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见面，难免叙旧，更难免——共叙家常，这是加深同学关系的必要内容。至于走进对方的心灵深处，那就需要有一个相互了解的渠道与过程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渠道与过程是通过反复的交流与沟通去实现的，而且多半是“口头文学”——当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交流各自经历与感悟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会受到自身情感与理性的制约了，这一“制约”也就自然而然有了艺术加工了。与众不同的是，与缪荣株同学的交流与沟通，虽然也有“口头文学”的形式，但毕竟是“相见时难，别如席散”，主要还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去进行的。我想，这样的交流与沟通可以称作“报告文学”的形式，因为他的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真诚感悟与质朴动人的描述，已经超出了一般“文如其人”的意义，实在就是一部表达自己人生况味的“报告文学”。

    人们常说，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其实，唯有“不容易”，才会有滋味。虽然在五味杂陈的时候，往往叫人头晕目眩，乃至痛苦不堪，但是在经历了这样一番“我与社会，社会与我”的磨练之后，有如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过去，收获的却是真金白银买不到的“中华养心经”——中华民族不正是在人们不同的人生历练与感悟中，互相影响着，鼓舞着，呐喊着，勇往直前并且继往丌来的么？

    有道是，“顺风顺水好行船”。然而对于人生而言，恐怕还是有点逆风与恶浪的好，这尽管常常不是个人说了算。今天，或许正是由于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的缘故，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等美好祝福，希望人们能够在“社会与我，我与社会”的过程中，多一些顺利，少一些麻烦。这如果作为政府工作的目标，那当然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为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舒心、顺心、开心。

    至于人生，恐怕还是应该在经受磨难方面多一些实际的内容与过程为好，因为老百姓知道，人生路上常常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所以需要的是鼓舞与勉励，而不是“阿弥陀佛”。大家都想坐顺风船，那就要打破头了。明地里不打，暗地里使劲，社会腐败也就难免了。使不上劲，坐不上顺风船，而又不想“自行”的人，往往也就“忧郁”了，有的甚至就此消极了，乃至不想活了。

    同学缪荣株和多数人一样，在人生的旅途中，坐的是“无动力自行舟”，完全靠自己那股子心劲（可喜的是有家人相助）去发动，去航行，这就难免五味杂陈。好在缪荣株同学有一颗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中国心”——特定的社会生活所造就而又能够与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相呼应的拳拳之心，因而当他把自己的心迹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也就有了充满着时代气息而又可以与人分享的人生况味。在他的人生况味中，有春风得意、花好月圆的喜悦与甜蜜，但更多的则是在色彩斑斓、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破浪前行时所产生的困顿、专注、振奋与责任。这里摘取点滴与之分享。

                         毛遂自荐

   “社会与我，我与社会”，既是一个阶段性过程，也是一个相互性过程，是阶段性与相互性的统一。通常人们说“走上社会”，就是通过教育、训练或者其他方式，使得“我”具备了一定的“服务社会”，或者说“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之后，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而融入社会了。在这之前，主要的就是一个“社会与我”的过程，即社会所能够提供的条件是主要的。如果不能够提供任何条件，依旧像原始部落社会那样，只能向身边的前辈学习生存与发展的本领，那么“社会与我”的关系就显得比较的疏远，人类社会化的程度也就不会太高。如果社会已经提供了一定条件，而“我”却不能积极地利用这个条件，荒废了自己，那么就学不到服务社会的本领，“我”在“走上社会”之后也就不可能有很好的表现。这就是阶段性与相互性的统一。当然，社会生活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没有能够在增长知识与才干的时候抓住机会的“我”，仍然可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重新实现阶段性与相互性的统一。总之，在“社会与我，我与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有这样一种阶段性与相互性相统一的自觉性。有了这样的自觉性，也就抓住了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否则那只能是社会上的“盲流”。

