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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俞兆平
鲁迅在厦门生活了135天，感受到不少与北国迥然相异的风物。虽然他说过“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对闽南山野间遍地可见的一种植物——龙舌兰，他却赞赏有加，称“厦门大学只有一件值得骄傲的”就是它，甚至选择坐在其叶丛中照相，会有种“皇帝”的感觉；而对同是开在深秋的石榴花反而颇多嫌弃之词。二者同为植物，在鲁迅心目中，却引发出两级性的审美反差，其中的缘故值得细细探索。
鲁迅坐在龙舌兰丛中
1926年底，鲁迅给出版界人士李小峰写了封信，谈些文坛近事，很自然地聊到来厦门后所感触的气候及风物：“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那么，这一为鲁迅所“怕看”、所嫌弃的，是什么花呢？
最近，新发现的1929年6月2日，鲁迅在北平第一师范学院的演讲——《没有什么感想》一文，谈到离开厦门大学的原因，其中第四点“是那里的气候一年中不分四季，十月里还有石榴花，好像故意的和我捣乱，也使我不大高兴。”看来此花或是石榴花，或是近于石榴花的黄花，它惹得鲁迅“不大高兴”，而且让鲁迅耿耿于怀，三年后还记得。
石榴花随地域、气温的不同，有黄的、红的、白的等多种颜色，形状样式也各不相同，盛开的季节也不一致。厦门处于相对温暖的南方，此花一般在春节时段绽放最盛，但估计也会有在其他季节反常开放的。厦门的气候四季变化不太明显，冬天最低温度一般在5摄氏度左右，所以植物仍是郁郁葱葱，花叶不凋。从北地来的鲁迅一时不适应也是正常的，但感到石榴花“故意的和我捣乱”，“使我不大高兴”，这内中就有些意味了。
石榴花
世人皆知，鲁迅是一位文学家，但较少有人知道，他对植物学也研究颇深，说他是半个植物学家，可能也不会为过，因为他曾翻译过《药用植物》一书等。周建人回忆道：“鲁迅翻译《药用植物》一书，是由于他非常热爱自然科学。一直到他晚年生病时，他还念念不忘用显微镜来研究科学。他认为：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把科学搞上去，国家经济和一切事业才能有大发展。他过去学过医，对药物学很有兴趣。当时日本出版了一本《药用植物》，他就翻译出来，放在我编辑的小丛书中去。”
鲁迅在此书的翻译中遇到不少困难：“只是中国的旧名也太难。有许多字我就不认识，连字音也读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状，去查书，又往往不得要领。经学家对于《毛诗》上的鸟兽草木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许多动植，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择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则别的且不说，单是译书就便当得远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典籍《毛诗》《尔雅》《本草纲目》中，关于动植物的注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有的仍需新制、正名。
由此可见，鲁迅对植物的命名是相当严谨的。在翻译中，他不但要考察日文的正伪，还要查证中文的相应的旧名：“他或广查典籍，探本求源；或深入现实，博采俗名；或互相较量，借鉴外国；或自我作古，从新创制”。从曹靖华的评述中，不难看出鲁迅在翻译上的缜密学风，他对植物学的知识把握深透，并渗以审美的目光，才能在“命名”上有创新之举。
鲁迅对植物学并不仅是学术上建构，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爱好。从青少年时期起，他对动植物即有浓郁的兴趣，这在他所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即可见之。这一爱好甚至延续到中年，章衣萍、孙伏园都说过，鲁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时，曾用小盒养过壁虎，天天拿东西去喂它。对植物命名的考证，鲁迅提出要“博访各处”，他亦身体力行。在鲁家当佣人近30年的王鹤照，其回忆文章中就谈到和鲁迅一道采集标本的过程，这在鲁迅1911年所写的《辛亥游录》一文中留下了记录。
周建人说，鲁迅先生自幼就非常喜欢植物，他所种的都是普通的花草，没有什么名贵的或奇异的植物，像映山红，石竹、万年青、黄杨、栀子等等。草花每年结籽，就用纸包起，写上名称，藏到隔年再种。鲁迅会给它们分类，定名称，拿《花镜》《广群芳谱》等作参考，查考新得来的花草是什么植物。而采来的植物，鲁迅还会把它们制作成标本，按周建人所述，其过程是把植物枝条剪成适当的长度，夹在对折的纸张内，用夹板夹住，再用绳扎住，在太阳下晒干燥，后保存起来。1919年，他们从绍兴搬家去北京时，把这些保藏已久的标本赠送给一所学校。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既然如此喜好植物，为什么他在厦门大学见到的那株开花的石榴，会是“捣乱”，会引起他的嫌弃呢？析之大致有两种原因，一是心境不佳所引发，二是审美倾向所导向。
