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出生在上海，但祖籍写着福建。
葛家老宅位于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之一的黄巷里，如今更以“葛家大院”之名出现在各种本地志及旅游手册上。
关于家族兴盛的起源，版本很多，但对于葛兆光而言，切实贴近的一段是到了祖父葛滋承那一代，正逢乱世，祖父借了堂弟的文凭进了保定军校，一路在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做到副旅长；父亲葛耀昌出生在那段相对富庶的时期，在上海读了大学、成了家，经历了抗战，又在时代变迁中，受到家庭背景复杂之累，辗转多地。
20世纪60年代初，10岁出头的葛兆光随父母下放到了贵州黔东南地区。
初中毕业，便被“上山下乡”的大潮裹挟去苗寨待了三年多，之后在砖瓦厂、农药厂和供销社当工人，甚至还挖过煤。
葛家大院有着“七星八斗”的格局，当1979年葛兆光终于有机会去看时，大院已住进了“七十二家房客”，破旧杂乱。
直到十几年前当地开发旅游，它又被修缮一新，恢复了往日的气派，让白头返乡的葛兆光又差点认不出来了。
葛家的故事恰如攀援在岁月墙垣的葛藤，每一片叶子都记录着时代的风向。
只是对于过往，葛兆光的态度很坚决，“尽可能不去想，苦难永远都不应该是一枚勋章”，“除了战争，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很多的波折和变化，让我亲历跌宕起伏的历史，从而才能够穿透现实，体会到历史的底色。我想这是一种人文学者难得的经验和体验”。
吾辈皆身处沟渠之中，然其中必有仰望星空者。
1978年，葛兆光从贵州考入了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而那年，他已经28岁，已经辍学十几年。
葛兆光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1978年2月底一个夜晚，他从贵州一个县城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北京，“在北京站被校车糊里糊涂地拉到北大，住进32楼304”。
当他完成六年半的学业要离开北大时，他已确信自己会成为一名学者。怀着这样一份雄心、包容心和平常心，直到今日，葛兆光依然在这条悠远而深邃的学术之路上潜行着。
很多年后，作为校友重回北大的葛兆光感慨地对当届毕业生说：“跨进北大之门，不仅是我个人人生的改变，进了北大，跨入学术世界，也给我们身上压了一份沉甸甸的学术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