    缪荣株在“社会与我”的过程中，争取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就是社会为他提供了上大学的条件。这样一种“争取”与“提供”相结合的阶段性与相互性的统一，能够在他身上得以实现，与“新中国”的建立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农民世家”出身的他能够上大学，没有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是不大可能的。这就使得他在有了立身之本的同时，也就与新时代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毕业后，“社会”要他去劳动锻炼一年，他在异常艰苦的农村坚持着。后来由于乡村学校缺教师，被要去当教师，他不得不“躺在角墩东河边上的芦苇滩上，望着天上的云聚云散，只觉得天旋地转”。虽然在任教的过程中，教学效果也不错，当地的干部、群众对他也很好，“但闭塞的水乡不是鲲鹏展翅的地方，总系不住我那颗要飞走的心”，便情不自禁地提笔向组织上“毛遂自荐我能写文章”，于是就“飞”到了县委宣传部工作，实现了新的阶段性与相互性的统一。这是一次个人志愿与社会可能的统一。实践证明，这样的统一不仅对于缪荣株同学发挥才能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社会建设也增添了活力，是一种“双赢”的结合。因此，我们实在不应该用“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与衡量一切，惟有实事求是才是建立“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正确选择。我们既需要“四海为家”的社会“螺丝钉”，也需要“鲲鹏展翅”的毛遂自荐者，所以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样一个目标要求。

    社会应该鼓励毛遂自荐与社会需要相统一的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当然，重要的是，毛遂自荐要有一定的“本钱”，否则，眼高手低是根本找不到“人与社会”和谐统一之“门”的。

                         藕断丝连

   “藕断丝连”原本就是比喻相互间没有彻底断绝关系，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诗人孟郊《去妇》诗中就有“妾心藕中丝，虽断犹连牵”这样的句子。后人却常常把“藕断丝连”用在了恋人或者夫妻之间的情意不专上，从而赋予了贬意，这实在是一种误会。

    缪荣株走出农村而又与农村、农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彰显的则是一种崇高。他通过上大学，实现了“农转非”，却偏偏又“缘”上一个农村户口的妻子，婚后生活平添了许多麻烦不说，还遭人嘲笑，使他“伤透了脑筋”。后来，妻子终于通过考试录用为国家干部，也实现了“农转非”，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城市生活。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说：“回味过去的农村生活，倒体会到妻的农村户口也有农村户口的好处”。他所说的“好处”有四条：一、“让我在贫困中自强不息热爱到手的这份‘饭碗’，拼命工作，努力改变命运的安排”；二、“让我经常听到乡亲们的声音，在为官时廉政勤政，退下来后对改革丌放以来的点滴受益容易满足，知足常乐”；三、“让我在因工作辛劳患上甲亢突眼导致一只眼球摘除，一只眼睛不能闭拢退二线后，继续和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亲身经历了中国农民从贫困温饱到小康的历程，吸取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四、“让我磨练了意志，增强了毅力，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遇到风风雨雨时能够坦然度过”。因此，至今他还在农村保留了两了两间老屋作为“根据地”，永远不断农村这个“根”。

    如果说，这样的“藕断丝连”，还是一种个人情怀的话，那么，他所结交的“农民朋友”，就是新时期党群、干群关系的一个真实写照了。

      1983年的冬天，缪荣株在港口镇任党委书记时，利用当地荒滩多、河汊多的条件，发动群众开挖鱼塘，发展水产养殖。他吃住在工地，自己花钱买扁担与畚箕，同农民朋友一起干，在发展了集体养殖业的同时，又发动群众搞个体养殖。然而，农民怕政策有变，尽管大会小会开过，仍然效果不好。当他发现一个叫夏宝鱼的农民已经开始行动的情况后，立即亲自去现场热情鼓励，让他在干部“冬训班”上现身说法，把他的事迹写成新闻，登在报上，还去他的鱼塘丌了现场会，全镇一千多亩鱼塘就这样挖成了。农民养鱼有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当然忘不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改革丌放的好政策。

      1984年元旦，缪荣株与镇里的宣传科长一道，冒着鹅毛大雪，把中央文件送到夏宝鱼的工地上，告诉他承包鱼塘的政策30年不变，让他吃了“定心丸”。于是，他的14亩精养鱼塘的鱼真的成了他脱贫致富的“聚宝盆”了。

