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李彬媛老师

1962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也是最为难熬的一年。由于长期吃不饱饭，一家人都变得十分虚弱。家里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已经卖完，换了吃的。我去家住博野的大姑妈家“打饥荒”，只抱回俩南瓜，母亲翻出压箱底的嫁妆，步行一百多里路，去西部山区换回一点黑枣和柿饼，一两天就吃光了。刚上初中的妹妹，饿的走不动路，一向刚强的母亲，实在无法养活我们兄妹，只好破例写信向离了婚的父亲求救。父亲给上级写了报告，请求让妹妹来北京照顾年老病重的奶奶，得到上级批准。接到父亲的回信，母亲和我商量，怎么把妹妹送到父亲身边。母亲说，放寒假后，让我去送妹妹去北京。我想，我和妹妹的车票钱，加上我返回的车票，十元钱不一定够。这钱虽然不算多，但够我两个月的伙食费，而且家里肯定拿不出来，还得东借西借。不如放假以后，请一位去北京的老师把妹妹带去。母亲问我：“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老师呢？”我说：“李彬媛老师在北京有亲戚，她常去北京过年，我去问问她。”母亲说：“李老师人可靠，交给她我放心。就是太麻烦人家了。”

李老师学问好，人长得漂亮。195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蠡县师范任教，1957年当了“右派”。我们上初中的时候，蠡县师范改为蠡县中学，王树桂校长对她照样信任使用，她给我们开初三化学课，要求非常严格。她要求我们背会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不仅会从左到右，还要从上到下，一个不差。她常在下课前五分钟要我们默写周期表上某一横行或者某一竖行的元素符号和序数，搞突然袭击。一次期中考试，全班同学有一多半不及格。我是成绩最好的，才得了76分。她说：“我的分数是大老远从云南背来的，哪能便宜了你们！”试卷发下来，我发现有的题没有答错却被扣分，就去找老师理论。她说：“我是扣你卷面分。你答题太啰嗦，留的空写不下，又画箭头写在旁边。如果参加高考，阅卷老师哪有时间跟你穿大街绕胡同？”这就逼着我们回答问题要既准确又要简练。所以，同学们都有点怕她。我们上高中以后，她改教初中英语，我妹妹又成了她的学生。

这天放学后，我走到李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门口，轻轻敲了敲门，怯生生地说了句Mei. I  Come in..？得到允许后，我走了进去。李老师正在批改作业。她停下来问：“找我有事吗？”我回答说：“李老师，是有点事，想要麻烦您帮帮忙。”“哦，你坐下，慢慢说。”她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自己却站起身来，倒了一杯热茶，递到我的手里。我看那茶水红亮红亮的，闻到一股香味，捧在手里暖暖的。就问：“老师，这是什么茶？”李老师说：“没喝过吧？这是普洱茶，是我家乡的名茶哦。”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小心地啜了一小口。问到：“这茶很贵吧？”李老师却说：“我也不常喝，今天让你赶上了。我在云南的时候，是离不开这茶的。”接着，她回忆起童年在中缅边境赶集的往事，和茶马古道的故事，这些我闻所未闻的事情，把我带到了遥远的西南边疆，我品着浓香的普洱茶，如醉如痴，脑子里闪过一大堆从未见过的奇特画面。我忽然想起自己不是来品茶听故事的，连忙忙扭转话题，问到：“您不是在北京上的大学吗？今年寒假是不是要去北京呢？”“要去的呀。我在北京亲戚可多了。”李老师打开话匣子，又说起了她的七大姑八大姨。记得那位开国大典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大胡子李济深，就是她的本家爷爷。说到这里，她问我，是不是想让我给你从北京带什么东西回来？”我说 ：“不是的，我是想请您把我妹妹捎到北京去。”我简单讲述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并把父亲的住址写在一张纸片上，交给李老师。李老师说 ：“没问题，我肯定能把她平平安安送到。我也想见识一下你父亲和你的那位继母。”听到这话，我站起来，给老师鞠了个躬，便告辞。李老师送出门，说：“告诉你母亲，交给我，尽管放心。”

