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评论家卢丰‖雷建德对《西厢记》的学术评价体系研究
作者:卢丰
（评论家卢丰专访文化学者雷建德）
一、雷建德的学术背景与《西厢记》研究概述
1.1 雷建德的学术生涯与研究路径
雷建德，1957年出生，山西蒲州人，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西厢记》研究、创作与传播专家，业界尊称其"雷·西厢"。他的学术生涯与《西厢记》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缘分始于1974年他17岁时在永济市蒲州镇插队的经历。当时，他的插队点不远处就是普救寺，这座千年古刹因《西厢记》故事而闻名，寺里流传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从此与《西厢记》结下了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雷建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研究者，而是一位"体制外"的文化学者。他的主要职业经历集中在电力系统：1977年1月至1990年7月，在山西省运城地区电业局先后任局长办公室秘书、副主任；1990年8月至2000年2月，在中国电力报驻山西记者站任专职记者；2000年3月至2004年1月，在山西省电力公司总经理部秘书处任处长兼《中国电力企业管理》山西通联站副主任；2004年2月至2010年6月，在山西省电力新闻中心任副主任兼山西电力报副社长、常务副总编；2010年7月至2012年9月，任国家电网报山西记者站站长。然而，对《西厢记》的热爱使他在业余时间坚持研究和创作，先后编著出版了《西厢轶事·民间传说》《西厢记·电视文学剧本》《白话西厢记·章回小说》等"西厢记十二部曲"50册。
在学术师承方面，雷建德得到了众多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指导和支持。在王季思、吴晓铃、马少波、赵寻、郭汉城、寒声、周锡山、兰海文、杨波及田中谦二、伊维德等老师的指点下，他沉浸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探寻《西厢记》不同版本的演变历程。这种师承关系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他的研究既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又具有独特的创新视角。
1.2 "雷·西厢"学派的形成与影响
经过五十多年的深耕，雷建德以其卓越的《西厢记》再创作、学术成就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构建起了"雷·西厢"学派。这一学派的形成，标志着他在《西厢记》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和重要贡献。"雷·西厢"学派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首先是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雷建德将文学批评、戏剧研究、文化传播、地方史志、民俗学、艺术学等多学科方法融合，如他发表的《中国民间剪纸〈西厢记〉：文化意蕴与艺术特色探析》论文，便体现了民间工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他能够从多个角度审视《西厢记》，获得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其次是比较文学视野的引入。他多次在国内外将《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纵横向比较，从爱情观、戏剧结构、美学风格等角度探讨中西爱情文学的异同。这种比较研究不仅让读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西厢记》的独特魅力，也为《西厢记》的海外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是文献与实证结合的研究路径。在其《王实甫〈西厢记〉手书真迹的多维论证与价值阐释》《金代王仲通〈普救寺莺莺故居〉诗碣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等论文中，他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为《西厢记》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
第四是文化传播与地方建设的结合。他不仅停留在书斋研究，还关注《西厢记》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如提出永济普救寺融入世界爱情圣地的策略，并在国内外推动系列相关展览与学术活动。
近年来，雷建德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2017年1月，雷-西厢集锦的《西厢记》邮票登陆法国巴黎，方寸之间传递东方浪漫；2018年8月，雷建德应邀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国际儒商论坛讲座《西厢记逸闻趣事》；2022年11月，雷-西厢集锦《西厢记》古今中外珍品彩图亮相世界“风帆之都”奥克兰；2023年1月，雷建德应邀在新西兰《先驱报》讲座“《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纵横向比较”；2024年，雷-西厢的研究成果先后三次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吸引了成千上万双目光凝视纳斯达克大屏幕，将《西厢记》爱情故事又一次传播到太平洋彼岸；2025年1月，雷-西厢入选英国《世界里中国》画册，并被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英国皇家美术学院、苏富比艺术学院等世界名校图书馆永久珍藏；2025年6月，西厢记珍品入选《故宫百年-国之大家》法国、德国、荷兰、马来西亚、韩国等五国邮册； 2025年8月，雷建德专访意大利罗密欧故居，对话世界爱情经典《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纵横向比较》。
