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慎独想起杨震

孙喜贵

每看新闻或刷手机，总能看到部分官员这个被逮捕、那个被带走审查，哪里又抓获了畏罪潜逃犯的案例，此类现象屡见不鲜。最近河北秦皇岛抓获了潜逃12年的罪犯王志新，这又是一个反面典型。如此种种案例，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由此，我想到了“慎独”的深刻意义，也想到了东汉杨震拒金的故事，深受启示，在此浅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慎独”是中国古代儒家提出的一种重要道德修养方法，指个人在独处、无人监督之时，仍能谨慎自律，坚守道德操守。《礼记·中庸》记载：“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同时，《礼记·大学》也提及“慎独”：“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因此，君子在独处时必须保持谨慎，更要避免自我欺骗，这正是道德修养的核心要义。

后世，“慎独”成为儒家修身的重要标准，衍生出诸多践行典范，东汉杨震“四知拒金”的故事便传之千古。杨震位高权重，却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一生坚守清白正直的操守。他赴任东莱太守途中，路经昌邑，时任昌邑县令的王密，是杨震任荆州刺史时举荐的人才。听说老恩师途经本地，王密为报答知遇之恩，特意备好十斤黄金，趁夜深人静之时送至杨震住处。杨震不仅坚决不收，反而严厉斥责王密。王密辩解道：“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更不会影响老师的人品。”杨震正色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么能说无人知道呢！”从此，“四知拒金”的佳话广为流传，后人尊称杨震为“四知先生”。

元代许衡“不食无主之梨”的典故，同样彰显了独处时坚守原则的高尚境界与崇高品德。《元史·许衡传》记载，战乱年间，许衡与众人逃难途中口渴难耐，路遇一棵梨树，众人纷纷摘梨解渴，唯有许衡静坐树下不为所动。有人不解询问，他答道：“梨虽无主，吾心独无主乎？” 这番话正是“慎独”精神的生动体现。近代思想家梁漱溟更将“慎独”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强调其在培养内在自觉中的持久价值。

前几天，我翻出了2012年左右未写完的旧作《谈谈慎独》，文中提及的两起“窝案”案例至今令人警醒。其一，是2005年至2009年的湖南耒阳矿征办集体腐败案。这个仅有770人的科级单位，涉案人员超过110人，55人被立案查处，从正副主任、党组成员、站长到中层干部，几乎“全军覆没”。原矿征办主任罗煦龙个人受贿约45万元，参与分赃约8万元，集体贪污达57万多元。矿征办的政治生态偏离了“慎独”的准则，最终形成“领导公开分赃，下属大肆捞钱，上下勾结，利益均沾”的恶劣局面，其结果可想而知。其二，是2002年至2009年的北京市地税局原局长王纪平贪污案。他伙同情妇赵耘（北京市钰林天元科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非法手段占有加价款1047万元，个人受贿435万元，退休后还收受建筑公司女老板钟小青50万元贿赂。这起窝案牵连出地税局原副巡视员任依娜、财务计划处副处长彭英斌、票证管理中心主任刁维等人相继落马。王纪平提前得知情妇被拘捕的消息后，不惜串供、毁证、恐吓证人，给办案工作造成极大困难，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彼时，“情妇是当今反腐倡廉主力军”的说法广为流传，虽是戏言，却也折射出腐败分子的贪婪无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人迟早受到法律制裁，正是其咎由自取的必然结果。

回望历史，1952年共和国查处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更值得我们深刻审视。这两位曾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受过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的老党员，建国后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天津专区专员等职，却在和平环境中迅速腐化堕落，贪污克扣国家救灾粮、河工粮等各类款项达1716272万元（旧币），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当时，21800人参加了公审大会，最终两人被依法执行枪决。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唯有如此，才能挽救更多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一严查重处的决定，为共和国营造了清风气正的政治生态，其积极影响持续了近50年。

“慎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长期坚持更是难上加难。但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做到慎独、慎言、慎微、慎行并非不可能。其一，要强化学习，多读书、读好书，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筑牢思想根基。其二，要汲取教训，时常对照上述反面案例自省自警，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不越雷池半步。其三，要关注时事，通过新闻、报纸、刊物及网络平台了解反腐倡廉动态，同时教育好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始终保持革命本色不变。其四，要以古为鉴、以先进为榜样，既要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从政、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也要致敬古代清白为官的典范，如杨震、狄仁杰、包公、海瑞、于成龙等，他们都是“慎独”精神的践行者与表率。

作者简介：河北涉县退休干部，喜爱文学，爱好阅览杂书，有时写点文字，时有作品见诸报刊媒体及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