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半生闯荡寻旧友，重逢只剩意难平

作者：杨 东

或许是命运的伏笔，或许是岁月的偶然，我初中未曾毕业，高中也只念了一学年。自那以后，人生仿佛被按下了 “切换键”，差不多每两年便要更换一次身份与岗位，辗转流离间，竟也习惯了这样的漂泊。

直到 1999 年 8 月下旬，我踏入国家通讯社的大门，这份工作才算给我的闯荡生涯画上了安稳的句点，一待便是直到退休。

在通讯社的那些年，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光，我都穿梭在基层的烟火里；即便退休后，也未停下脚步，近十年间，先后被多个城市聘为文化顾问，继续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发光。

回望大半生，关键词大抵是 “闯荡” 与 “流离”。

也正因如此，无论是同窗挚友、军营战友，还是职场同事、亲友邻里，都渐渐在岁月的奔波中疏离。身边虽有相识之人，却始终没有那种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知己，心底深处，终究藏着一份无人能懂的孤单。

如今通讯发达，网络通达，指尖轻触便能连接天涯海角。

并非我不渴望温情，也不是我刻意拒绝交融 —— 只是此刻，偌大的房间里，只剩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孤苦伶仃地伏案写作，或是在书海与网海中消磨时光。

我曾满心期许，借着便利的通讯，找回那些失散多年的同学与战友，重温当年的情谊。

可这场盼了许久的重逢，最终只留给我满心的失望与深深的沮丧懊悔。

先说说与同学相见的光景吧。

这些年，零零散散见过几位旧识，像样的集体聚餐也有过两次，可每一次，都让我对 “同窗情谊” 的憧憬大打折扣。

还记得当年，回城的风潮席卷而来，多数同学都被这股浪潮裹挟着，千方百计想要脱离农场。哪怕只是搬到隔壁的乡村，都觉得是跳出了 “农门”，圆了 “脱离苦海” 的心愿。

那时，社会上流行 “三块钢板” 的说法。

最初是 “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复转军人” 这 “老三块钢板”；

后来又出现了 “新三块钢板”——“城市户口”“大学生”“国家干部”；

而如今，择偶市场上的 “三块钢板” 早已换成了 “房子”“车子”“票子”。尤其在女性择偶时，“三块钢板” 的拥有者往往是首选，不少人也借着这份 “优选”，成功脱离了农场。

与当年不同，现在户籍制度虽仍严格，但人员流动已然活络了许多。如今的 “三块钢板”——“老板”“豪门弟子”“党政官员”，更被赋予了复杂而特殊的含义，成为了新的身份标签。

当年，那些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年轻男儿，之所以争相入伍当兵，多半也是为了能挣得 “老三块钢板”，盼着在部队里学一门手艺，或是复员后能被分配到农场的理想岗位。

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年，政策对老、新三届格外照顾，我身边的同学、战友中，但凡报名参加高考的，几乎都顺利被录取。

毕业后，他们大多被分配到城市的党政机关，踏入了 “国行” 公务员的队伍。而像我这样，借着高考真正脱离农场的，却是凤毛麟角。

有一年夏天，我回到了当年就读小学和中学的农场。

晚饭时，隔壁包厢传来阵阵喧闹，陪同我的人告诉我，那是某某正在代表农场宴请商家，而这位某某，正是我中学时同住一个宿舍两个学期的老同学。

我满心欢喜地连忙过去打招呼。

彼时，老同学已是农场机关某部门的科长。

走进包厢，只见觥筹交错，人声鼎沸，一派热闹景象。

见到我，现场的气氛依旧热烈，可话锋却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我。老同学把我夸得无言以对，反复说曾读过我的一篇文章，至今印象深刻，甚至能背出其中的句子，这番话也让在场的其他人对我肃然起敬。

可从头到尾，他都没说让我坐下歇歇，没递上一杯酒，更没问我是否会多逗留几日，要不要改天再约着聚聚…… 

这场看似热情的重逢，实则藏着隐晦的疏离，我满心的热忱，最终收获的却是一场巧妙的冷嘲热讽。

后来，有一位从京城回来的同学做东，邀请了在边城居住的同窗相聚。

我忙完手头的急事，马不停蹄地从 130 公里外受聘的城市赶过去，可等我抵达时，聚会已经进入了中场。

我扫视了一圈，在场的同学大多没能跳出 “农门”，如今都从农场退休，在边城买了房，定居下来安度晚年。

我连忙向大家反复致歉，并提议给每位同学现场吹奏一曲笛子独奏，还为几位同学带去了我新出版的报告文学集，算是我的一份心意。

可当我走到一位同学面前，吹完笛子、递上书时，他却带着戏谑的语气说：“你还记得当年在一个宿舍，你没棉袄穿，总借某某的棉袄穿的寒酸模样吗？听说你现在成了‘国家间谍’（指我国家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可真够拽的啊！”

