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十三章：重逢之隙：八年分别后的陌生夫妻
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海外滩
初夏的黄浦江风带着微咸的潮气，吹拂着海关大楼前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刘仲卿站在外白渡桥上，手里捏着一张边缘磨损的黑白照片——那是1937年离开上海前，和沈婉清在照相馆拍的最后一合影。照片上的婉清穿着藕荷色旗袍，笑容温婉；而他，那时才二十八岁，眼神里还有青年的锐气和对未来的憧憬。
九年了。
从1937年深秋的那个雨夜，带着明德逃离上海，到如今1946年盛夏归来，整整九年。这九年，他辗转重庆、昆明，最终去了延安，从一个丝绸厂主变成了边区工业部的干部；这九年，上海沦陷又光复，日本人来了又走，留下满目疮痍和无法愈合的创伤；这九年，婉清长眠在湖州老家，再也看不到今天的上海，看不到抗战胜利，看不到儿子长大成人。
“爸爸，是这儿吗？”身边的青年低声问。
刘仲卿转过头，看着二十二岁的刘明德。儿子已经比他高了半个头，穿着延安发的土布军装——虽然已经洗得发白，但整洁挺括。青年的脸庞棱角分明，眉眼间依然有婉清的影子，但眼神里多了一种延安特有的、充满信念的光芒。那是经历过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真正理解“为人民服务”含义的眼神。
“是这儿。”刘仲卿收起照片，“昌盛厂…现在是国营上海第一丝织厂了。”
父子俩走下外白渡桥，沿着外滩往南走。九年前离开时，外滩的洋楼大多紧闭门窗，街上行人寥寥；如今，外滩重新热闹起来，银行开门了，商店营业了，黄包车夫在吆喝，报童在叫卖当天的报纸。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到战争的痕迹——汇丰银行门前的铜狮子有弹孔，沙逊大厦的外墙有修补的痕迹，而江对岸的浦东，还能看见被炸毁的工厂废墟。
“爸爸，上海…比我想象中繁华。”明德说。
“战前更繁华。”刘仲卿感慨，“那时候，外滩晚上灯火通明，江面上全是游船。现在…虽然恢复了，但不一样了。”
他们此行的任务，是作为共产党接管上海工业的代表之一，来接收和整顿原日伪资产。昌盛厂——现在叫第一丝织厂——在清单上。但刘仲卿坚持要亲自来，不仅因为那是他半生心血，更因为那里有他九年来一直牵挂的人：王铁柱，陈明，还有那一百多个工人。
“刘部长，请这边走。”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迎上来，是上海军管会的联络员小李，“陈明同志在厂里等您。”
陈明同志。这个称呼让刘仲卿有些恍惚。九年前，陈明还是昌盛厂的技术员，那个戴眼镜、有些书生气、但技术过硬的年轻人。现在，他是“同志”，是地下党员，是胜利后留在上海接收企业的干部。
昌盛厂的大门还是老样子，只是招牌换了。
“国营上海第一丝织厂”几个大字是新漆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厂区里，织机的轰鸣声照常响起，但刘仲卿听得出，那是老机器疲惫的声音，需要大修了。
陈明在厂门口等着。看见刘仲卿父子，他快步上前，紧紧握住刘仲卿的手：“刘厂长…不，现在该叫刘部长了。九年了，您终于回来了。”
刘仲卿打量着陈明。四十岁的人了，鬓角有了白发，眼镜片后的眼睛有了沧桑，但精神很好，腰杆挺得笔直。
“陈明，你老了。”刘仲卿说。
“您也老了。”陈明笑了，“但明德长大了。好小伙子，在延安听说表现很好？”
刘明德立正敬礼：“陈叔叔好。”
“别叫叔叔，叫同志。”陈明拍拍他的肩，“走，进厂看看。”
走进车间，刘仲卿的脚步慢了下来。还是那些德国造的缫丝机，但保养得不好，有些地方的漆剥落了，有些齿轮有磨损。工人们大多是新面孔，年轻人居多，但也有几个熟悉的背影——李师傅还在，头发全白了，但操作机器的动作依然熟练；张婶也在，佝偻着背，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李师傅！张婶！”刘仲卿喊。
两个老工人转过身，看见他，都愣住了。然后，李师傅的眼泪涌了出来：“刘…刘厂长？真的是您？”
“是我，我回来了。”
张婶颤抖着走过来，抓住刘仲卿的手，又摸摸刘明德的脸：“明德少爷？长这么大了…像，真像少奶奶…”
提到婉清，气氛一下子沉重了。刘仲卿握紧张婶粗糙的手：“张婶，这些年…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活着就好。”张婶抹眼泪，“刘厂长，您知道吗，王厂长他…”
“我知道。”刘仲卿点头，“陈明在信里都跟我说了。老王他…判了十五年。”
“不该啊！”李师傅激动地说，“王厂长是为了我们才…要不是他，我们这些人早饿死了！日本人来的时候，是他顶着压力保住了厂子；最困难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口粮分给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就成了汉奸？”
陈明叹了口气：“李师傅，这是政策。王厂长确实和日本人合作了八年，生产军用物资，这是事实。判十五年…已经是考虑到他保护工人的情节，从轻了。”
“可是…”
“没有可是。”陈明说，“现在是新社会，要依法办事。王厂长自己都认罪了。”