    致富不忘恩人。夏宝鱼便隔几个月送一点水产品去感谢“缪书记”。缪荣株看到他嘴里只有四颗牙，便要带他去医院装牙，他就是不肯去。多年的交往，他只提了一个要求：“书记，有一天我不在人世时，你要去看看我啊!”缪荣株成了他的至亲了，让缪荣株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有段时间看不到夏宝鱼，缪荣株心头就十分牵挂，有一次便让自己80岁的老父亲骑着自行车，走了100多里，带了100元钱，专程去看望老夏，转达问候。

    致富不忘乡亲。富裕起来的夏宝鱼，经常走访村里的贫困户、五保户，在经济上给以适当的帮助。缪荣株劝他：现在年纪大了，也该享享福了。夏宝鱼却憨厚地笑笑；“城里人有退休，我们农村没有。牛扣在桩上也是老”。日子过得舒心了，夏宝鱼这头“老牛”怎肯困在“桩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牛奋蹄，全在顺气。当年共产党能够把劳苦大众发动起来，掀起了一场空前热烈的人民解放运动，不正是把脉到了人民期盼解放的“心气”么？如今的老牛，不用扬鞭自奋蹄，同样显示了改革开放的魅力所在。

    当然，这其中的基本逻辑，就是党群、干群关系中的“千丝万缕”。任何社会都有一个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自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以来，一直到清王朝覆灭，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可以说是一脉相传，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打开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大门。民国虽立，却由于基础不牢，终究为蒋介石及国民党顽固派所操纵，使得民国不民，不仅国家仍然四分五裂，而且民主政治也八字尚无一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的底层做起，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唤起民众”的神圣使命，使得国家的制度与权力，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庸讳言的的是，人民政权同样是“上层建筑”，从形式上看，同样是中央集权的制度，所不同的只是其中的“人民”性质，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这样的性质与内容，又是通过共产党人所信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去实现的。因此，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能不能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了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具有“人民性”的试金石。

    政权的性质，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在能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缪荣株之所以能够与素不相识的农民交上朋友，就是因为他的那颗忠于党的事业的心，与农民那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心，想到了一起，跳到了一起，后来尽管他不再是“缪书记”了，但群众还是想着他，他也想着群众，这就叫“藕断丝连”。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必然存在着所谓“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区别与矛盾。过去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之所以如黄炎培所说的“其兴臂浡也焉”，“其亡也忽焉”，正是由于没有能够真正做到“人民民主”。所以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疑虑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19—720页)。

   民主政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区别与矛盾的必然性与客观性。如何克服这种必然性与客观性，全在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样的联系又是通过具体的执政者去实现的。缪荣株在任港口镇党委书记的时候，凭借一颗强烈的报国之心，切切实实地担当起了党与群众、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终于有了那欲罢不能的“千丝万缕”。可见，执政者对于人民利益的“情丝”才是问题的关键与根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区别虽必然，矛盾虽客观，但只要“藕断丝连”，“情思绵绵”，民主政治也就在其中了。

                         童贞之美

    人老了，含饴弄孙当然是一种幸福。可贵的是，缪荣株在含饴弄孙中发现了童贞之美，可以洗涤世人的灵魂。

    缪荣株从公园小树林的“老人角”带回家一只不慎落地、还不能自由飞翔的小白头翁，给3岁的外孙女玩。外孙女初见小鸟，又蹦又跳，快乐异常，马上忙着喂它食物。可是，当他说到老白头翁看到小白头翁落地，焦急地上下翻飞、鸣叫时，没想到小外孙女却“哇”地哭了起来：“小白头翁的爸爸找不到它怎么办呀？”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便带着外孙女、小孙子，去原地送别小白头翁。当两个孩子看到小白头翁与爸爸、妈妈依偎在一起，快乐地欢叫着的时候，两个小孩也快乐地依偎在他的身边，这使得他深切感受到：“童心、人情、鸟性、兰天、白云，是那么和谐一致。我的思想得到了净化，我的心情得到了愉悦，世界一时竟是那样的美好”。

