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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翻开一本厚重的文学批评期刊，指尖划过带有凹凸感的纸张，沉浸于那些或犀利、或绵密、有时甚至略显晦涩的论辩文字，是不少文学从业者与爱好者日常的精神操练。那里有思想的碰撞，有美学的冒险，有因直面作品复杂性而生的“不适感”，也有由此激发的智力快感。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这份曾令人敬畏的“操练”悄然褪色。征订数量锐减，同行间私下热烈的讨论变得稀罕，更多人转而流连于公众号推送的碎片化文字，只为瞥一眼“大家都在想什么、说什么”。一种普通的感受是，那些承载着“权威”与“核心”名号的刊物，其文章的魅力与锐度，似乎不及某些C扩（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而C扩的活力，有时又不及一些有追求的普通期刊；更令人尴尬的是，部分普刊上的文章，其问题意识与表述的鲜活度，甚至可能逊于某些运营良好的学术公众号上的佳构。
这一粗略的感官印象，背后自然有复杂的“现实因素”：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发表量与职称的刚性挂钩、学术生产的速度焦虑……这些压力下催生的文字，难免带有“急需而发”的仓促与功利，难以奢求其“引人入胜”。然而，如果我们愿意将目光暂时从“发表市场”的喧嚣中移开，试图在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与更广阔的时代精神氛围里探寻，或许能对文学批评所遭遇的冷遇，多一层理解。这便要求我们离开文学批评的“内部”，尝试从一个外在的视角，审视它的处境。
文学批评，作为人文领域最为敏感的神经之一，其研究对象固然是文学与文艺作品。但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批评，绝不只是对单一文本的技术拆解。它必然要关切文本得以生长的土壤——那既包括具体的时代语境、文化传统，也离不开普遍的人类精神状况与感知模式。正是在这里，德国学者韩炳哲的思考，尤其是他在《美的救赎》与《叙事的危机》中提出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锋利而独特的透视镜。
韩炳哲的著作以精悍著称，书的确很薄，以上提到的两册，每册都不超过10万字。但这“薄”并非思想稀薄，而是一种如中国武术中顶尖点穴功夫般的精准与凝练，常能以四两拨动千斤。在《叙事的危机》里，他将我们深陷其中却难以名状的当代社会，诊断为“点赞社会”。这个社会的核心症候在于“自我消费”，即一切围绕自我展演与自我确认运转，自我之外，他者隐没。于是，我们所热衷谈论的“讲故事”（无论是个人故事、品牌故事还是宏大的“中国故事”，以及如何讲好故事以上故事），在韩炳哲看来，可能恰恰加速了共同体的瓦解。因为在他看来，点赞社会，“故事”已经沦为了可被快速消费、点赞、分享、转发的信息商品，甚至道德与情感也可能被包装成消费品出卖，作为一视同仁的商品，它们已然成为了维持社区运转的主要纽带。而那种真正能够聚拢人群、围绕篝火、在倾听与回应中构建认同与意义的“讲述”行为，则退居次席。其结果，便是叙事联结功能的衰落与共同体的涣散。因此，韩炳哲呼唤文学恢复其“讲述”的本真叙事功能，重建与他者、与世界的深度联系。
如果说《叙事的危机》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切入了当代文化的困境，那么《美的救赎》则从美学的层面，为我们理解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人文话语的萎靡，提供了更直接的钥匙。该书开篇开宗明义，指出“平滑”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审美范畴。韩炳哲从杰夫·昆斯光洁炫目的雕塑、苹果产品圆润无缝的设计，乃至巴西热蜡脱毛这种消除身体毛糙的实践谈起，追问：为何“平滑”会被普遍视为美？他的答案是：“除去美学效果，平滑反映出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它是当今积极社会的缩影。平滑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也不会带来任何阻力。它要求的是‘点赞’。平滑之物消除了自己的对立面。一切否定性都被清除。”
