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化验室里的油酒香

作者：刘连成

      1972年的冬风裹着双辽的沙粒撞在油酒厂的窗玻璃上时，我刚从蓖麻车间走进全厂青年向往的化验室——那间飘着白酒与豆油混合气味的小屋。

       惠友吉师傅的白大褂上总沾着星星点点的油花。他比我大十五岁，捏移液管的手指却比姑娘家纳鞋底的针还稳。教我测大豆出油率时，连量筒里液面的油沫都要用手电筒照出三分诗意：“这油珠子啊，是豆子憋了一冬的悄悄话，咱得把数儿测准了。”长我十二岁的徐淑珍师傅则不同，她是吉林化工学校的高材生，眼镜片后藏着蒸馏烧瓶般透亮的心思。测酒曲酵母时，能把显微镜下的菌群说成“酒缸里跳圆舞曲的小人儿”。这两位师傅，对我关心备至。一个温着我的手，一个暖着我的脑。不到一个月，油的出油率、酒的淀粉含量分析测算等，我便都熟记于心。

       我们这三间屋的“参谋部”，管着油车间的大豆、酒车间的原料分析、测算数据，是车间主任指导生产的重要依据。三班倒的排班中，仗着我是单身汉“无牵无挂”，两位师傅把零点到八点的夜班排给了我。冬夜的实验室像裹进了棉絮，只有滴定管的滴答声和暖气片的轻响相伴。惠师傅值夜时会揣俩烤土豆，徐师傅则会把暖壶塞紧三分——直到那天见徐师傅拎着取样桶在油车间门口踟蹰，我才想起女同志进出榨油车间多有不便。

        “师傅，以后您当班取油原料的活我包了！”我抢过取料桶时，徐师傅的眼镜片上蒙了层水汽，活像酒样烧杯里刚凝出的雾。后来她总在我夜班的桌子上留半缸温糖水。

      最乐的是惠师傅值夜班那回，我正盯着滴定管数刻度，他突然拍我肩膀：“你闻闻这酒——是不是带点玉米香？”我刚把鼻子凑过去，他把放在暖气片上装着半烧杯的二锅头递给我：“咱这叫‘实验室热饮’，就是劲儿冲了点！”正说着，徐师傅白天落下的酵母样在培养箱里“噗”地冒了泡。我俩手忙脚乱去擦，惠师傅抹了一脸培养基，活像沾了满脸酒曲的老面瓜，偏还嘴硬：“这是‘酵母面膜’，明儿脸准光滑！”

      还有次测酒精度，我记错了数，把“61度”写成“16度”。徐师傅拿笔敲我脑门：“小伙子，干咱这活不能有一点马虎。”末了却把我写废的记录纸折成纸船，搁在装蒸馏水的烧杯里：“喏，让这‘酒精度小船’漂会儿，下次准没错。”

      那时候的化验室没有现在的现代设备，我们用玻璃器皿管量岁月，用天平称日子，连夜班窗外的星星都像是被酒精计蘸亮的。我拎着取样桶穿过料场时，总觉得那些沉睡的大豆和酒原料，都在等着我们把它们的心事，酿成油香与酒香里的烟火人间——连那些手忙脚乱的笑，都浸着豆油的暖、烧酒的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