萎、瘫痪,完全失掉了草原民族剽悍的本性。对此,气得鲁迅竟然想封禁苏州话了,当然,这只是私人信件中随口聊聊罢了。
鲁迅说萧军的“土匪气”反倒很好,不必改正,这就透露出他的审美倾向的另一极。让人联想到他给木刻家李桦的信:“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汉代的石刻,其貌古拙,基本上就是粗轮廓的图像,对于那种讲究精雕细描的艺术之美,确是另类的“匪气”,但它却气势雄大,因为其内含着力量和动感,是力的涌流与飞扬。鲁迅崇奉之美,就是这种内含着强盛生命活力的艺术、景物和人事。
《野草》的最后一章——《一觉》写的就是这种审美感受: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这“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与其相反的,却是这样一番景象:“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在奇花盛开的名园里,与云、鹤相伴的美女优雅而逍遥,但这精致、超然之美,不是鲁迅所欣赏的,他的爱属于那些像刘和珍她们在惨案中“流血和隐痛的魂灵”,这些魂灵粗砺而博大,敢于抗击世间丑恶的力量,是民族的希望之所在,是真正的“大美”之所在。
1926年的鲁迅,尚未摆脱尼采的影响,他的审美倾向很大成分要从尼采美学去寻找源端。尼采的哲学、美学一扫叔本华哲学的悲观论,而崇奉、弘扬“强力意志”,强调自然界中生命的丰盈、强盛。
他对人事物象的审美,多从其生命力的强度出发来判断,主张美和艺术是能“使我们想起动物活力的状态;它一方面是旺盛的肉体活力向形象世界和意愿世界的涌流喷射,另一方面是借助崇高生活的形象和意愿对动物性机能的诱发;它是生命感的高涨,也是生命感的激发。”
而与其相反的另一极向——丑,又是什么呢?“丑,即艺术的对立面,是艺术所要排斥的,是它的否定。只要一察觉到衰落、生命的枯竭,一察觉到瘫软、瓦解和腐败,不论相隔多远,审美者都要作出否定的反应。丑起着压抑的作用,它是压抑的标志。”
鲁迅《一觉》中“流血和隐痛的魂灵”,正是向世界涌流、喷射“强力意志”的勇者;而“红颜的静女”,生存形态虽然精致,其生命活力却正在衰落,走向瘫软、枯竭。
同样的,连花茎都粗壮到可当瓜棚、茅屋之梁柱使用的龙舌兰,正代表着花草中的雄健者;而“历久不变”的石榴花,亦暗示着活力的静止、衰退,让鲁迅“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虽然花朵仍是精致,但在鲁迅内心里却是“丑”的。没想到,对长于南国厦门两种花木的不同品评,却能形象地透露出鲁迅的两极性审美倾向。
作者简介:
俞兆平(1945--) 男,福建省福清市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学报》主编,编辑部主任;福建省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日本九洲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联合报》系等访问学者。已出版《哲学的鲁迅》《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等十三部学术著作。(其中《哲学的鲁迅》一书,2023年2月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畅销告罄,6月即第二次印刷,重版发行,被评为2023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三本鲁迅研究图书之一。)在《文学评论》等海内外文艺刊物上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的论文数十次为《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所转载。主持和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以及福建省社科研究基金项目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