刘仲卿沉默地听着。他知道陈明说得对，但从感情上，他无法接受王铁柱要坐十五年牢。那个憨厚忠诚的老工人，那个在他最困难时支持他的副手，那个说“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扛”的汉子，现在真的在扛——用十五年的自由，扛起那段历史的重量。
“我想去看看他。”刘仲卿说。
提篮桥监狱的会见室狭窄阴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微弱的光。
王铁柱被带进来时，刘仲卿几乎认不出他了。五十四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稀疏，背有些佝偻，脸上刻满了皱纹，眼神浑浊。只有那双粗糙的大手，还是老样子。
“刘…刘厂长？”王铁柱的声音颤抖。
“老王，是我。”刘仲卿站起来。
两个男人隔着铁栅栏对视，久久说不出话。九年了，他们都老了，都经历了太多。一个在延安搞建设，一个在上海坐牢；一个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一个背负着旧时代的罪责。
“刘厂长，您…您回来了。”王铁柱先开口，声音哽咽，“明德少爷呢？他好吗？”
“好，在延安长大了，现在是我的助手。”刘仲卿说，“老王，你…你受苦了。”
“不苦，我罪有应得。”王铁柱低下头，“刘厂长，我对不起您。您把厂子交给我，我却…却把它变成了汉奸工厂。我给您丢脸了。”
“别这么说。”刘仲卿握住栅栏，“陈明都告诉我了。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保住了工厂，保住了工人，没有一个人饿死。你做到了我让你做的事。”
“可是我用错了方法。”王铁柱的眼泪掉下来，“我不该和日本人合作，不该…不该生产那些军需品。每次看到那些丝绸运出去，我都知道，它们会变成日本军服，会穿在侵略者身上…我难受啊，刘厂长，我真的难受…”
这个在日本人面前从未低头的汉子，这个在审判台上保持镇定的“汉奸”，此刻在刘仲卿面前，哭得像个孩子。九年的压抑，九年的自责，九年的良心煎熬，在这一刻终于爆发。
刘仲卿的眼眶也湿润了：“老王，我理解。真的，我理解。在延安，我们经常讨论沦陷区的情况，讨论像你这样的人的处境。那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那是生存和道义的两难选择。你选择了让工人们活下去，这没有错。”
“可是国家…”
“国家会理解。”刘仲卿说，“新中国建立后，会有特赦。老王，你要好好改造，好好表现。等出来，你还年轻，还能为国家做事。”
“我还…还能吗？”
“能。”刘仲卿坚定地说，“只要你有心改过，有心赎罪，就永远有机会。老王，我这次来上海，不走了。我被任命为华东工业部副部长，专门负责纺织工业的恢复和整顿。我需要你，工厂也需要你。”
王铁柱愣住了：“可是我是汉奸，是罪犯…”
“你的刑期还剩十四年，但如果你在监狱里表现好，可以申请减刑。”刘仲卿说，“我已经和监狱方面谈过了，你可以参加技术培训，可以指导年轻犯人学习纺织技术。用你的手艺，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也是一种赎罪。”
王铁柱看着刘仲卿，看着这个他追随了半生的领导，看着那双依然清澈、依然充满信任的眼睛。他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那是九年来从未有过的希望。
“刘厂长，我…我听您的。”他擦干眼泪，“我一定好好改造，好好表现。等我出来，我还跟您干。”
从监狱出来，刘仲卿的心情复杂。
上海的阳光很好，街上行人熙攘，孩子们在嬉戏，一切都充满了新生的活力。但他知道，在这座光复的城市里，还有无数像王铁柱这样的人，在监狱里赎罪，在背负历史的十字架。
“爸爸，王叔叔他…会好起来吗？”明德问。
“会的。”刘仲卿说，“只要给他机会，给他希望，他就会好起来。明德，你要记住：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很多人都会犯错，很多人都会迷茫。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地惩罚，而是给人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人们重新开始的希望。”
“就像延安对待俘虏的政策？”
“对，就像那样。”刘仲卿点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改造一切可以改造的人。这才是新中国该有的气度。”
回到纺织厂的临时办公室，陈明已经在等他了。
“刘部长，和王厂长谈得怎么样？”
“谈得很好。”刘仲卿坐下，“陈明，谢谢你这些年在上海坚持，谢谢你保住了工厂，也谢谢你在审判时为老王说话。”
陈明摆摆手：“应该的。其实…刘部长，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您。”
“什么事？”
“当年您离开上海后，我…我加入了地下党。”陈明的声音很低，“是徐先生发展的我。这些年，我明面上是昌盛厂的技术总监，暗地里是地下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掩护同志。”
刘仲卿并不意外。从陈明和延安保持联系开始，他就猜到了。
