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小说叙事倾向及特色与局限

         文｜车向斌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年1月25日—1965年12月16日），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1954年，英国女王授予其“荣誉侍从”称号，并设立“毛姆文学奖”资助青年作家。1965年12月16日毛姆于法国逝世，享年91岁。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文学中极具辨识度的作家，其创作生涯横跨半个世纪，著作颇丰，代表作有《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等经典长篇。1920年访问中国后写下《面纱》。这些作品不仅以对人性的犀利剖解成为文学史上的瑰宝，更因独特的叙事倾向构建了毛姆式的文学世界 —— 这种倾向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他自幼丧亲的孤独童年、学医的理性训练、跨文化的游历经历及身处社会边缘的情感身份。毛姆的叙事倾向，既体现在视角选择、内核表达与节奏把控的艺术特色中，也因创作局限暴露出类型化、表面化的缺憾。本文将以其三部代表作为核心，结合毛姆的人生轨迹，深度剖析其小说的叙事倾向，在众多篇幅中梳理这一倾向的形成、表征、价值与局限。

一、毛姆身世：叙事倾向的精神底色

毛姆小说的叙事倾向，本质上是其生命体验与文学表达的深度融合。他的人生经历如同一条隐秘的线索，贯穿于所有创作的叙事肌理之中，塑造了他看待世界、讲述故事的独特视角。

1874年，毛姆出生于巴黎的一个英国律师家庭，这份“异乡人”的身份早早在他心中埋下疏离的种子。十岁时，父母相继离世，他被送回英国交由伯父抚养。在寄宿学校里，因身材矮小、说话结巴，他长期遭受同学的欺凌与孤立。这种被排斥的境遇，让他不得不以 “旁观者” 的姿态躲在人群背后，观察他人的言行与情绪。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言：“我是个天生的观察者，从童年起就学会了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很少开口说话。”这种旁观者的视角，成为其小说叙事最核心的底色——他始终站在故事的边缘，冷静地记录人物的选择与命运，而非沉浸于情节的情感洪流之中。

1892年，毛姆遵从伯父的意愿进入圣托马斯医学院学习，这段学医经历为其叙事注入了理性的解剖感。解剖课的训练让他学会了精准拆解事物的结构，而在伦敦贫民窟行医的日子，更让他直面底层社会的生死、欲望与赤裸的人性。他曾说：“医学教会我的不是治病，而是如何看透人。” 这种“解剖者”的思维，使其小说叙事摆脱了浪漫主义的抒情泛滥，转而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同医生诊断病情一般，精准捕捉人性的弱点与矛盾。

此后，毛姆放弃医学投身文学，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游历生涯。他的足迹遍布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从巴黎的艺术圈到塔希提的原始部落，从伦敦的上流社会到印度的宗教圣地，多元的文化体验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也让其叙事空间得以从狭小的英国社会拓展至全球。同时，毛姆的情感生活始终处于社会边缘，他虽与西里尔・沃德结婚，却始终无法掩饰对同性的情感倾向，这种“异类”身份让他对背离世俗规训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共情，也让其叙事始终聚焦于“叛逆者”的精神求索。

此外，毛姆早年的戏剧创作经历也影响了其小说的叙事节奏。他曾创作数十部戏剧，深谙舞台叙事的冲突设置与节奏把控，这使得他的小说情节紧凑、对话精炼，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冗长与拖沓，形成了 “会讲故事” 的叙事风格。

毛姆孤独的童年、学医的理性、游历的视野、边缘的身份和戏剧创作的经验，共同塑造了其小说的叙事倾向：以旁观者的视角为框架，以理性的解剖为方法，以异类的求索为内核，以流畅的故事为载体，最终构建出独树一帜的毛姆式叙事体系。

二、毛姆小说叙事倾向的核心表征

在《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这三部代表作中，毛姆的叙事倾向得到了集中体现。这种倾向并非单一的技巧选择，而是涵盖视角、内核、节奏、空间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表达，成为其作品最鲜明的标识。

（一）视角倾向：第一人称旁观者的 “双重视野”

毛姆最具标志性的叙事选择，是采用第一人称“我”的旁观者视角，这种视角让他实现了“介入”和“疏离”的双重叙事效果。在《月亮和六便士》和《刀锋》中，“我”是一名与毛姆本人身份相似的作家，既是故事的参与者，也是故事的评判者；在《人生的枷锁》这部自传体小说中，毛姆虽以第三人称讲述菲利普的故事，却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的心理距离，以旁观者的冷静审视着菲利普的成长阵痛。