    这一幕，不仅使我想起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不能再变成儿章，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故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章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复活”“人类童年时代”那样一种“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使之显示出“永久的魅力”。这就是人类童年时代那种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的“童贞”状态。当然，这是在“更高的阶梯上”的复活，而不是要今天的人们仍旧去茹毛饮血。这应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人类学逻辑之所在。

  童贞中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当一个人把儿童的天真“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的时候，童贞也就变成了崇高。缪荣株带领孩子放小鸟，发现了美好，当然也蕴涵着崇高。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还读到一些他在社会生活中“童贞”变“崇高”的情况。

    他在镇上当书记的时候，组织大家发展水产养殖，鱼多了。春节前，县组织部打电话要买鱼，他却为这个部门没有下属企业可以“贴钱买鱼”而犯了愁。想来想去，“钱没处通”，只好回绝。当一些人“削尖脑袋”的时候，他却“迂”得像个天真的小孩，连摆在面前可以“升迁”的“人梯”他都视而不见，虽“迂”而崇高。基层干部忙接待，缪荣株的办法是能与企业、单位有关的当然得由他们出面招待，没有的，则常常是自己掏腰包。于是，工资少了一半，只好苦老婆、孩子。一次法院院长找他处理事情，又是朋友，只好一大早便亲自去“转圈”。看到一个农民提着一只两斤来重的死甲鱼在叫便宜，他既想买，又想起了死甲鱼“不能吃”的“常识”，犹豫间，有熟人拿起甲鱼“研究”了一番，告诉他，刚死的，没问题，于是花20块钱买了个便宜。中午，院长为能吃到这么大的野生甲鱼而胃口大开。

    其实，人类原本就是一种高尚的动物，也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后来生产力发展了，产品丰富了，却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差别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们的心理也就失衡了，不能“共享”了，各种歹念也就萌生出来了。当人们意识到“歹念”危害，而需要设法“制衡”的时候，人类“文明”也就丌始发展了。几千年来，人类的“制衡”机制几经演变，虽然效果不错，但是离开彻底清除孳生的土壤的要求仍然遥远，实在需要人们时时地怀念童贞、发现童贞、学习童贞，在发展生产、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净化灵魂，尽快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童贞般的“永久魅力”。原生态写作我们说，缪荣株的文学作品，从总体的写作手法看，就是一部表现自己与他人的人生况味为主要内容的“报告文学”，就是说，他的写作，基本上是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的，我们不妨称之谓“原生态写作”。

   缪荣株说：“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他说的虽然是当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的恋情，而实际上，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与自己或他人的“自然规律”，亦即人生经历与生命逻辑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加工。从一般意义上说，这样的联系，是文学创作的普遍现象，或者说基本规律，谁也不可能离丌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搞文学创作。具体地说，各人“联系”的情况与方式又各不相同。例如鲁迅的“杂取种种”，赵树理的“山药蛋”，等等。而缪荣株所“联系”的则是“自然规律”。这里所说的“自然规律”，当然不是什么“自然主义”，而是一个人在“社会与我，我与社会”的过程中，亲身经历或者是所见所闻，所形成的一种情感，以及这种情感所孕育出来的一种气质，一种秉性，一种生命的再现。

    也许有人说，缪荣株写作的主要成就就是散文，所谓的“原生态写作”理所当然。其实，散文与小说，有时候很难严格区分；艺术加工与艺术虚构，也并非总是泾渭分明。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这两者之间常常互相交织、互为补充，从而使得“加工”更圆满、更生动，也使得“虚构”更真切、更感人。这其中，无论是加工还是虚构，关键在于能不能表现出一定的生命逻辑，以及这种生命逻辑对于社会生活的启迪意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命逻辑，活着就是生命逻辑。不同生命逻辑的联系与碰撞，这就是社会。因此，“表现出一定的生命逻辑”还不够，还要显示出一定的社会性，这不仅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本质表现，也是“社会与我，我与社会”过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许多看似毫无意义的个人行为，例如到“老人角”聊天，或者到麻将室打麻将，这完全是退休老人的自由，而一旦放到“社会与我，我与社会”的大背景下，便立马显示出一定的“社会性”，因而也就有了一定的观察与思考的价值。