先谈心境不佳。鲁迅来到厦门大学，原想静静地做二年学问，并在经济上有所积蓄，以应付不测。但到校后发现并不如意，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缺乏刺激；与校长尊孔习古的教旨有所距离；原定出版印行的二本著作，校方竟也食言；周边同事鄙俗无聊的氛围，办事人员的官僚主义风气，加上现代评论派的势力日益扩张等，都使他感到不快；当然，更重要的是，与远在广州的热恋中的许广平海天相望，益增添了烦躁的心理。有时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地说：“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
这种“无从发牢骚的牢骚”，有时甚至会转化为不可思议的行为——“与猪决斗”。章衣萍回忆鲁迅对他说过的故事：“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猪吃相思树的叶子，都引起鲁迅的不快，那么临近冬天还开花烈烈的石榴，更是显得和他“捣乱”，过不去，引发他的“不高兴”。给李小峰信中嫌弃石榴花这段话的前面，鲁迅是这样写的：“宋玉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完全是‘无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却并不离披，景象大概还同夏末相仿。”宋玉在《九辩》中写北方深秋的文辞，若对照南地厦门竟成“无病呻吟”，因为此地景象仍同夏末。南北气候的巨大差异，引起了鲁迅心理上的错位，倒霉的只是眼前这棵石榴树上的花了。
不过，如若进而探究，其深层还有审美倾向的问题。单调，是鲁迅对厦门风物的第一感受。他在给韦丛芜等人的信中写道：“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厦门的气候温差、树木花草变化均不大，不像北方那样，四季分明；南方景观的单调如一，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这是一种美的缺陷。
对着几个月来“不动声色”的石榴花，鲁迅不能不发出感慨：“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只有刀山剑树的地狱确是单调，但与地狱相反的，另一极向的天堂，如若四时皆春，只有桃花，也是单调得令人索然无味，诗性亦是荡然无存。 鲁迅的话告诫我们，不仅丑的东西重复使人生厌，即使美的事物也不能老是重复，一直让人看雷同的东西，引发审美疲劳，也会失去艺术魅力。所以，鲁迅心中的美，应是变动常新的，应是出神入化的，而非止于静态，溺于常规的。
鲁迅从他的审美倾向出发，不只是厌弃单调，追求新异；对于风物的审美品评，更注重于其雄健的形质。他对厦门的花木并不尽是嫌弃，南国有一种植物却引起他的高度赞赏，这就是龙舌兰。
陈梦韶《鲁迅在厦门》是这样叙写的：“当时厦门大学附近的田野，是龙舌兰繁殖的天下。这种龙舌兰，厦门人叫‘番葛’，也叫‘芦荟’。它的叶扁长而尖，丛叶从根柢周围一片一片长出来。龙舌兰的叶的两边，有锯齿形的刺，农民多栽在田园的四周，让它长大了，当作天然的篱笆。这虽是草本的植物，然而年老的，却会从丛叶中，长出‘木柱’似的花茎来。这种花茎高可二三丈，大可合握，末梢开垒垒的黄花，就像放大的兰花一样。花茎成熟后，农民把它砍下，用作搭瓜棚的柱子，或作盖茅屋的横梁。”多年生的龙舌兰花茎居然可以长到像木柱一样，可用来搭瓜棚，可用来作盖茅屋的横梁，对于原本只是柔软的花草类植物来说，这是何等奇异、壮观的形象。
长出粗茎的龙舌兰
因此，“鲁迅先生常对这奇异植物和它的壮美花茎，表示其欣赏赞叹的心情。他曾对我说：‘厦门大学只有一件值得骄傲的，就是在它的周围有这么丰富的宝物。你们闽南人也真可自豪。倘在北京，这种植物，靠着满清皇帝的大力，也只能够在所谓御苑里，看见一两株。’”此种植物竟成了厦门大学唯一可值得骄傲的，鲁迅对其评价之高，出人意料。
由此，你才能理解鲁迅何以会选择在长满龙舌兰的墓前留影，何以会在给许广平的信末写上这一段话：“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不知照得好否，要后天才知道。”这里所写到的“草木丛中”，就是龙舌兰丛。
这段话，后来收入经鲁迅修订后的《两地书》，把“像一个皇帝”句删除了。为何“坟”前照相会“像皇帝”，好像学界追问的人也不多，其中的缘由何在呢？如前所述，鲁迅植物学知识颇为渊博，1912年5 月，随南京教育部移迁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该司职掌博物馆、动植物园、美术展览、调查及搜集古物等，如该年6月25日“日记”：“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多剥落，其一曾剜以为臼。中国人之于古物，大率尔尔。”