与此同时，2023年12月，雷建德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特邀院士、当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新时代非遗文化传播大使； 2024年3月，中央电视台《艺术名家》栏目特聘雷建德为客座教授； 2024年12月，中央新闻电影厂中学生频道《强国丰碑》栏目特聘雷建德为艺术顾问。 这些荣誉和成就充分说明了"雷·西厢"学派在学术界和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影响力。
二、雷建德对《西厢记》发展脉络的里程碑式解读
2.1 元稹《莺莺传》：珍贵源头的重新定位
雷建德对元稹《莺莺传》的评价体现了他对"西厢"故事发展脉络的深刻理解。他认为，元稹《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珍贵源头"，并非简单的"薄情郎叙事"，而是折射中唐寒门书生"仕途与情感"的两难困境。
在雷建德看来，元稹不是在写"爱情"，而是在写中唐文人的"困境"——一个寒门书生，一边是"金榜题名"的仕途刚需，一边是"私定终身"的情感牵绊，他选了前者，却又忍不住在文字里留下了遗憾。他特别指出，张生的"始乱终弃"虽有遗憾，却因真实的人性刻画赋予故事"烟火气"，是后续改编的根基。
雷建德通过对《莺莺传》文本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复杂情感。他指着《莺莺传》里那"崔娘书翰"的段落，批注里写着"字字是泪，却无一字怨"：莺莺给张生写信，说"始以护郎之病，今复作辞郎之书"，明明被抛弃，却还要叮嘱他"自爱"。雷建德认为，"这不是软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无奈。元稹把这种无奈写得太真了，真到让人心疼"。
他还将元稹笔下的张生比作普救寺中的梨树，"想开花，又怕结不出甜果；想爱，又怕耽误了前程"。但正是这份"不完美"，让"西厢"故事才有了烟火气——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童话，是从"始乱终弃"的遗憾里，慢慢长出了对真爱的渴望。
在雷建德的"西厢学"研究体系中，《莺莺传》占据着基石般的地位。他认为，很多人觉得《莺莺传》是"西厢"的"初稿"，甚至是"失败稿"，但在他心里，这是最珍贵的"源头"——就像普救寺当年的老槐树，只有把根扎得深，扎得实，才能长出后来的枝繁叶茂。
2.2 董解元《董西厢》：从文人私藏到市井舞台的转变
雷建德将董解元《董西厢》定位为"西厢"的"破壁人"，认为它实现了将文人私藏的故事拉向市井舞台的重要转变。他最佩服董解元的"勇气"——敢把张生的"薄情"改成"痴情"，敢让红娘从"递信的工具人"变成"骂醒崔母的勇士"，更敢把"始乱终弃"的悲剧，改成"金榜题名、衣锦还乡"的喜剧。
雷建德认为，董解元的改编不仅仅是情节的调整，更是价值观的重塑。在《董西厢》中，董解元明确站在莺莺的立场，批判张生的"始乱终弃"，并将故事结局改写为崔张二人冲破礼教束缚、终成眷属。这种改写不仅是情节的调整，更是价值观的重塑——董解元通过张生"此身皆托于足下"的承诺和二人最终"美满团圆"的结局，肯定了爱情的正当性，否定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
他特别欣赏《董西厢》中"拷红"的段落，红娘说："夫人你言而无信，岂不怕天下人笑话？"雷建德认为，这句话骂的是崔母，也是封建礼教的虚伪。他指出，董解元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强化了爱情的力量。他赋予了莺莺和张生更多的自主意识和反抗精神，使他们的爱情故事更加感人至深。团圆结局的设定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体现了文学作品对现实的一种理想化处理。
雷建德还从传播角度分析了董解元的贡献。金代的时候，杂剧还没兴盛，诸宫调是最火的说唱艺术，走街串巷的艺人拿着鼓板，把故事唱给百姓听。董解元偏偏选中了《莺莺传》这个"文人私藏"的故事，硬是把它拉到了市井的舞台上。雷建德认为，董解元的厉害之处，是把"文人的情"变成了"大众的情"——不管是读书人，还是庄稼汉，都能在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对爱情的渴望，对不公的反抗，对团圆的期待。
2.3 王实甫《西厢记》：集大成者与艺术升华
雷建德将王实甫《西厢记》评价为"集大成者与升华者"，认为它是"西厢"故事发展的巅峰。他说，元代杂剧兴盛，王实甫偏偏选中了《董西厢》这个"说唱故事"，把它改成了五折一楔子的杂剧，就像把一块璞玉，雕琢成了稀世珍宝。
雷建德最看重王实甫的"细腻"——没有了董解元的"热闹"，却多了人心深处的"挣扎"。崔莺莺不再是"勇敢的抗争者"，而是"又想爱又怕被骂"的小姑娘，收到张生的信，先骂红娘，再偷偷写回信；张生不再是"完美的才子"，而是"见了莺莺就失态"的憨书生，佛殿相逢时，"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就连红娘，也不再是"只会骂人的勇士"，而是"懂人心的智者"，她劝崔母的时候，不是硬刚，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人心服口服。