    人们是选择去聊天，还是选择去打麻将，这是由各人的生理与心理运动的结果决定的。当然，这个“决定”又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可能是“跟着感觉走”，有人可能是“根据需要行”，尽管常常是“大同小异”，但绝对不可能“千篇一律”。把人们的种种选择“逻辑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功。文学表现了其中的生命逻辑，人们就可以从不同“选择”的生理与心理运动过程中体会到不同生命逻辑的存在情况与一定的价值选择。这就是所谓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间的爱恨情仇，总是与一定的生命逻辑联系在一起的，使得人们不能不爱，不能不恨。文学的任务，是把其中爱恨情仇的逻辑过程表现出来，好让读者去体会，去思考，以至于欲罢不能。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当然也是生命逻辑的力量。

    缪荣株的写作，在这方面是有成就的。因为是“原生态”，因此所表现出来的生命逻辑也就越发的自然与真切。这里不去细说了，因为有众多的朋友已经说得很好了。作为同学，不妨就艺术虚构方面的问题，说点儿感想，权且作为面谈的继续——笔谈。

   “虚构”作为文艺创作的手法，一是要有生活基础，二是要有艺术自觉。没有基础，就没有社会的、历史的真实；没有自觉，就没有艺术的感染力、生命力。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所谓的生活与艺术的统一。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文学形象的生命逻辑与作者社会敏感的统一。就是说，你所创作出来的文学形象，不仅要表现出文学形象的生命逻辑，而且要有你对于文学生命所表现的“社会性”的深切把握，能够让读者在感受生命形象的同时，感受到社会生活所蕴涵着的某种社会本质。这应该是唯物史观的文学观的基本点。

    过去，人们常常说，文学作品要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我们认为，还是说生活与艺术的统一比较好。社会生活是客观存在，其中的内容与状况，当然会体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一定的思想文化，但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又是通过人们的观察与思考而形成的，而这样的观察与思考的过程又是与人的不同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有了不同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也就有了不同的思想，因此用什么样的思想去统一，也就成了问题。当然，有人会说，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统一难道不好吗？当然好。问题是，这“马克思主义思想”究竟由谁说了算？现在我们知道了，应该由实践说了算。可是，过去一度人们常常认为应该有权威说了算，即由政治家、理论家说了算。其实，政治家、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且，这样的理论，这样的思想，还必须能够回到社会生活中去才行。可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归根到底还是生活逻辑与艺术自觉的统一，简言之，生活与艺术的统一。过去，我们吃文学形式主义与文学教条主义的亏，正是由于思想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生活的结果。脱离了实际生活的创作思想，有时候听起来往往也是头头是道，例如“三突出”的创作理论，例如“高大全”的创作思想。然而，由于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形象往往有背于社会生活逻辑，尽管有时候也能鼓舞起读者与受众的热情，但是，那热情罩边，却往往由于缺少生活逻辑，因而社会效果也就不可能很好。

    那么，艺术自觉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似乎很神秘，许多人以为，那些大文豪一定是天才，甚至有特异功能。其实，艺术自觉就来自于对文学生命逻辑的把握，来自于这种把握的深度与水平。这其中，每一个成功的文学艺术家都有他自己的经验与体会，因此各种“创作谈”也就多得很。然而，正如许多行家所说的，一个成熟的作家、艺术家是不可能靠别人的经验取得成功的，艺术自觉还得靠自己去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去获得。

    当然，学习也是需要的。重要的是学什么、怎么学。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同时学习社会与学习历史的任务，用以帮助全党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同时，提高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在组织和领导文艺界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关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内容，至今仍然堪称经典。他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他又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于后者。这是为什么？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艺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来观察和研究文学艺术的本质与规律，所作出的一个科学的、因而也是经典的阐述。