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我” 与斯特里克兰德的相遇充满偶然，从伦敦的初次交谈，到巴黎的再度重逢，再到塔希提岛对其生平的追溯，“我” 始终是斯特里克兰德人生的 “见证者” 而非 “参与者”。毛姆通过 “我” 的视角，串联起斯特里克兰德的人生轨迹，同时借助 “我” 的世俗视角与斯特里克兰德的叛逆视角形成对比，让读者在两种视野的碰撞中理解人物的选择。例如，当 “我” 对斯特里克兰德抛弃家庭的行为表示不解时，斯特里克兰德却直言 “我不需要爱情，我只需要画画”，这种对话既展现了斯特里克兰德的偏执，也通过 “我” 的反应折射出世俗对理想主义的偏见。

在《刀锋》中，“我” 的旁观者身份更为纯粹。“我” 只是拉里人生的 “记录者”，通过与拉里、伊莎贝尔、艾略特等人的交往，将拉里的精神求索之路拼接完整。毛姆刻意让 “我” 保持中立，不对拉里的选择进行主观评判，而是让读者通过拉里的经历自行体会精神救赎的意义。这种视角的优势在于，它既让故事具有真实的代入感，又让作者得以保持理性的距离，避免陷入过度抒情的误区。

而在《人生的枷锁》中，尽管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但毛姆的叙事视角依然带有强烈的旁观者色彩。他并未沉浸于菲利普的情感痛苦之中，而是以冷静的笔触记录其在宗教、情感、职业上的试错，甚至对菲利普的偏执与懦弱进行毫不留情地剖析。这种 “自传却不自怜” 的叙事方式，让小说超越了个人成长的小格局，成为对人性枷锁的普遍探讨。

（二）内核倾向：现实经验的艺术转化

毛姆的小说叙事始终扎根于现实经验，他拒绝虚构脱离生活的乌托邦，而是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观察所得转化为叙事内核，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质感。这种 “经验叙事” 的倾向，让他的小说成为 20 世纪初社会风貌与人性百态的 “活化石”。

《人生的枷锁》是毛姆最直接的经验转化，主人公菲利普的人生轨迹几乎是毛姆的翻版：自幼丧亲、身体残疾、寄宿学校的孤独、学医的经历、巴黎的艺术追求，甚至对米尔德里德的偏执爱恋，都能在毛姆的人生中找到原型。毛姆将自己对宗教、艺术、情感的思考融入菲利普的成长之中，通过菲利普挣脱枷锁的过程，探讨了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一现实命题。小说中对伦敦贫民窟、巴黎艺术圈的描写，也源于毛姆的真实观察，这种写实的叙事方式让读者得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

《月亮和六便士》虽以法国画家高更为原型，但其叙事内核依然源于毛姆的现实体验。毛姆曾在巴黎与众多艺术家交往，目睹了他们为艺术献身的狂热与挣扎，也见证了世俗对艺术的误解与偏见。他将这种观察转化为斯特里克兰德的形象，通过其从证券经纪人到画家的转变，探讨了理想与世俗的现实冲突。小说中对巴黎艺术圈的虚荣、塔希提岛的原始生活的描写，也都基于毛姆的游历经历，这种现实的叙事内核让斯特里克兰德的形象并非空洞的理想主义符号，而是充满血肉的现实人物。

《刀锋》的叙事内核则源于毛姆对一战后社会精神危机的观察。一战的残酷让许多年轻人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怀疑，他们开始追求精神的救赎而非物质的成功，拉里正是这一群体的代表。毛姆通过拉里的游历与求索，展现了一战后西方社会的精神迷茫，而伊莎贝尔、艾略特等人物的选择，则代表了世俗社会对物质与地位的执着。这种基于社会现实的叙事内核，让小说超越了个人故事的范畴，成为对一个时代精神困境的反思。

（三）节奏倾向：人物驱动的线性叙事

毛姆的小说叙事遵循人物驱动的节奏，他以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为线索，采用线性叙事的方式推进情节，避免了复杂的叙事结构与时空交错，使其作品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这种 “人物驱动” 的叙事倾向，与他的戏剧创作经历密切相关 —— 他深知只有让人物的性格与选择推动情节，才能让读者始终保持对故事的兴趣。

在《人生的枷锁》中，毛姆以菲利普的成长为线索，从童年到青年再到中年，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其在宗教、情感、职业上的挣扎。菲利普的每一次选择 —— 放弃神职、学习绘画、回归医学、爱上米尔德里德 —— 都成为情节推进的动力，而他的性格变化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显现。这种线性叙事让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菲利普的成长轨迹，也让 “挣脱枷锁” 的主题得以层层深化。

《月亮和六便士》同样以斯特里克兰德的人生轨迹为线索，从伦敦的证券经纪人生活，到巴黎的艺术追求，再到塔希提岛的最终归宿，情节沿着时间线自然推进。斯特里克兰德的每一次迁徙，都是其性格与理想的必然结果：他离开伦敦是为了摆脱世俗的束缚，前往巴黎是为了追求艺术的纯粹，来到塔希提是为了寻找创作的灵感。毛姆通过这种人物驱动的叙事，让斯特里克兰德的疯狂与天才显得合情合理，而非突兀的戏剧化设定。