在主题思想方面，雷建德认为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董解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了主题，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这部作品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人们对自由、平等爱情的渴望。
雷建德特别欣赏《长亭送别》的艺术成就。他认为，王实甫删掉了董西厢里一些"狗血"的情节，比如张生遇盗、莺莺烧香祈福，只把笔墨都砸在"情"与"礼"的碰撞上。"长亭送别那一段，没有兵戈，没有争吵，就只是两个人的离别，却写尽了爱情里的不舍与不安。为什么能流传数百年？因为每个人都经历过'送别'——送爱人去远方，送孩子去读书，送朋友去打拼，那种'想留留不住'的痛，是共通的"。
他还从人物塑造的角度分析了王实甫的贡献。王实甫的《西厢记》将人物形象的塑造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崔莺莺的形象更加细腻复杂，她在爱情面前既有少女的羞涩和矜持，又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她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和挣扎，这种矛盾使她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张生则是一个才华横溢、痴情浪漫的书生形象，他对莺莺的爱情纯真而执着。红娘的形象在《西厢记》中更加光彩照人，她不仅是爱情的使者，更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她敢于打破封建规矩，为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出谋划策，成为了作品中最具个性魅力的人物之一。
三、雷建德对《西厢记》核心价值的多维评价
3.1 文化内核：中国传统爱情文化的核心载体
雷建德将《西厢记》定义为"元代杂剧巅峰、中国传统爱情文化的核心载体"，认为它首次将"爱情"置于婚姻核心，突破封建礼教禁锢，奠定中国爱情文化"自由平等"的精神基底。
在雷建德看来，《西厢记》的文化内核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他认为，《西厢记》讲述的是一个自由恋爱的故事：河南书生张生赴陕西长安赶考，途经山西永济普救寺，相遇相国小姐崔莺莺，并且两人一见钟情。之后几经波折，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至张生西厢住处相会。之后，张生到京考中状元，崔、张圆满完婚。这个故事突破了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体现了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其次是对人性自由的追求。雷建德深入剖析《西厢记》所蕴含的爱情主题、反封建主题等，认为《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爱情故事，更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批判和对人性自由的追求。他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分析，揭示出主题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时代意义。
第三是对"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思想的升华。雷建德认为，这一主题思想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能够引起全世界人的共鸣。他通过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比较研究，陆续发表了"透视莎士比亚写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的自由恋爱观"和"试论王实甫创作《西厢记》与莎士比亚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异同感"等系列论文，指出《西厢记》作为中国爱情文化的代表，其爱情主题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
雷建德还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评价《西厢记》的价值。在他心中，中华民族是情感丰富的民族，也是浪漫美好、追求人性本真的民族，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签，那么《西厢记》便是中华民族的情感标识。他认为，普救寺是我国著名的戏曲文物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国爱情文化的活化石；而《西厢记》则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爱情文化"品牌"标识。
3.2 跨文化价值：东西方爱情文学的对话桥梁
雷建德对《西厢记》跨文化价值的评价具有独特的国际视野。他首次系统地将《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纵横向比较，提出"莎士比亚创作受《西厢记》影响"这一独特学术观点，有力推动中国爱情经典走入国际比较文学视野。