就这样，我妹妹被李老师带到了北京，第二年进入北海公园隔壁的四十中上学。又过了一年，我考入北京大学读书。再后来，是“十年浩劫”，李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批斗，被殴打，被迫去淘厕所、喂猪，受尽了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母亲和一些曾经得到过她帮助的学生家长， 曾偷偷去猪舍看她，给她送点吃的。为了逃避迫害，她曾逃到保定北郊，在那里干临时工的舅舅，也是她的学生，找地方让她躲了些日子。1974年夏天，我从新疆部队回乡探亲，由于旅途劳顿，一到家便倒头大睡。醒来后，母亲告诉我，李老师来看我了，见我睡得香，嘱咐不要叫醒我，还留下了几个桃子。我手捧桃子，眼泪滴到了手背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老师被平反，为解决长期夫妻分居两地，她被调到武汉医学院。临走前，她夜以继日，抓紧时间，把全县的中小学英语教师轮训了一遍。李老师去武汉后，曾四次来北京，其中三次是住在我家，每次都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当年蠡县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听说李老师来了，纷纷赶来，大家一起逛颐和园，一起下馆子，一起喝茶聊天，其乐融融。李老师从美国探亲回来，还带回几个美国常青藤院校的书包，赠给我们的孩子，对下一代寄托着美好的希望。李老师还邀请我的爱人谷建华去昆明玩。爱人回来对我说：“李老师没儿没女，这下子过了当妈妈的瘾。”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一下飞机，李老师来接。她一见面就说：我没有孩子，你们就是我的孩子。在这儿，一切都得听我的。把钱包交给我，不许你乱花钱。”李老师控制了钱包，回京时才塞给谷建华。到哪里去玩，买什么零食，都是老师出钱，连回北京的车票，都是花老师的钱买的。她对谷建华说：“你和志刚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我没有什么负担，花点钱过过妈妈瘾。”

2014年五一节，和李老师通电话，知道她生病住院了，我心急如焚，遂乘火车前往武汉，找了个地方放下行李，匆匆赶到医院。原来李老师突患脑卒中，经抢救已无生命危险，但已经半身不遂，只能乘坐轮椅，每天进行康复训练。令人欣慰的是，病房里的医生护士，不少是她的学生，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李老师家住医院家属区，虽然尚未出院，但可回家过夜。我每天到家，和保姆一起推着轮椅送她去康复训练。李老师很乐观，也很努力，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她面对一张竖立的白板，用病手握一物在板上画圈，一画就是半个多小时，累得满头大汗。我陪着她说说话，给她鼓劲儿。我打趣说：“李老师黑板擦的真干净，擦起来就没完没了。怪不得当年总批评我们值日生没把黑板擦干净呢。”她笑着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调皮！”

李老师的老伴杨强先生是武汉医学院的教授，此时也已离不开轮椅。两位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家里请了两个保姆。我想留下来，帮他们一段时间，以报师恩于万一，可两位老师坚决不同意。他们说，我在武汉人生地不熟，北京家里有事，又说杨老师的弟弟不久会来帮忙，要我快回北京。临走时，杨老师通过外卖订了几个菜，为我送行。酒席间，杨老师告诉我一件往事。他说：“六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蠡县探亲。那时候我心里很忐忑，因为彬媛还戴着帽子，我也是个中右。没有想到，刚一到，王校长就来了。他对我说：杨老师，我让伙房给你炒俩菜，中午就不过来陪你了。李老师在我们这儿挺好，你放心吧。蠡中有这样好的领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在武汉待了一周，回京后得知，杨老师的弟弟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就把他们接回昆明，那里子侄辈人多，可以轮流前去照顾。后来杨老师去世了，2021年2月，噩耗传来，李老师也走了。

2015年蠡县中学百年校庆，我回到母校，和校友们回忆起当年的校园生活，我写了一首小诗感谢我的老师们，其中提到三位有代表性的恩师，第一位是我小学的启蒙老师栢瑞峰先生，第二位就是中学的李彬媛老师，第三位是我大学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是他们教育我，引领我，让我不白活一回。如今李老师走了，我总觉得她还活着，那个聪慧善良，美丽勤勉的大辫儿李老师，永远活在她的学生、学生家长，乃至学生的后代心里。

                  2025年12月11日写于天津地华里

作者 梁志刚，河北蠡县人，1945年生，中央档案馆退休人员，《季羡林全传》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