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村人

文革是被否定的。为什么发生文革，当初领导者是怎么考虑的？初衷与结果是否一致？人们纠缠于诸多表象而没有人深究。马克思说“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上的”，是否在现北欧和前苏联以及中国身上得到了验证？人们依然纠缠于表象而没有人深究。

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懵懵懂懂，一知半解，画地为牢，加之对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推演的肆意怀疑、曲解，乃至肤浅的摒弃，导致文学评论 (舆论氛围) 的庸俗化和鼠目寸光。而这种舆论环境的庸俗化和鼠目寸光对后继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不计其数的低级庸常之作破土而出，弥漫文学圈。

现举几个典型事例：某“权威”认为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在某种程度上是‘文革’前小说落后与先进之争、‘文革’小说路线之争等叙事模式的翻版”，因为与“文革”联系在一起，在众多中国人心目中，其意义便大打折扣。因为很多人恨文革，称《乔厂长上任记》为“典型的'乌托邦'作品”。什么叫乌托邦？其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中文可解作“空想的国家”，其中“乌”指没有，“托”即寄托，“邦”为国家，三字合义即为理想国度的空想建构。该词源自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的著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这一“污名化”至关重要，把一部改革开放初期号角一般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作，贬得可有可无。现实是：该改革实践不仅不是“乌有”，而是蓬蓬勃勃展开，特别是，往往是在《乔厂长》鼓舞和启示下展开的。《乔厂长》的思想解放和引路作用，无法贬低。但陈思和的舆论普及，遍布所有大学中文课堂。

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均获全国奖。基本内容讲的什么？就是如何跳出农村，跳不出去就是失败和沮丧，跳出去了就是人生的成功，加上娶一个副省长的女儿（因为有权力背景容易成功）。主办方或领导方这么做的结果，就必然导出一个逻辑：中国的农村不值得、没必要下力量建设，千方百计逃离才是正道，因为中国农村太穷太苦。这是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应该秉持的逻辑吗？完善农村政策，给艰苦付出者应得的报酬，才是舆论鼓励的方向，是耶非耶？方芳的《软埋》应该是这种庸俗舆论背景下的产物，她把“土改”一棍子打死了。莫言的《生死疲劳》也是如此，一棍子把“合作化”打死了。更有莫言的《丰乳肥臀》，写八路军轮奸妇女，写小鬼子用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等等。还有更多不足无论的胡编乱造者。

何以如此？就是这些年以来，国人不再相信先贤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不再崇拜先贤为了救中国做出的贡献甚至流血牺牲。建国前后中国所有的方针政策无不围绕“救中国”、“发展中国”这个主题，抓住其中的不成熟或枝节问题大做文章，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文革造反派”思维看待一切，以“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凸显自己。一己之私已昭告天下。问题在于这种人正在大行其道。而原因就是现在大多数的人们，包括知识阶层，不再站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高度看文学和评判、指导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