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雷建德指出，《西厢记》产生于13世纪中国元代，《罗密欧与朱丽叶》创作于17世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两部作品都诞生于社会变革期。他通过细腻的文本分析，揭示了两部东西方爱情经典的内在联系。例如，在《西厢记》中，作者王实甫描写张生盼望天黑的句子是"无端三足鸟，团团光烁烁，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落"；而莎士比亚笔下《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的独白是"快快跑过去吧，踏着火云的骏马，把太阳拖回到它安息的所在"。
雷建德认为，《西厢记》的"有情皆成眷属"并非空想，而是"在儒家伦理框架内为爱情争取合法性"。他明确指出，两者均以爱情为矛挑战社会规则，但东方更重"破而后立"的圆满，西方则倾向"以死明志"的悲壮，折射出中西哲学对"冲突解决"的不同路径。
在悲剧与喜剧的对比中，雷建德分析道：《西厢记》以大团圆结局，崔莺莺和张生最终喜结良缘，实现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以悲剧收场，罗密欧和朱丽叶双双殉情，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他认为，相较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叙事，《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传递"真情能战胜现实阻碍"的东方爱情观，为世界爱情文化提供了"悲剧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雷建德还从象征手法的运用上进行比较。他指出，《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光与黑暗"意象强化悲剧氛围，罗密欧将朱丽叶比作太阳，象征着爱情的光明和美好，但他们的爱情却被家族的仇恨所笼罩，处于黑暗之中。而《西厢记》则更多地运用自然景物来烘托情感，如"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等，体现了东方文学含蓄蕴藉的美学特征。
在国际传播方面，雷建德积极推动《西厢记》的海外推广。他先后通过新西兰《先驱报》讲座、新加坡《文化艺术创新-国际学术论坛》《教育与传统文化》系列论文、马来西亚南方大学 儒商论坛，奥克兰国际艺术空间美术馆展览，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视频展播，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日本、韩国、乌克兰等邮票邮册亮相等多种形式，将《西厢记》介绍给海外读者和观众。他还先后走访60个国家，将《西厢记》推向国际文化视野，通过国际学术论坛等方式，让《西厢记》与世界经典戏剧对话。
3.3 当代价值：应对现代爱情困境的精神资源
雷建德特别强调《西厢记》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其倡导的"平等、忠贞、成人之美"的爱情准则，能应对当代"快餐式爱情"的功利化问题，为当代爱情关系构建提供精神参照。
在雷建德看来，《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以"情"为核心，突破了门第观念、父母之命等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在封建时代，婚恋多被家族利益、社会等级所左右，而《西厢记》中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后，凭借内心真挚情感的驱动，勇敢地追求彼此，这种爱情萌发的纯粹性体现了自由恋爱观的本质。
雷建德还提出了"西厢记爱情哲学"，并提炼出"始于颜值，终于人品"的现代爱情观。他认为，《西厢记》中的爱情不仅仅是浪漫的邂逅和激情的碰撞，更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尊重和欣赏的基础上。"始于颜值"体现了爱情最初的吸引力，而"终于人品"则强调了爱情的长久与稳定需要依靠双方的品德和内在修养。这一现代爱情观的提炼，既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又与《西厢记》的核心内涵相契合，使这部经典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魅力。
在具体的人物分析中，雷建德认为，《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对当代仍有启示意义。例如，张生初见崔莺莺时，便被其美貌与气质吸引，发出"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的感慨，此后便不顾自己"书剑飘零"的处境，一心追求莺莺，从未将崔家的门第、财富纳入考量。这种纯粹的爱情追求在当代社会尤其具有教育意义。
雷建德还从社会责任的角度阐述《西厢记》的当代价值。他认为，在世界爱情戏剧的历史中，中国的相关代表作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我们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和坚持文化自信、文化复兴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他表示，无论再过多少年，都会坚持研究和推广《西厢记》及中国传统文化，并希望能有更多有责任和担当的同行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优秀传统爱情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四、雷建德对《西厢记》经典形象的创新解读
4.1 红娘三重人格论：从媒婆到文化符号的升华