职责所在，北京动植物园自然也在他视察的范围之内了。由此，他知晓龙舌兰在北方十分少见，是稀罕之物，仅在皇宫御花园里方可看到一两株。而他今天能够端坐在龙舌兰的莽丛中照相，岂不是“像一个皇帝”的规格？这是厦门大学能给他最高的奖赏了。当然，此类揶揄、戏谑也只能私下和亲人说说而已，故而他在编辑《两地书》时，把这句话给删掉了。
都是植物的石榴花和龙舌兰，在鲁迅的心目中居然引发了如此巨大的审美反差，这就不能不从他的美学倾向上寻索。鲁迅给胡风的信件中曾说过：“‘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便连马也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言语，将来必须下令禁止。”
江南的秀气，也是小气，弄得满洲人从马背上掉落到茶桌旁，在吴侬软语的包围中，生命力逐渐枯萎、瘫痪，完全失掉了草原民族剽悍的本性。对此，气得鲁迅竟然想封禁苏州话了，当然，这只是私人信件中随口聊聊罢了。
鲁迅说萧军的“土匪气”反倒很好，不必改正，这就透露出他的审美倾向的另一极。让人联想到他给木刻家李桦的信：“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汉代的石刻，其貌古拙，基本上就是粗轮廓的图像，对于那种讲究精雕细描的艺术之美，确是另类的“匪气”，但它却气势雄大，因为其内含着力量和动感，是力的涌流与飞扬。鲁迅崇奉之美，就是这种内含着强盛生命活力的艺术、景物和人事。
《野草》的最后一章——《一觉》写的就是这种审美感受：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这“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与其相反的，却是这样一番景象：“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在奇花盛开的名园里，与云、鹤相伴的美女优雅而逍遥，但这精致、超然之美，不是鲁迅所欣赏的，他的爱属于那些像刘和珍她们在惨案中“流血和隐痛的魂灵”，这些魂灵粗砺而博大，敢于抗击世间丑恶的力量，是民族的希望之所在，是真正的“大美”之所在。
1926年的鲁迅，尚未摆脱尼采的影响，他的审美倾向很大成分要从尼采美学去寻找源端。尼采的哲学、美学一扫叔本华哲学的悲观论，而崇奉、弘扬“强力意志”，强调自然界中生命的丰盈、强盛。
他对人事物象的审美，多从其生命力的强度出发来判断，主张美和艺术是能“使我们想起动物活力的状态；它一方面是旺盛的肉体活力向形象世界和意愿世界的涌流喷射，另一方面是借助崇高生活的形象和意愿对动物性机能的诱发；它是生命感的高涨，也是生命感的激发。”
而与其相反的另一极向——丑，又是什么呢？“丑，即艺术的对立面，是艺术所要排斥的，是它的否定。只要一察觉到衰落、生命的枯竭，一察觉到瘫软、瓦解和腐败，不论相隔多远，审美者都要作出否定的反应。丑起着压抑的作用，它是压抑的标志。”
鲁迅《一觉》中“流血和隐痛的魂灵”，正是向世界涌流、喷射“强力意志”的勇者；而“红颜的静女”，生存形态虽然精致，其生命活力却正在衰落，走向瘫软、枯竭。
同样的，连花茎都粗壮到可当瓜棚、茅屋之梁柱使用的龙舌兰，正代表着花草中的雄健者；而“历久不变”的石榴花，亦暗示着活力的静止、衰退，让鲁迅“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虽然花朵仍是精致，但在鲁迅内心里却是“丑”的。没想到，对长于南国厦门两种花木的不同品评，却能形象地透露出鲁迅的两极性审美倾向。
作者简介：
俞兆平(1945--) 男，福建省福清市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学报》主编，编辑部主任；福建省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日本九洲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联合报》系等访问学者。已出版《哲学的鲁迅》《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等十三部学术著作。（其中《哲学的鲁迅》一书，2023年2月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畅销告罄，6月即第二次印刷，重版发行，被评为2023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三本鲁迅研究图书之一。）在《文学评论》等海内外文艺刊物上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的论文数十次为《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所转载。主持和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以及福建省社科研究基金项目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