   这就是所谓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过，许多人对于“高”的理解却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他们往往只把“高”当作“完美”或者“理想”、“榜样”来理解，而忘记了第六个“更”，即“更带普遍性”的意义，于是“高大全”与“三突出”等等，也就有了理论根据了。这就误读了《讲话》的精神实质了。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讲的是文艺创作中的唯物辩证法。所谓“艺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首先讲的是“艺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与“实际生活”的关系，就是说，艺术作品中的生活也是生活，也必须符合人们社会生活中应该有、可能有的生活逻辑，这就是有人归纳出来的“情理之中与意料之外相统一”的成功经验，而不是任意“拔高”，把“意料之外”变成了毫无生活基础的东西，变成“不可琢磨”或者“不可想象”：其次，讲的是艺术作品的审美追求，讲的是文艺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是更高层次上的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而“实际生活”则往往只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因而常常显得不那么强烈、集中、典型、理想，也就难以体现出“普遍性”意义，即反映不了社会生活的本质。

    由此可见，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六个“更”，实际上讲的就是文艺创作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前五个“更”，讲的是“艺术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的特殊性、个性，比“实际生活”中的特殊性、个性，所应该具有的品格，讲的是“艺术手法”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而后一个“更”，讲的则是艺术创作最终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的社会性、普遍性意义，讲的是文艺创作中的审美追求，即文艺观、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这样两个方面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辩证法的统一体，即生活逻辑与艺术自觉的统一。毛泽东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思想，来研究、观察和分析文艺创作中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的。这里所说的“实际生活”的特殊性，与“文艺作品”的普遍性，用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来解释，那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4、319页)。这就是说，文艺作品既需要将矛盾的特殊性即艺术形象的个性“塑造”得比之“实际生活”中的形象“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又需要将矛盾的普遍性即艺术形象的共性揭示出来，从而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这就是“艺术自觉”的基本内涵。

    我们不妨通过缪荣株同学的小说《大菩萨》，来具体探讨一下生活逻辑与艺术自觉相统一的问题。

   《大菩萨》在表现农村基层干部生存状态的问题上，是生动的，成功的。这样的生存状态，又是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所决定的，这就是在物质相对贫乏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所形成的干部特殊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只有把这样一种“时代背景”研究透了，我们的作品才能在“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同时，“更带普遍性”。《大菩萨》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过多地拘泥于人物的特殊性过程，没有能够在生存状态的描述过程中进一步体现出其中的“社会性”原委，即在生活逻辑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反而使得后边的情节失去了“普遍性”意义。而诅咒式的结尾，则显示出帅真与坦白的同时，却影响了艺术的魅力，即通过揭示“大菩萨”生存状态的社会根源，呼唤社会变革的逻辑力量。如果能够把改革丌放以后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存状念与之联系、比较起来写，那样不仅容易显示出作品的“普遍性”意义，而且艺术的自觉性也会表现得更好、更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也是一种原生态写作，也是一种“报告文学”。研究一下大师的写作，对于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肯定会有帮助。

    鲁迅曾在1929年12月回到故乡接母亲。一年后，他以自己的回乡见闻为素材，写成了这篇小说。小说中的“我”，虽然不等于现实中的鲁迅，但是从身份到情感，无不与现实中的鲁迅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称之为“原生态写作”并不为过。坐着故乡特有的乌蓬船，见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虽然为沿途“远近横着的几个萧索的荒村”而“悲凉”，但在“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的时候，鲁迅“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念”。为什么？鲁迅写道：“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如同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正是鲁迅先生写作《故乡》的主旨。写闰土，写杨二嫂，写在离别故乡时所遇到的种种感伤与烦闷，不为别的，为的就是表达自己对于“新的生活”的希望。

    生活——希望——思想，写的是生活，表达的是希望与思想：如果写的不是生活，或者说仅仅是为了要说明什么而捏造出来的“生活”，那么就显得生硬了，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了。《故乡》中不仅闰土和杨二嫂，是那样的生活化，那样的栩栩如生，而且全篇文章从情感到气氛的描述，无不充满生活的气息。当你为这样的“旧生活”所忧伤的时候，就一定会像鲁迅先生一样，打内心里发出“他们应该有新生活”的呼唤。这就叫生活与艺术的统一：一种“思想化”了的艺术，或者说“艺术化”了的思想，在文章中天衣无缝般地统一起来了。

    当鲁迅先生离开故乡的时候，“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这时，他“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一轮金黄的圆月。”他终于又回到了童年那美好的记忆之中，想象着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章年时代”那样一种“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如果真的能够“复活”，那该多好啊!能够在离别时想到充满“神异”的章年，这实在是对于“走我的路”的一种执着，一种深情，一种信念啊!