《刀锋》的叙事节奏则更为舒缓，毛姆以拉里的游历为线索，从美国到法国，再到德国、印度，最终回归美国。拉里的每一次游历，都是其精神求索的一部分：在法国阅读哲学，在德国接触工人阶级，在印度学习宗教。毛姆并未刻意制造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通过拉里的经历与思考，缓慢推进情节，让读者在平静的叙事中体会精神救赎的艰难。这种节奏的选择，与小说 “救赎之路艰难” 的主题高度契合，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四）空间倾向：跨文化的叙事延展

毛姆的游历经历让其小说叙事突破了欧洲的地理边界，呈现出跨文化的空间倾向。他将叙事空间从伦敦、巴黎拓展到塔希提、印度等异域之地，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对比，探讨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使其作品具有更广阔的格局。

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塔希提岛成为与欧洲文明对立的叙事空间。欧洲代表着世俗的束缚、道德的规训与艺术的虚伪，而塔希提岛则代表着原始的自由、自然的本真与艺术的纯粹。斯特里克兰德在塔希提岛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最终实现了艺术的突破，这种空间的转换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更象征着主人公对世俗枷锁的彻底挣脱。毛姆通过对塔希提岛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风情的描写，构建了一个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的世界，让读者在跨文化的对比中理解理想与自由的真正含义。

在《刀锋》中，印度成为拉里精神救赎的重要空间。毛姆将印度的吠檀多哲学引入叙事，让拉里在印度的宗教体验中找到人生的答案。印度的宗教文化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跨文化的碰撞让小说的主题得以升华 —— 毛姆不再局限于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而是将目光投向人类共同的精神求索。此外，小说中对法国、德国的社会风貌的描写，也丰富了叙事的空间层次，让拉里的精神成长显得更为真实可信。

即使是《人生的枷锁》，其叙事空间也从英国拓展到法国，巴黎的艺术圈成为菲利普人生的重要驿站。毛姆通过对巴黎艺术圈的描写，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观念与生活方式，让菲利普的成长不再局限于英国社会的内部，而是融入了更广阔的欧洲文化语境之中。

三、叙事倾向下的艺术特色

毛姆的叙事倾向不仅塑造了其作品的独特面貌，更催生了一系列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些特色既是其叙事技巧的具体体现，也是其作品能够跨越时代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

（一）冷静的理性叙事美学

毛姆的旁观者视角与学医经历，使其小说形成了冷静的理性叙事美学。他极少在叙事中进行主观抒情，而是以客观的笔触记录人物的言行与命运，如同解剖师一般精准地剖析人性的复杂。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当斯特里克兰德导致布兰奇自杀时，毛姆并未对其进行道德谴责，而是通过 “我” 的观察与斯特里克兰德的自白，展现其冷酷背后的艺术执念；在《人生的枷锁》中，当菲利普因米尔德里德陷入情感痛苦时，毛姆也并未沉浸于其悲伤之中，而是冷静地分析其偏执的心理根源。这种理性的叙事方式，让读者能够以更客观的视角看待人物的选择，也让小说对人性的探讨更为深刻。

（二）流畅的故事性叙事节奏

毛姆的戏剧创作经历与人物驱动的叙事倾向，使其小说具有流畅的故事性叙事节奏。他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冗长描写与旁支情节，以简洁的语言、紧凑的情节推动故事发展，让读者能够轻松沉浸其中。毛姆擅长通过对话与行动展现人物的性格，例如在《刀锋》中，通过拉里与伊莎贝尔的对话，寥寥数语便展现了两人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斯特里克兰德撕毁画作的行为，直接体现了其对艺术的纯粹追求。这种简洁的叙事方式，让其作品具有 “一口气读完” 的阅读快感，也让他获得了 “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 的美誉。

（三）精准的人性剖解叙事功力

毛姆的 “解剖者” 思维，使其小说具备精准的人性剖解叙事功力。他善于捕捉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弱点，将抽象的人性转化为具体的行为与心理描写。在《人生的枷锁》中，他精准地刻画了菲利普因跛足产生的自卑心理，以及这种自卑如何影响其情感与职业选择；在《月亮和六便士》中，他深入剖析了斯特里克兰德的 “天才式自私”，展现了理想主义与人性弱点的复杂交织；在《刀锋》中，他通过拉里的思考与行动，揭示了人类对精神救赎的渴望与迷茫。这种对人性的精准剖解，让其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四）多元的文化叙事视野