雷建德对红娘形象的解读堪称其"西厢学"研究的一大创新。他首次提出了"红娘三重人格论"，认为红娘既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又是自由爱情的守护者，更是跨文化对话的先行者。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研究中"红娘=媒婆"的简单认知，被法国汉学家白乐桑评价为"打开了理解中国戏曲人物复杂性的新维度"。
在雷建德的分析中，红娘的第一重人格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他认为，红娘熟悉崔府的"规矩"，却并不认同老夫人的"背信"；她深知莺莺的"心事"，却以"调侃"的方式帮其纾解。红娘列举老夫人"许婚又赖婚""使张生退贼又悔亲"的矛盾，指出"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智慧，体现了红娘对封建礼教虚伪性的深刻洞察和勇敢批判。
红娘的第二重人格是自由爱情的守护者。雷建德认为，红娘不仅是崔莺莺和张生爱情的牵线人，更是封建社会中敢于冲破礼教束缚、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代表。他通过对不同版本《西厢记》中红娘形象的比较和研究，揭示了这一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在《董西厢》中，红娘已经从一个"递信的工具人"变成了"骂醒崔母的勇士"，而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红娘的形象更加丰满，她不仅是爱情的使者，更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敢于打破封建规矩，为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出谋划策。
红娘的第三重人格是跨文化对话的先行者。雷建德认为，红娘这一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桥梁作用。在马来西亚国际儒商论坛上，这一理论引发热议，时有评论家称其"为东方爱情哲学注入了时代生命力"。红娘作为一个机智、勇敢、善良的女性形象，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在跨文化交流中也能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共鸣。
雷建德还从文学形象演变的角度分析了红娘形象的发展。他完成了《试论王实甫心中的"红娘"·论文（山西晚报论苑专版）》《试论元稹、董解元、王实甫笔下的红娘·论文（华人头条）》等系列相关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对《西厢记》中的角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解构，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角色的性格、行为和命运。通过对不同版本《西厢记》中红娘形象的比较和研究，揭示了这一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4.2 崔莺莺与张生：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揭示
在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中，男主角往往会考虑女方的门第、财富等因素，但张生在追求莺莺时，从未将这些物质因素纳入考量，体现了一种纯粹的爱情观
雷建德还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张生的形象。他认为，张生的"痴情"并非盲目，而是建立在对莺莺深深的理解和欣赏之上。张生不仅欣赏莺莺的美貌，更欣赏她的才华和品格。这种爱情观体现了《西厢记》"始于颜值，终于人品"的爱情哲学。
在两人关系的分析中，雷建德强调了他们之间爱情的平等性。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他们共同面对来自封建家长、礼教制度等多方面的压力，但他们始终坚守爱情，最终冲破重重阻碍，走到了一起。这种平等的爱情关系在封建时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对当代社会的爱情观念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雷建德的考据工作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他学习研究了五十多种原著，从早期的手抄本到各种刊刻本，他逐一比对、分析，梳理出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化脉络，还原出最接近原著精神的文本面貌。在对文本的字词、语句、韵律进行解读时，他不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而是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例如，对于《西厢记》中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寓意的词汇，他结合古代的礼仪制度、风俗习惯进行阐释，让读者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作品的原意。
在《王实甫<西厢记>手书真迹的多维论证与价值阐释》一文中，雷建德展现了其考据方法的细致入微。他分析了《西厢记》手稿22折与通行20折的差异（如新增折目），需分析其情节完整性与创作意图，例如是否包含被后世删减的"草桥惊梦"扩展场景或人物心理描写。他还从手稿的涂改痕迹（如增删词句）还原王实甫的创作思路，例如"临去秋波那一转"等经典语句的雕琢过程。结合元代蒲州方言词汇、典故运用，分析手稿语言与刻本之间的雅俗平衡策略。