这段论述如同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文学批评领域某些暧昧的转变。我们或许已经察觉，近年来，批评文本中那种带有冒犯性、质疑性、令人不安的“否定性”力量，正在被一点点稀释、抹平。这或许不单是某个编辑或学者的个人趣味使然，或者个体一定是凭借敏锐嗅觉把处理起来颇为伤脑的“意识”巧妙转嫁给了弥漫性的“集体无意识”，最终交由后者发挥作用。“批评”变而为“研究”、“当下”自我作古为“历史化”等等，明眼人当然不会相信这就是所谓“范式”转型。深究其因，自然免不了复杂，可是，倘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或许最早被那些精神触角最为敏锐的批评家所感知，又与普通的“新时代焦虑症”合流，共同助推了一种追求“舒适”氛围的生成。正如韩炳哲所指出的：“光滑仅仅带给人舒适的感觉，这种感觉与意义尤其是深刻的意义无关。这种舒适仅限于一声‘哇哦’。”对平滑之物发出的惊叹，在他看来，已非古典意义上的审美，因为其语境与目的全然不同了。
当下这种对“平滑舒适”的沉浸，背后有两大现实支柱：一是“干净卫生的理性光亮”，这往往体现为高度治理化、规则化、去矛盾化的社会景观；二是“数据、信息提供的绝对可视性”，这则契合了某种追求透明、确凿、可量化的意识形态诉求。两者在终极目标上合而为一：使一切清晰可见，消除模糊、阴影与不可控的他异性。韩炳哲甚至激进地认为，这种“数据主义”开启了“第二次启蒙运动”。第一次启蒙高扬主体的自由意志与理性，而第二次启蒙则致力于将行为“打磨光滑”，使其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操作”，一种脱离具体主体及其所处时空情境、完全由数据与算法驱动的“程序”。“当具有了可操作性，并屈从于计算与操控的程序时，行为就会变得透明。”
当“平滑”的逻辑从物体设计、社会治理渗透至人际交往的肌理，一场深刻的变革便发生了。平滑，成了某种“单纯惹人喜爱”的通行证。它拒斥摩擦，消灭对立，渴望无碍的流通。“如今，交际也为了使人能够顺利地交换信息而变得平滑。平滑的交际中没有任何对他者与异者的否定。同者之间的相互回应，会使交流达到最高速度。”任何来自“他者”的真正异质性的声音、视角或阻力，都会破坏这种同质化的、高速的平滑交流。于是，“平滑的积极性加快了信息、交际与资本间的循环”。
至此，文学批评——如果我们还认同其本真应是一种致力于发现、阐释、并勇于判断的创造性思想活动——所面临的危机，其轮廓便愈发清晰。它的困境，或许远不止于个别话语权的把持或评价体系的扭曲，而更在于它不知不觉中，被裹挟进了一个巨大的“平滑化”进程。这个进程在许诺“舒适”与“透明”的同时，系统地清除着一切可能带来“不适”、因复杂丰富而显得“不透明”的否定性。其结果，便是一种学术与思想上的“近亲繁殖”。
只有“近亲”，才能在基因与趣味上确保最大程度的相似与可预测，从而维系交流的绝对平滑与舒适。只有“近亲繁殖”，才能生产出高度透明、易于归类、符合既定程序与期待的知识产品，从而在学术信息与符号资本的循环中高速流转。这种“平滑的积极性”，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尤其能找到肥沃的土壤，因为积极进取、崇尚和谐、追求“圆满”的思维定势古已有之。于是，路径依赖形成，一条由平滑逻辑铺就的学术高速公路迅速延伸，上车者众，风景日渐单一。
回望文学批评的现场，我们不难发现“平滑的甜腻”无处不在：批评文本越来越像精致的工艺制品，术语娴熟、结构工整、引用规范，却唯独缺少与作品血肉搏斗后留下的伤痕与印记；褒扬时趋于泛化的溢美之词，批评时则化作隔靴搔痒的“商榷”或“几点不成熟的思考”；研究对象的选择越来越集中于那些已被经典化或正在被经典化、安全系数高的作家作品，而对真正边缘、异质、具有破坏性潜能的文学现象视而不见；批评话语自身，也在各种理论套用与范式循环中，失去了提出真问题的能力与勇气，变成了某种学术共同体内部确认身份的“切口”和“暗号”。
这是一种没有风险的写作，也是一种没有真正对话的交流。它消除了因直面文学艺术那混沌、矛盾、神秘的本质而产生的“否定性”体验——那种困惑、震撼、甚至反感，恰恰是深刻理解的起点。它用“同者”的共鸣，替代了与“他者”的遭遇。当文学批评不再能提供一种异于日常感知的、带有阻力的思想经验时，它被读者冷淡，被更有即时信息量或情绪冲击力的媒介产品取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文学艺术的伟大，或许正在于它永远保有一部分无法被彻底“平滑化”的崎岖内核。它是个体生命经验的结晶，充满了偶然、断裂、沉默与过剩的意义。真正的文学批评，理应如一位无畏的探险者，深入这片崎岖之地，描绘其地形，感受其气候，承受其带来的迷失与挑战，并将这份充满“否定性”的旅程，转化为一种公共性的思考与言说。它不应是“点赞社会”的回音壁，而应成为“平滑时代”里一块必要的“粗糙面”，一种令人稍感“不适”却可能唤醒麻木知觉的理性声音。
重建文学批评的尊严与力量，或许正需要从有意识地抵制“平滑的诱惑”开始，从珍视并勇敢表达那份因深入文学世界而必然产生的“不适感”开始。这条路，注定比追随平滑的潮流更为艰难，但它可能也是唯一能让我们重新触摸文学与思想深处那条不息脉搏的途径。否则，在无尽平滑的循环里，我们收获的，或许只是一片广阔而精致的荒芜。
2025.12.08匆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