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片美丽的楼宇里  

来勇勤

宽阔笔直的和平路，是哈尔滨最现代化的大道。它的北侧座落着一大片乳黄色的欧式楼宇，那是哈尔滨量具刃具厂。一九七零年，我趟着没膝深的雪，进到那里去学徒。当时我十六岁。

早年，我对那里有诸多猜想。远远地望着蓝天下那座高耸的哥特式主楼，还有长街旁那些精美的巴洛克式附楼，像是海市蜃楼。我心里认定，那是一处文化艺术殿堂。走到近旁看着厂名，惊异它是工厂，又想当然地把它的产品与学生文具盒里的格尺和刻刀联系在一起。直到进厂才被震惊，原来这里是全国最大、最先进的工量具厂家，生产着近百样、数万种规格的产品。这些产品号称工业的牙齿和眼睛，社会各项生产活动都不能离开。包括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第一颗地球卫星发射上天，也用着我厂提供的技术。那些精度极高的测控产品，为发展中国尖端科技做出了重要贡献。

报到那天，厂内高大的树木虽然已落叶，整齐的花坛也已空旷，但仍可以想见这座花园工厂在夏日里柳绿花红的盛景。我被分配在离主楼最近的机修车间当大修钳工。仪器、仪表、量规、千分尺、卡尺、钻头等生产车间交错排开，精致的厂房，尽显优雅。那时厂内国营职工有八、九千人，加上附属厂人员，号称万人大厂。

我厂的各种产品都供不应求，每一件都是刚下线便带着热乎气儿被买走。据说很多客户往往会为了一把卡尺或几根钻头，在厂宾馆蹲守等待好长时间。我厂的商标，菱形外框套着双环，就是质量和信誉的象征。

带我的韩师傅是我们钳工一组的组长，是本厂最早的工人，他常对我讲起建厂时的往事。我厂是建国初期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由苏联专家苏莫夫斯基主持设计，1950年开始筹备并实地勘察选址，1952年8月破土动工，1954年1月试生产，1955年1月18日经国家验收后正式开工生产，成为全部援建项目中首个投产的企业，填补了我国精密制造业的空白。

韩师傅心直口快，有一天训了我一顿，大意是说我整天不吱声，与人不随和，像个冤种，以后在社会上肯定没法立足。我挨了训，心情不好，中午没去食堂吃饭，独自坐到房顶吊车的驾驶室里。从上往下俯视空荡荡的车间，心里也空落落的。反复琢磨师傅的话，觉出自己确实挺不对劲儿。

此后，见到同车间的每个人，我都主动打招呼。在厂区碰到陌生人，只要目光偶然交汇，我也会点头示意。予人微笑，心有余光。有一天我在厂部门口遇见厂革委会主任潘维智，竟大着胆子冒然地向他问了一声好。他是部队师级军官转业，高大的身躯穿着55式将校呢军服。据说当年他所在的连队与日军激战，最后只活下来几个人。他目光如炬，不苟言笑。结果面对我这个毛头青工，笑得却很灿烂。

那时候的大厂都是国宝，主要领导均为高配的重量级干部。我厂建厂时的书记、厂长离任后，一位担任了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一位担任了省机械工业厅的厅长。潘主任的后两任厂革委会主任，一位原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一位原任哈尔滨市委侯补书记。我们都以工厂的掌门人为荣。

厂领导规格高，厂里配有一辆轿车。当时这东西是稀罕物，在哈尔滨的大街上，半晌也难见一辆。我厂的轿车是东欧生产的，后背呈半圆形那种。不过这么高档的车在关键时也曾掉过链子。有一年春节，省里在北方大厦举办团拜会，我们厂主要领导在这么大的场面上也有一席之地。谁想在出发前轿车轱辘突然不转了。情急之下，厂办调来厂医院的救护车救驾，结果在会场大院外就被拦停了。我们堂堂的大厂领导，只好走着进院，一点儿没脾气。

不久，韩师傅自愿报名，参加三线建设。那些年，我厂做为全国同类企业的龙头厂家，曾援建和分迁了成都量具刃具厂、中原量仪厂、青海量具刃具厂、桂林量具刃具厂和关中工具厂等五个同等规模的工量具厂，先后调出骨干人员1764人，设备数百台，推动了全国工业布局调整。他搬家前，我去他家看望。他住在厂区东端和平路旁一座草房里，离省政府不远，这大概是建厂时留下的工棚。当时厂区有着成片的漂亮的职工住宅楼，我没问过他为什么没要新房子。韩师傅推开门，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坐到炕上。我们师徒二人眼里都满是泪水。后来，韩师傅家那片儿拆迁，建起了厂子弟中学。

