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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2日，钱理群《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新书分享会在安顺学院隆重举行。
本次分享会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贵州出版集团主办，贵州人民出版社承办，安顺学院协办。
以下为钱理群教授在分享会上的主旨发言。
非常高兴出席我的新书《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在贵州召开的发布会，这是晚年出版的书中我特别看重的一部著作。
这几天，为准备今天的发言，我把书重读一遍，真正是“浮想联翩”：“贵州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它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同时，又十分“动情”：“我和贵州有着怎样的关系？”
还紧张“探索”：贵州文化对当下的中国，世界，以及我们自己，有怎样的“启示”？
这大概是很能反映我的思想，学术，乃至人生的特点的：喜欢作“理论的提升与概括”，又有极强的“主体介入性”，还特别关注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的“社会实践”的关系。
那么，我就从这三个方面：“理论—情感—实践”，来逐一展开我今天的发言吧。
先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谈谈我对贵州文化研究的认知过程。
大概有三个阶段。
首先是从2003年开始编辑《贵州读本》。我以摆脱长期“被描写”的历史，“用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地描写我们自己”相召唤，集中了一批贵州本地作者，即“黔人”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王尧礼、罗银贤等负责撰稿；我作为“黔友”则负责统稿，主要是发挥我的特长，作理论的提升与概括。
《贵州读本》是一部“贵州地方文化史”：先写贵州“自然环境”，《天下之山萃于云贵》《山之精魂聚于石》《真山深处有真水》；再书贵州“乡风民俗”“黔语乡音”，《山乡风物》；又写贵州神话、古歌，丧嫁曲，植物、动物、山石崇拜，以及民族服饰、民间建筑里的史诗、图腾，《群山的灵感》；最后归结为《大山的包容》，山里的教育、文化传播，会馆，以及“八百年屯堡”。
当然，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藏在深山人未识——寻找、发现贵州》的历史：“（徐）霞客仗履”（明末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王阳明龙场悟道”。
这不仅是“寻找、发现贵州”的过程，更是一个“外来文化输入贵州”的过程，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
由此开始了我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对贵州“输入”的关注与研究。
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阶段。“五四”时期，抗战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解放大西南”时期与“建设大西南”时期。
本书关注的，是“五四时期”“走出大山的山里人”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贵州采风”。
在理清现当代历史上，外来文化输入贵州的历史以后，我对贵州地方文化的研究，就转入我最喜欢，也最擅长的理论探讨：现当代贵州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在哪里？
于是就有了本书的主体，主要有两部分，即“对现当代贵州文学创作，文化特点、意义、价值”的研究与讨论（《自己描写自己》，《土地里长出的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爱黔者说》），以及《安顺城记》的撰写，对贵州地方文化与研究的贡献（《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安顺城记〉编写前前后后》），对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新期待（《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再出发》）。
于是，就有了对贵州地方文化的两大概括。
一是我和贵州朋友编写《贵州读本》时，发现“贵州传统文化”，是一种“发展低水平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多民族文化的和平共处，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
并作出评价：尽管这样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的平衡，是低水平的，自有落后的一面；但它又确实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理想。这就可以理解，当人们面对现代文明病造成的自然、文化生态破坏，突然发现贵州这块“净土”所感到的惊喜。这再一次证明了，所谓“原始”和“现代”并非绝对对立，也有相通的一面。作为贵州本身，当然不能安然做“活化石”“博物馆”；但也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的传统全盘抛弃，走一条“先破坏，再恢复，重建”的老路。我们既不能“全盘保存”，拒绝任何“变革”；也不能“全盘抛弃，盲目求异，以他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坐标”（参看收入本书的《贵州发展道路的遐想》）。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现、当代中国时，又发现“现、当代中国的贵州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以输入为主的，多元的文化结构”（参看收入本书的《用自己的话，真实、真诚地描写自己》）。
这样大时代养育下的“贵州现代、当代文化”，必然是“开放”的，同时又具有巨大的“吸收力、创新力”。这恰恰是长期以来，思想、文化、学术界对贵州现、当代文化“误读”所在：不仅是外地的学者，也包括贵州本地的学者，都把现当代贵州文化视为一种封闭的，拒绝外来新思想、新文化，更不具有创新性的保守主义的文化力量。
这自然是一种严重的自我束缚：是彻底摆脱出来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发出这样的呼声，完全出于“内心”，我是十分“动情”的，这就说到了“我与贵州文化的关系”。
钱理群教授分享创作感言