“你做得很好。”他说，“没有你们这些在沦陷区坚持的同志，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可是…”陈明犹豫了一下，“我也做过违心的事。为了掩护身份，我也和日本人周旋过，也参加过他们的宴会，也…也说过违心的话。有时候我在想，我和王厂长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吗？为什么他被判刑，而我成了功臣？”
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真实。刘仲卿看着陈明，看着这个在双重身份中煎熬了八年的同志，心里涌起深深的同情。
“区别在于目的。”他缓缓说，“老王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工厂和工人；你是为了革命，为了抗战胜利。虽然手段相似，但目的不同。而历史，最终会按目的来评判。”
“那如果…如果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吗？”陈明追问，“刘部长，在延安，我们学习‘实事求是’，学习‘群众路线’。可是在地下工作中，我们不得不欺骗，不得不伪装，有时候甚至要利用无辜的人…这些，真的对吗？”
刘仲卿沉默了。这是一个他思考过很多次的问题。在延安，在整风运动中，他们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无私的革命者。但现实是复杂的，尤其在残酷的斗争中，理想和现实往往有冲突。
“陈明，我记得在重庆时，你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刘仲卿说，“那时候我说：对错让历史去评判，我们只要在做每一个选择时，对得起良心。现在，我还是这个答案。良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是在具体情境下的具体判断。你在地下工作中做的那些事，是为了更大的善——国家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只要你的良心是安的，就不要怀疑。”
陈明长舒一口气：“谢谢您，刘部长。这些话，我憋了很久了。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想，等胜利了，等见到您了，我一定要问问您。现在听到您这么说，我心里踏实多了。”
“踏实就好。”刘仲卿拍拍他的肩，“接下来，我们要面对新的挑战了。上海刚刚光复，百废待兴。纺织工业是民生根本，我们要尽快恢复生产，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陈明，你愿意继续帮我吗？”
“当然！”陈明站起来，“刘部长，您指哪儿，我打哪儿。”
接下来的一个月，刘仲卿忙得脚不沾地。
他要接收和整顿十几家原日伪纺织厂，要安置上千名工人，要协调原料供应，要恢复产品销售。每天从早到晚，开会、视察、谈判、批文件…常常忙到深夜才能回住处。
明德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延安培养出来的青年，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刘仲卿这一代人没有的、对新中国的纯粹信念和热情。
“爸爸，这是第三棉纺厂的复工方案。”明德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按照您的指示，我们保留了原技术人员，但加强了政治学习；恢复了八小时工作制，建立了工会；原料供应方面，已经和江苏的棉区联系上了，下个月就能发货。”
刘仲卿快速浏览文件，点点头：“很好。但工会的选举要民主，不能包办。要让工人们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
“明白。”
“还有，”刘仲卿想起什么，“老王那边…监狱同意让他参加技术培训了吗？”
“同意了。”明德说，“王叔叔很积极，已经编写了一套纺织技术教材，开始在监狱里讲课了。监狱长说，他表现很好，可以考虑申请减刑。”
“那就好。”刘仲卿欣慰地说，“告诉老王，好好干。新中国需要他这样有技术、有经验的人。”
七月初的一个周末，刘仲卿终于有了一点空闲。
他一个人去了婉清的墓地。九年了，第一次回来。
墓地在湖州南浔老家的桑园边上，很安静。墓碑周围长满了杂草，显然很久没人打理了。刘仲卿蹲下身，用手一根根拔去杂草，然后用袖子擦去墓碑上的灰尘。
“婉清，我回来了。”他轻声说。
照片上的婉清依然年轻，依然美丽，笑容温婉。刘仲卿抚摸着冰冷的石碑，像抚摸妻子的脸。
“九年了，发生了很多事。我去了延安，明德长大了，新中国就要建立了…如果你在，该多好。”
风吹过桑园，沙沙作响，像回应，像叹息。
“婉清，你总说做人要对得起良心。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在延安，我们建设边区，发展生产，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现在回上海，我要整顿工业，恢复经济，让这座你爱的城市重新焕发生机。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但我尽力了。”
