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村人
文革是被否定的。为什么发生文革,当初领导者是怎么考虑的?初衷与结果是否一致?人们纠缠于诸多表象而没有人深究。马克思说“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上的”,是否在现北欧和前苏联以及中国身上得到了验证?人们依然纠缠于表象而没有人深究。
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懵懵懂懂,一知半解,画地为牢,加之对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推演的肆意怀疑、曲解,乃至肤浅的摒弃,导致文学评论 (舆论氛围) 的庸俗化和鼠目寸光。而这种舆论环境的庸俗化和鼠目寸光对后继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不计其数的低级庸常之作破土而出,弥漫文学圈。
现举几个典型事例:某“权威”认为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在某种程度上是‘文革’前小说落后与先进之争、‘文革’小说路线之争等叙事模式的翻版”,因为与“文革”联系在一起,在众多中国人心目中,其意义便大打折扣。因为很多人恨文革,称《乔厂长上任记》为“典型的'乌托邦'作品”。什么叫乌托邦?其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中文可解作“空想的国家”,其中“乌”指没有,“托”即寄托,“邦”为国家,三字合义即为理想国度的空想建构。该词源自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的著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这一“污名化”至关重要,把一部改革开放初期号角一般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作,贬得可有可无。现实是:该改革实践不仅不是“乌有”,而是蓬蓬勃勃展开,特别是,往往是在《乔厂长》鼓舞和启示下展开的。《乔厂长》的思想解放和引路作用,无法贬低。但陈思和的舆论普及,遍布所有大学中文课堂。
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均获全国奖。基本内容讲的什么?就是如何跳出农村,跳不出去就是失败和沮丧,跳出去了就是人生的成功,加上娶一个副省长的女儿(因为有权力背景容易成功)。主办方或领导方这么做的结果,就必然导出一个逻辑:中国的农村不值得、没必要下力量建设,千方百计逃离才是正道,因为中国农村太穷太苦。这是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应该秉持的逻辑吗?完善农村政策,给艰苦付出者应得的报酬,才是舆论鼓励的方向,是耶非耶?方芳的《软埋》应该是这种庸俗舆论背景下的产物,她把“土改”一棍子打死了。莫言的《生死疲劳》也是如此,一棍子把“合作化”打死了。更有莫言的《丰乳肥臀》,写八路军轮奸妇女,写小鬼子用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等等。还有更多不足无论的胡编乱造者。
何以如此?就是这些年以来,国人不再相信先贤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不再崇拜先贤为了救中国做出的贡献甚至流血牺牲。建国前后中国所有的方针政策无不围绕“救中国”、“发展中国”这个主题,抓住其中的不成熟或枝节问题大做文章,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文革造反派”思维看待一切,以“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凸显自己。一己之私已昭告天下。问题在于这种人正在大行其道。而原因就是现在大多数的人们,包括知识阶层,不再站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高度看文学和评判、指导文学。
文学原本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不仅折射了社会发展进程,还会反作用于社会发展,或促进,或阻碍。会一定程度影响和左右人们的价值观、是非观。为了国家利益殚精竭虑不再光荣,为个人私利蝇营狗苟反而得到追捧。这样的舆论引导,会把社会引向什么方向?现在越来越多的的势头,似乎已经在警告人们了,但已经变得鼠目寸光和小肚鸡肠的人们已经十分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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