最近，我在回顾自己一生时，惊喜地发现，我的生命发展最关键的时刻，都与贵州有关。主要有三次历史的相遇。
第一次是在“文革”期间。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历史时刻：我和贵州学生一起到外地串联。在长江游轮上，面对茫茫江水，我情不自禁地放声吟诵在朋友间盛传的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生紧紧跟上：“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这也是当时朋友最为陶醉的，据说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名言。以后又加上一句鲁迅的话：“永远进击”。这样，“上下求索—永远进击—绝不回头”，就成了“文革”后期贵州“民间思想村落”的座右铭。事实上就成了“我们这一代”的基本信念与追求。它至今也还支撑着我，和我们这一批“贵州文化人”。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应该说，这“上下求索—永远进击—绝不回头”的信念，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是具有超前性，引领性的。我甚至认为，它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宝贵结晶。它却由我们这些“黔人”“黔友”在“文革”中首先提出，这确实耐人寻味。这可能是因为贵州处于中国的边远地区，在“文革”这样的大动荡、大混乱时代，它却具有相对的“自由空间”。其所产生的思想、文化一旦转化为精神资源，就极其可贵。
我与贵州第二次历史相遇，是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讲完“最后一课”以后。
学生问我：“你退休以后，到哪里去？”我回答说，“回归家庭，回归中学母校，回归‘第二家乡’贵州”：这就是“回归家园，回归大地，回归生命的起点”。
2002年下半年，我就来到了贵州，“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贵州新老朋友一起编《贵州读本》，并以“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作为读本的主题。
这背后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也是我们这一代共同的生命命题。
我如此说道：“现在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打破了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外之间的人为的等级性的隔绝状态。作为‘中国公民’与‘世界公民’，每个人都具有在全中国全世界自由流动的权利”，成为“漂泊的一代”。
但这里也潜伏着一个危机：如果把自由流动变成“逃离脚下的土地”的心理与诉求，许多人“对自己生长的土地上的文化，家乡，和底层社会，越来越无知。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都成了陌生人。这就‘一去不复返’了”。
另一方面，你从农村到了城市，从中国到了外国，但内在文化和心理的差异，却使你很难真正融入你所在的社会。这边回不来，那边进不去，你就成了“无根的人”。
“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实际上所失落的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离去者走上了永远的‘心灵的不归路’；即使不离乡土，也因失去了家园感，而陷入生命的虚空”（参看《2021年12月8日重回北大中文系讲堂的新的一课》）。
可以看出，我讲这番话时，是相当动情的：我自己就面临这样的“失根”问题，也因此开启了寻找“脚下的土地”的“寻根之路”。而且我所走的路也自有特点。
这就是晚年经常提到的“北大”与“贵州”“两个精神基地”，即所谓“自由出入于中心与边缘，高层与底层，精英与平民之间”。
我是以“北京大学”与“贵州”并作“脚下的土地”的。
立足其上，正是我这样的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自然与“社会底层”保持密切联系，因此以贵州底层文化为根；但又不局限于贵州文化，而是自觉与“底层—中层—上层文化”相联接，从“底层—中层—上层看中国”，就真正能够解读“中国之谜”。
这正是时代和历史交给我这样独立、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与贵州文化的第三次自觉相遇，是编写《安顺城记》。
作为《安顺城记》主编的我，和主要统稿人杜应国，都特别认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球化时代地方文化研究”学术论会上，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评价：
“这是一部城史，也是一部心史，因为它蕴藏了安顺作为一个‘民间思想村落’前世和今生”，“他们脚踏土地，却从来没有失去‘仰望星空’的能量与想象力”。
我们情不自禁地说：“他是懂得我们的。”
应国在为本书写的序言的题目就叫《头顶的星空与脚下的土地》，并且作了这样的分析：
“五十年前聚集在这座偏远小城的精神兄弟，那个为了探求真理，仰望星空的民间思想村落，似乎是一种宿命。他从这里起步。然后，‘走出——离去’，去追寻那灿烂的星空。但随之却发现，他得到了星空，却失去了土地”，“于是‘离去——归来’的模式再次出现”，他的“羽化归来”，是要与“扎根于大地的‘困守者’们一起携手上路，‘再出发’，走向那最后的归程……”
我不知道这是理论的总结，还是情感的抒发。但贯穿其中的，却是戴明贤兄为本书写序开头就引述的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最后，还要简单说一下“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再出发”。
提出“再出发”，原因也很简单：
今天的时代变了，脚下的土地也变了。
中国和世界都将进入“历史的大变动”，不仅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的大变动，更是基本的观念、思想、文化的大变动。不仅要面对气候、病毒、战争、种族四大危机，更要追寻“人工智能与人的智力相互支撑，又相互博弈的Al时代”，“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动”中，地方文化向何处去，其意义和价值，就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我依然相信，地方文化应成为人的生命归宿，至少是为本地人的生存提供一个可以“落脚”之处。
因此，在本书的《后记》里，我们提出了要“回归生命的纯真状态”的新命题，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未来学”研究的新构想，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