实地考察是雷建德研究方法的另一个重要特色。他经常到普救寺进行实地调研，对地理环境的熟稔使剧中景物描写充满真实感。例如，他考证蒲州并无枫树，原著中的"晓来谁染霜林醉"实为柿树红叶。这种"不唯书、不唯古"的治学态度，得到王季思的高度认可："作者对地理环境的熟稔，使剧中景物描写充满真实感"。
雷建德的实地考察还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地域。他沿着黄河故道，跑遍了元稹当年任职过的蒲州、通州，在地方志里翻找蛛丝马迹，慢慢读懂《莺莺传》这篇传奇的重量。他还专程赴河北省定兴县"王实甫祖籍"拜访，并且与该县委宣传部、文旅广电局、文联、文化馆、王实甫纪念馆等部门领导座谈。之后，又与王实甫后裔王振林（字卧云）先生、保定市王实甫研究会和定兴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一道赴广东省佛山市拜谒由黄锦祥、黄桢祥书画名家珍藏的"王实甫西厢记稿本"。
5.2 跨学科融合与数字化创新的研究路径
雷建德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还体现在跨学科融合和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上。他将文学批评、戏剧研究、文化传播、地方史志、民俗学、艺术学等多学科方法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路径。
在跨学科研究方面，雷建德将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相结合。从历史学的角度，他研究《西厢记》所反映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探讨作品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他分析作品中人物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从心理学的角度，他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与多样。
雷建德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中国民间剪纸〈西厢记〉：文化意蕴与艺术特色探析》一文中，便体现了民间工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研究。他还通过《民间工艺西厢记传统艺术的多元呈现与文化探析》等相关文章，探讨了《西厢记》在民间艺术中的呈现，展现了其艺术特色的多样性。此外，他还研究了《西厢记》在不同戏曲剧种中的表现形式，如"蒲剧、眉户戏中的《西厢记》：传播脉络、改编重构与审美变异"等。
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是雷建德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2013年9月15日，雷建德工作室精心营造的融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观性并重的"西厢记网络展览馆"域名注册成功，填补了国内外西厢记主题文化展示的一项空白。这座虚拟展馆以10大主题展厅、9000余件数字展品，构建起一个全方位展示《西厢记》文化的数字空间。
雷建德的数字化创新并未止步于网络展览馆。2022年，他又推出了"雷-西厢元宇宙数字纪念馆"（国内）和"雷-西厢元宇宙珍品艺术馆"（国外），这些创新举措为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树立了典范。雷建德工作室还利用先进的数字媒介技术手段，创建的"西厢记网络展览馆"，在虚拟展馆以10大主题展厅、9000余件数字展品，全方位展示了《西厢记》的文化内涵，从元代的手抄剧本到现代的影视改编，从文人墨客的书画作品到民间艺人的剪纸刺绣，让全球的《西厢记》爱好者随时"走进"展馆，感受经典之作的独特魅力。
在最新的研究中，雷建德的工作团队利用AI对《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深度解析，通过数亿次语义分析、数据算法，挖掘出其中隐藏的情感脉络、人物关系以及文化隐喻，捕捉到崔莺莺与朱丽叶在封建束缚下的觉醒共性，并对比红娘与劳伦斯神父的叙事功能差异。这种"科技+文化"双螺旋模式，打破时空壁垒，让700年前的古典《西厢记》在人工智能、AR/VR等技术的赋能下重焕生机。
六、雷建德观点的学术争议与评价
6.1 学术界对雷建德观点的不同声音
尽管雷建德的"西厢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学术界对其观点也存在一些不同声音和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西厢记》作者的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早期文献都把《西厢记》归在王实甫名下，且研究比较关、王两人的作品风格，《西厢记》也同关汉卿其他作品的风格不相类似。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西厢记》是关汉卿所作，或坚持"王作关续"说，认为王实甫写完前四本力竭而亡，是关汉卿补写了第五本。雷建德在其研究中倾向于支持王实甫是《西厢记》的主要作者，但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
其次是关于《西厢记》主题思想的不同理解。学术界基本认为《西厢记》的主旨思想是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但也有学者如邹尤《发乎情，止乎礼仪——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认为《西厢记》是"情、礼、义"的冲突，通过崔莺莺和张珙的恋爱过程，展示了"发乎情、止乎礼仪"的主题思想。这种观点与雷建德强调的"反封建"主题存在一定分歧。