接着，我走到另一位同学跟前，完成了笛子独奏并送上书后，他却提高了音量对众人说：“同学们，你们还记得当年某某老师总鼓励我们好好读书，说‘希望将来同学中能出个作家、记者，哪怕只有一个’吗？看样子，几百号同学里，也就只有他圆了老师的梦，能划拉两页文字，这就是他写的书啊？现在都这岁数了，还读书、还写书？真是飞得够高、也够不接地气的吧？”

再走到下一位同学面前，吹完笛子、递上书，他更是直言不讳：“你的文章能有鲁迅那样深刻、尖锐吗？能像李白、杜甫的诗那样流芳百世吗？我是没写，可我要是写，就得写出鲁迅那样的深度，写出李杜那样流传千年的佳作，不然不如不写……”

一番番话语，像冷水一样浇灭了我所有的热情，也让我彻底明白，有些情谊，早已在岁月的变迁中变了味。

说完同学，再说说与战友相见的情形。

我于 1974 年 12 月26日入伍，1977 年 4 月 5 日离开部队。在部队的日子里，我结识了许多战友：有 1969 年入伍的连排干部，有 1971 年、1973 年入伍的老班长，还有 1974 年至 1977 年期间入伍的战友们。

说实话，当年我一门心思想当兵，多半也是为了挣得 “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复转军人” 这 “老三块钢板”，盼着能在部队学门手艺，或是复员后能在农场谋个理想的差事。

我的战友中，后来军阶达到中校、大校、少将的寥寥无几；复员到地方后，能做到正处（县团）、副师、正师（地州）级别的，也只是少数幸运儿。

当年，少数战友算是 “幸运” 的，有的当了护士，有的开起了汽车，有的成了农机手、车钳工，最差的也能在加工厂做酱油、磨面粉；而多数战友，最终还是回到了大田，在农田承包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退休。

2010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有战友发起了一场战友 35 周年纪念会，我毛遂自荐当了主持人。

聚会伊始，我逐一介绍相关情况，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中场时，我挨个桌子敬酒，代表活动组委会和我个人向各位战友致以问候；后场回到组委会安排的桌位后，我又再次向身边的每位战友表达敬意与问候 ——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几位战友死缠烂打，非要让我多喝几杯才肯罢休。其中一位战友端着满满一大茶杯酒说：“你要是承认我们是战友，看得起这份战友情，就把这一满杯一口气喝下去；要是喝不下去，就是看不起我！”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喝了下去，可他依旧不依不饶。

紧接着，下一位战友又端起早已倒满酒的茶杯：“你跟他喝了一大杯，可不能搞双重标准，跟我只喝一小杯啊！来，我敬你，看得起战友就干了！”

后来，听到他们小声向身边战友炫耀：“国家通讯社有什么了不起。我喝纯净水就让他下了个满杯白酒。”

自那以后，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战友会，我都一概谢绝参加。那份曾经让我珍视的战友情，在 “绑架式劝酒” 的裹挟下，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模样。

还有一位战友，据说在本市某区的一家央企担任法律顾问。他的女儿就读于当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写了一篇文章，想让我指导指导，争取能在毕业前发表。

在微信里，我坦诚地谈了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文字过于直白，既无意境，也无情感，更缺乏思想深度，仍然停留在中学生记叙文的水平，尚未迈入 “文学创作” 的门槛。

战友回复说，他女儿并不认同我的评价，还想当面跟我辩论；他自己也觉得，要么是我在敷衍了事，要么是我真的没看懂文章的深意，于是提出想带女儿当面聊聊，还说要让女儿正式拜我为师。

他们约定了见面的日子。

那天，战友一家三口来到我单位附近的一家火锅店。热气腾腾的火锅旁，我们边吃边聊。他的女儿反复强调我没看懂她文章的深刻寓意，还说要 “从背面看” 才能理解；战友则在一旁随声附和，我看着眼前的景象，只能笑而不答。

不知不觉间，一顿饭已然吃完，汤饱饭足，可他们自始至终都没再提及 “拜师” 的话题，尤其是战友夫妇，丝毫没有要买单的意思。无奈之下，我只好借口上洗手间，悄悄结了账。回到包厢后，我轻描淡写地说：“今天就这样吧，我们离得不远，以后欢迎常相聚。”

可那之后，我们便再无来往，也没了音信。

半生闯荡，我曾以为，那些散落天涯的旧友，会是岁月留给我的温暖馈赠。

可当真的重逢，才发现，时光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容颜，更重塑了彼此的心境与价值观。

那些曾经纯粹的同窗情、战友情，早已在现实的打磨与功利的裹挟下，变了味道。

如今想来，或许有些情谊，只适合留在回忆里，一旦触碰现实，便只剩意难平。

而我，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独处时光里，在笔墨书香中，安放余生。

作者简介：

杨东，男，汉族；中共党员；2016年12月31日退休；笔名 天然，主任记者。出生于甘肃民勤县农民之家，20世纪60年代初随母亲落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务农两年，服兵役两年，当教师六年，在地省报当记者编辑十余年；历任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采编中心主任、兵团支社社长、《兵团新闻网》总编辑。新疆作协会员，曾当选为新疆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