他从怀里掏出那张合影，放在墓前：“你看，这是我们最后一张照片。那时我还年轻，你还好好的。现在我们都老了，但新中国还年轻，还有无限的希望。婉清，你在天上看着吧，看着我和明德，看着这个我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
眼泪无声地滑落。九年了，他很少流泪，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但此刻，在妻子的墓前，所有的坚强都卸下了，只剩下一个中年男人最真实的脆弱和思念。
“爸爸。”
明德不知何时来了，站在他身后。青年走过来，在母亲墓前跪下，磕了三个头。
“妈妈，我回来了。”明德的声音哽咽，“我长大了，在延安学到了很多。您放心，我会听爸爸的话，好好工作，好好做人。我会让您骄傲的。”
父子俩并肩坐在墓前，像当年婉清还在时一样。只是那时是一家人，现在是两个男人，和一个永远年轻的女人。
“爸爸，”明德忽然问，“您后悔吗？后悔离开上海，去了延安？”
刘仲卿想了想：“不后悔。虽然在延安很苦，但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看到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的雏形。如果不离开上海，我可能还在官僚体系里挣扎，或者像老王一样…在监狱里赎罪。”
“那妈妈呢？您后悔没能陪她到最后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刺进刘仲卿心里最痛的地方。他沉默了很久，才说：“后悔。但有时候，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我选择了国家，选择了理想，就不得不放弃一些个人的东西。婉清…她会理解的。她一直是个深明大义的人。”
“妈妈一定会理解的。”明德握住父亲的手，“爸爸，您做得对。新中国需要您这样的人。妈妈在天有灵，一定会为您骄傲。”
夕阳西下，桑园的影子被拉得很长。父子俩起身，最后看了一眼墓碑。
“婉清，我们走了。”刘仲卿说，“下次来看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你要相信，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老百姓一定会过上好日子。到时候，我再来看你，告诉你这一切。”
他们走出桑园，走向等待的汽车。身后，墓碑在夕阳中沉默，像一座灯塔，照亮来路，也守望归途。
回上海的路上，明德忽然说：“爸爸，我想入党。”
刘仲卿转头看着儿子。青年的眼神坚定，充满信念。
“你想好了吗？”他问。
“想好了。”明德说，“在延安，我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想成为那样的人。我想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
刘仲卿的眼眶又湿润了。他想起了二十年前的自己，那个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青年，也曾有过理想，也曾想改变中国。但那时他太年轻，太天真，不知道路有多难。现在，儿子站在同样的路口，做出了比他更坚定、更彻底的选择。
“我支持你。”刘仲卿说，“但是明德，你要记住：入党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特权，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条路很难，很苦，可能需要牺牲很多个人的东西。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不怕。”明德说，“爸爸，您和妈妈教我的：做人要对得起良心。我觉得，只有跟着党走，才能真正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那些牺牲的人。”
汽车驶进上海。华灯初上，这座不夜城重新亮起了万家灯火。虽然战争刚刚结束，虽然困难还很多，但希望已经升起，像东方初现的曙光。
刘仲卿看着窗外的上海，看着这座他爱过、恨过、离开过、又归来的城市，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九年漂泊，九年奋斗，现在终于回家了。但这个家，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家；这个上海，也不再是过去的上海。
一切都变了。
但有些东西没变——良心，信念，对美好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
这些，是他和婉清共有的，是他和明德共有的，也是他和无数为新中国奋斗的人共有的。
这就够了。
他想，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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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荣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