    故乡告别之行，对于人们无疑是一种情感的煎熬。鲁迅也是这样。但是，鲁迅仍然从容而坚定地“在走我的路”。希望在哪里？鲁迅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条路就是“新的生活”。鲁迅在这里寓言般地写出了自己对于美好的向往。

    告别故乡，就是告别旧的生活，向往新的生活。故乡的生活记忆，在鲁迅的笔下已经自然而然地升华成了“一幅神异的图画”，显得那么美好，那么从容而坚定，这就是生活与艺术的统一，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如果《大菩萨》能够在写出农村基层干部生存状态的同时，也能够写出新的生存思考，新的生存希望，那就一定会更加精彩，不知以为然否？

201212.11.9～10南师同学苏州聚会

缪荣株,1944年1月生,梁徐街道岭家社区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州市历史学会顾问。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散文》《雨花》《福建文学》《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千余篇。著有小说散文集5本，长篇小说《银行风云》。主编《泰县金融志》《姜堰名人》。

巴之明

在城市的一角，有个建成6年的小区——宝龙世家。这里住着近2万人，5千户人家，其中七成业主都背着三十年的房贷，宝龙世家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负债城。如今，这里的房价跌得离谱，白送都没人要。

小区里有个爱管闲事的小青年，叫阿明。他整天在小区里晃悠，跟大爷大妈们打听各种小道消息。这天，阿明像往常一样在小区花园闲逛，突然发现一辆豪车停在了小区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考究、戴着墨镜的神秘人，此人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与这个落魄小区格格不入的气质。

阿明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他悄悄地跟在神秘人后面。神秘人径直走向了小区最破旧的一栋楼，进了其中一户人家。阿明趴在门外偷听，隐隐约约听到屋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你到底想怎么样？这房子都快成负资产了！”一个愤怒的声音说道。

“哼，我要的东西你们必须交出来，否则有你们好受的！”神秘人的声音低沉而冰冷。

阿明听得一头雾水，什么东西这么重要？他决定一探究竟。趁着神秘人离开屋子的时候，阿明偷偷溜了进去。屋里的两口子正坐在地上抱头痛哭。阿明壮着胆子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多年前他们在这房子里捡到了一个神秘的盒子，一直没当回事。没想到今天神秘人找上门来，说盒子里的东西价值连城，必须归还给他。

阿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决定和这对夫妻一起找出真相。他们开始在小区里四处打听关于神秘人和盒子的消息。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也都被调动起来，纷纷提供线索。

经过一番折腾，他们终于发现，这个神秘人是一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所谓的价值连城的盒子，其实是他们用来诈骗的道具。他们专门挑这种房价低迷、居民生活压力大的小区下手，利用人们的贪心和恐惧来骗取财物。

阿明和小区居民们将计就计，设下了一个圈套。当神秘人再次来到小区索要盒子时，被早已埋伏好的众人抓了个正着。警察赶来把神秘人带走了，宝龙世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阿明站在小区花园里，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笑着说：“这负债城啊，也有咱自己的热闹和正义！” 

虚假视频扰视听

文／白春来

        视频传：佳能在华开厂廿四年，近日关门辞雇员，员工高管共依依，久久不舍厂门前。视频传：董事长亲笔推荐信，铺路搭桥话诚恳，另一企业去谋职，人走茶热香犹沁。视频传：员工补偿过所望，数十万元已到账，三十万补保洁工，八十八万偿组长。

        资讯如斯必不确，我们制度最优越。俺农民老伴缴公粮，十二岁始未松懈。而今皇恩雨露养老金，百余元钱发每月。优越制度发犹少，落后制度安能好？虚假视频扰视听，必是反华势力胡编造！

2025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