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千树

        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如长河奔涌，总有一些人物或群体被刻上“赤子”与“逆子”的烙印。何谓赤子？《孟子·离娄下》有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者，如初生婴儿般纯真，于民族国家而言，便是那种与生俱来、至死不渝的忠诚，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何谓逆子？逆子者，背弃宗族、背离根本，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甚至“认贼作父”，效忠于曾经或正在侵害本民族的敌人。赤子之心，如文天祥《正气歌》所彰显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逆子之志，则如历史上某些投靠外敌者的选择，其动机复杂，令人深思。

        赤子之心与逆子之志，其根本分野在于价值坐标系的迥异。赤子之心以民族血脉和文化根脉为锚点，其忠诚源于对共同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民族命运的内在认同。岳飞“精忠报国”，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钱学森冲破阻挠毅然归国，皆因他们将自我价值实现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相反，逆子之志往往将个人或小集团的眼前利益置于民族整体利益之上，其价值坐标系是高度个人化、功利化甚至异化的。他们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抉择，看似偶然，实则是价值排序的必然结果。

        为何有人会背弃“赤子”之路而选择“逆子”之途？其原因需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剖析，而非简单道德批判。

        其一，认知扭曲与信息茧房所致。在某些历史时期，特别是民族危难、社会动荡或信息高度不对称之时，个体对民族前途可能产生严重误判。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少数人受“亡国论”影响或为侵略者虚假宣传所蒙蔽，对民族抵抗丧失信心，转而寻求依附。他们并非天生不爱国，而是在极端环境下，对“忠诚”对象产生了致命错觉，将敌人的暂时强大视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而做出错误的历史选择。

        其二，极端个人主义与利益驱动使然。当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剧烈冲突时，一些人将私利置于至高无上地位。明清易代之际，吴三桂等人为维护自身权势而引清兵入关；抗战时期，部分汉奸为苟全性命或获取私利而附逆。这种选择背后，是个人主义极度膨胀，将民族大义视为可交易之物，其精神世界已与民族文化血脉割裂。

        其三，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认同危机侵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根植于对其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当这种认同遭遇危机，个别人可能产生文化上的“自我否定”，转而膜拜他者。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之时，极少数知识分子产生全盘西化、否定自身文明的倾向，虽与投敌有本质区别，但反映了文化自信丧失可能导致的危险滑坡。历史虚无主义消解英雄、歪曲历史，无形中为“逆子”行为提供了扭曲的辩护词。

        其四，外部势力的诱导与胁迫不容忽视。敌人往往采取“以华制华”策略，通过威胁、利诱、思想渗透等多种手段，刻意制造和扩大叛离者。从古代游牧民族对中原边将的策反，到近代帝国主义对华实施的“分而治之”策略，皆是利用矛盾、诱人背弃。

        然而，历史终究由人民书写，民族大义终究是检验忠奸的试金石。那些逆历史潮流、背弃民族大义者，纵能逞一时之快、得一时之利，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汪精卫之流，昔日何等风光，今朝不过史书几行骂名；而无数无名赤子，其精神却融入民族血脉，永垂不朽。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回望，我们更需深刻认识到：培育赤子之心，杜绝逆子之志，关乎民族兴衰。这要求我们：

        筑牢历史记忆的根基。 清晰认识中华民族从磨难中奋起、在奋斗中壮大的辉煌历程，深刻理解没有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个人尊严无从谈起。历史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价值认同的熔铸过程。

        高扬爱国主义旗帜。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既是对悠久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复兴伟业的坚定投身。它应当包容理性、开放胸襟，但绝不模糊底线、放弃原则。

        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不曾中断，其生命力正在于不断与时俱进，坚守核心价值。树立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方能在外来文化冲击面前保持定力，避免因妄自菲薄而误入歧途。

        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荣辱与共、命运相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能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识别并抵制一切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

        赤子丹心，辉映千古；逆子之行，警钟长鸣。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考验，每一代人都有其选择。当我们将个人命运深深嵌入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将个体价值的实现建立在家国繁荣的基础之上，我们便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始终保持那份最为珍贵的赤子之心，成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真正儿女。这不仅是历史的启示，更是时代的要求，民族的呼唤。

                  2025年12月11日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