第三是关于《西厢记》艺术成就的评价差异。例如，当代学者郑振铎则从叙事结构方面明确肯定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他说："自王实甫以下诸《西厢记》，其结构殆皆为董解元的太阳光似的伟著所笼罩，而不能自外。"这种观点与雷建德将王实甫《西厢记》视为"集大成者与升华者"的评价存在差异。
此外，对于雷建德提出的"莎士比亚创作受《西厢记》影响"这一观点，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看法。虽然雷建德通过文本比较提出了一些相似之处，但这一观点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和传播路径的证据支持，目前仍属于一种假设性的学术观点。
6.2 雷建德观点的学术价值与贡献评估
尽管存在争议，雷建德对《西厢记》研究的学术价值和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多位学术界泰斗对其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王季思对雷建德的评价最为突出。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分编委副主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国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西厢专家，王季思在审阅完雷建德的《西厢记电视文学故事》作品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突破了原著的局限""纠正了前人的误解"。这一评价绝非客套之词，而是基于严谨的学术判断。王老不仅欣然为其作序、题词，还特地赋贺诗一首赠送雷建德："白马将军义薄云，书生笔阵扫千军。中条山色黄河水，常与莺娘驻好春。"
吴晓铃的评价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组主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西厢专家，吴晓铃在病榻上审阅完雷建德《白话西厢记》的最后一稿，并作序题词。这位被郭沫若誉为"中国戏曲活字典"的学者，在序言中罕见地连用三个感叹号："返祖之作！"他认为"《白话西厢记》是返祖之作，其文笔流畅，雅俗共赏：上焉者能咀嚼其选用的王作原本佳句，下焉者能提高欣赏水平"。
马少波的评价也体现了学术界对雷建德的认可。作为中国艺术语言研究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会长、文化部振兴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曲学院名誉教授、《中国京剧史》及《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京剧院副院长，中国杰出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中国戏曲改革早期开创者、西厢记专家，马少波誉为雷建德的《西厢轶事》"此书作为拾遗补缺的史料，融艺术、知识、趣味为一炉，'填补了《西厢记》研究的一项空白'"。
从学术贡献的角度来看，雷建德的主要成就包括：
第一，构建了完整的"西厢学"研究体系。他以对传统文本的深度挖掘为基础，以跨学科、跨文化的创新视角为突破，聚焦于文本传承、主题思想、艺术特色、跨学科研究及海外传播五大板块，构建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
第二，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如"红娘三重人格论"、"西厢记爱情哲学"、"始于颜值，终于人品"的现代爱情观等，这些观点不仅丰富了《西厢记》研究的内容，也为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推动了《西厢记》的国际传播。他先后走访60个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将《西厢记》推向国际文化视野，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创新了《西厢记》的传播方式。通过创建"西厢记网络展览馆"、"雷-西厢元宇宙数字纪念馆"等数字化平台，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新的模式和路径。
总的来说，雷建德对《西厢记》的评价和研究，虽然在某些观点上存在争议，但其构建的完整学术体系、提出的创新性观点、推动的国际传播以及创新的数字化传播方式，都为《西厢记》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正如上海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专家学者周锡山在为雷建德"西厢记网络展览馆"作序中所言："这是《西厢记》研究史和传播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必将对《西厢记》文化艺术的发展、推广和运用，乃至对当代中华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产生示范性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都市头条编辑:张忠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