毛姆的跨文化叙事倾向，使其小说拥有多元的文化叙事视野。他不再将叙事局限于欧洲文化，而是将东方文化、原始文化纳入其中，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探讨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在《月亮和六便士》中，他将塔希提的原始文化与欧洲的现代文化进行对比，展现了不同文化对艺术与自由的理解；在《刀锋》中，他将印度的宗教文化与西方的哲学文化相结合，为精神救赎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这种多元的文化视野，让其作品在 20 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中独树一帜，也让其对人性的探讨更为全面。

四、叙事倾向带来的创作局限

毛姆的叙事倾向在成就其艺术特色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创作局限。这些局限既与他的叙事选择有关，也与其个人认知的边界密不可分。

（一）配角叙事的扁平化

毛姆的人物驱动叙事倾向，使其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核心主人公身上，而配角的叙事则呈现出扁平化的特点。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德克・斯特洛夫的善良与懦弱、布兰奇的温柔与绝望，都只是为了衬托斯特里克兰德的偏执与天才，缺乏自身的性格发展与内心世界；在《刀锋》中，伊莎贝尔的物质主义、艾略特的虚荣，也只是作为拉里精神求索的对立面而存在，人物形象过于单一；在《人生的枷锁》中，米尔德里德的自私浅薄也只是菲利普情感成长的 “工具”，毛姆并未深入探讨其性格形成的原因。这种配角的扁平化，让小说的人物群像显得单薄，也削弱了故事的现实质感。

（二）女性叙事的刻板化

毛姆的男性视角与个人情感经历，使其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呈现出刻板化的倾向。在其代表作中，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私、浅薄、物质的 “负面女性”，如《人生的枷锁》中的米尔德里德、《月亮和六便士》中的布兰奇、《刀锋》中的伊莎贝尔；另一类是温柔、善良、顺从的 “正面女性”，如《人生的枷锁》中的萨利、《月亮和六便士》中的艾塔。这些女性形象要么是男性主人公情感的阻碍，要么是其附属品，缺乏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追求。毛姆并未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理解其内心的挣扎与困境，这种刻板的女性叙事，反映了他对女性认知的局限性，也让其作品的性别视角显得单一。

（三）哲学叙事的表层化

毛姆的故事性叙事倾向，使其对哲学问题的探讨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度的思辨。在《刀锋》中，拉里通过学习吠檀多哲学实现了精神救赎，但毛姆并未详细阐述吠檀多哲学的核心内涵，也未解释拉里如何通过哲学实现内心的转变，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 “顿悟”；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毛姆歌颂斯特里克兰德的理想主义，却并未深入探讨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只是将其自私归结为 “天才的必然”；在《人生的枷锁》中，菲利普最终得出 “人生没有意义” 的结论，毛姆也未对这一观点进行进一步的论证。这种哲学叙事的表层化，让小说的主题探讨显得不够深刻，也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厚度。

（四）叙事结构的模式化

毛姆的旁观者视角与人物驱动叙事，使其后期作品的叙事结构呈现出模式化的倾向。《月亮和六便士》与《刀锋》都采用 “第一人称旁观者 + 异类主人公的精神求索” 的叙事结构，情节也都遵循 “主人公背离世俗 — 游历求索 — 实现自我” 的套路。这种模式化的叙事结构，虽然能够保证故事的可读性，却也让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毛姆在晚年的创作中，也并未突破这种叙事模式，而是不断重复自己的成功经验，这也导致其后期作品的艺术创新性有所下降。

五、毛姆的作品特色与局限

毛姆的小说叙事倾向，是其生命体验与文学智慧的结晶。他以旁观者的视角为框架，以现实经验为内核，以人物驱动为节奏，以跨文化空间为延展，构建了一个既贴近现实又充满思辨的文学世界。这种叙事倾向催生了其作品冷静的理性美学、流畅的故事节奏、精准的人性剖解与多元的文化视野，使其成为 20 世纪英国文学中不可忽视的经典。

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叙事倾向带来的局限：配角的扁平化、女性的刻板化、哲学的表层化与结构的模式化，这些缺憾虽不致命，却也让其作品的艺术高度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即便如此，毛姆的小说依然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 他用通俗的叙事方式，探讨了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让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也能对人生的意义、理想与世俗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

在当代社会，人们依然面临着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世俗的矛盾，毛姆的叙事所展现的人性思考与精神求索，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他的小说不仅是文学史上的瑰宝，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在观照他人的同时，也能看清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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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向斌，汉族，1967年生，大学学历，陕西省潼关县人。1992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当过报刊记者、编辑等职，现供职于陕西某报社。1993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作品200万字。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小张的爱情》《郭二牛的爱情小差》《缝穷的女人与她的官儿子》《毫州人“出口”那些事》《爱神的裁决》《秋日沉思》《过继》《二球》等；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卤肉西施》《为您添彩》《潼关烧饼进大城》。2023年5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优秀的“坑儿”》。现为渭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理事。

2022年，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获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

                   (审核:武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