于师傅是我的第二位师傅，他大我十岁，处事很老成。我们机修车间负责将厂里那些超过运转时限的机器重新翻新，达到刚出厂时的技术标准，这是工厂产品精密度的保证。每个月的月初，需要大修的机床从生产车间启运过来，进行拆解。每逢搬动大件，于师傅总是抢着抬大头儿。他说我岁数小，身子骨还没长成，尽管他身体也不壮实。

我们把磨损的零件找出来，标准件等待库出，非标件由技术员测绘后交机加工段，待车铣刨磨各班组加工。接着有几天空闲时间，我们便清洗工作服。工厂的惯例都是由徒弟一并给师傅洗工作服，可于师傅从来都是坚持和我一起洗。大修钳工的工作服都是浸透油污的，要用苏达粉泡，铺在水磨石地面上用马莲根刷子刷，是个累人的活儿。这些往事很令人难忘，我把他引为待人的榜样。

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一份受人羡慕的好工作，但我最大的心愿还是上大学。为了迎接那美好的一天，从入厂起，我就开始了自学。我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在校学习的经历是极为特殊的。我自学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以数学为例，是从正负数开始，直到微积分。师兄滨生出身教育世家，极善理科。我遇到难题总向他求援，每次都能得到圆满的解答。后来恢复高考参加考试，我对数学的得分最为满意。我常想，滨生是本该成为数学家的。

当时兴起工人学理论的热潮，经过层层选拔，我成为工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成员。我们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积极研讨，并为职工做辅导，增长了知识，同时也丰富了生活。由我们四个组员分题写出的学习体会文章，发表在了省级的理论刊物上，为工厂增了光。

那次中央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剧组来哈演出，省城新闻界联合组织各界代表座谈会。我被工厂推荐，做为青工代表，先是在省展览馆观摩了演出，又到北方大厦参加座谈。在会议桌旁，我紧挨着“琼花”和“连长”。尽管两位姐姐光采照人，也没太影响到我的思路，发言还是流畅的。会后主办方老师对我给予好评。

我知道自己能出席这类活动，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工厂被重视。那时，社会有些文化活动会邀请大厂产业工人参加。我们车间党支部孙书记夫妇曾对我讲起，当年周总理陪同外宾到哈尔滨，我厂职工受邀参加欢迎舞会，孙书记当工人的夫人曾与总理翩翩起舞。

那天，我在班组休息室，隔窗第一次望见工厂的老书记康克。他刚刚复出，任厂革委会主任。他早年参加新四军，五十年代从江苏的地委副书记岗位上调来我厂。尽管经历运动，在家赋闲几年，但现在走起路来仍然意气风发。

不久，我被选调到厂宣传部工作。一个厂休日，在工厂西端王兆铁路甩进厂里的专用线旁，我们厂部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整理货场。中间坐下休息，正巧我挨着康书记。他随手捡起一个深色的结晶物，是一块溶铸产品包装盒后落下的废料，左右仔细端祥。他问我这像什么，我看不出来。他说像一头雄狮，天然的抽象艺术。回家后，我翻书学习有关的内容。我觉出企业家同时也是艺术家。值得一提的是，康书记的夫人毛书记，当时是我厂隔和平路相望的哈尔滨亚麻纺织厂的一把手。两厂在同行业中都名冠全国，号称夫妻厂，成为美谈。

我是在走进工厂八年后去上学的。这八个年头，使我从瘦弱变为强壮，从稚气变为成熟。又过了四年，那个毕业季，当时我们厂的娄厂长对我说，如果毕业分配不随心就回厂里来，他已与工厂的徐书记碰过头，考虑好了我的职位。

尽管最终我按照统一分配去了新的单位，但我可爱的工厂永远留在心里。那不仅仅是它的壮美、洋气和声名，还有的就是温暖。

作者简介：来勇勤，一九八二年毕业于黑大中文系，文学作品发表于《芒种》、《北方文学》、《鸭绿江》、《青海湖》、《石油文学》、《中国铁路文艺》、《黑龙江日报》等，转载于《散文选刊》等，入选于《黑龙江四十年文学作品选》、《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等，出版有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