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并非终点

               杂文随笔/李含辛

       当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单公布时，国内媒体的反应像被按下了静音键。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的名字，连同他们关于制度与繁荣的深刻研究，在中文世界里几乎未激起半点涟漪。这沉默背后，藏着一场关于认知、选择与现实的微妙博弈。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权力与制度”理论，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经济发展的深层肌理。他们指出，包容性制度是繁荣的基石，而攫取性制度则滋生停滞。这一观点在西方学界引发热烈讨论，但在国内，它却遭遇了“水土不服”。 我们的经济叙事往往更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将增长归因于政策效率、市场活力或文化韧性，而非制度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叙事差异，让诺贝尔奖的光芒在中文语境中显得黯淡。

       媒体沉默，或许是因为理论触碰了某些“敏感地带”。当阿西莫格鲁批判“技术决定论”，强调制度对技术应用的制约时， 我们更习惯将成功归功于技术突破或政策创新，而非制度本身的包容性。这种认知偏差，让媒体选择避而不谈——毕竟，质疑“中国模式”的叙事，可能触及更深层的意识形态边界。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是流量的追逐者，也是安全的守护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性，使其天然缺乏娱乐性或争议性，难以成为流量爆点。相比之下，明星八卦、社会热点更能吸引眼球。 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安全考量。阿西莫格鲁对“攫取性制度”的批判，虽未直接指向中国，却隐含对权力集中与分配不公的警示。 这种警示，在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语境中，可能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媒体沉默，是一种权衡后的选择。它既避免了触碰意识形态红线，又规避了流量不足的风险。这种沉默，折射出信息传播中的“安全优先”逻辑——当学术价值与传播风险冲突时，后者往往占据上风。

       公众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漠然，是媒体沉默的土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研究，聚焦于制度、权力与增长，这些议题对普通人而言，显得遥远而抽象。 我们更关心房价、就业、医疗，而非“包容性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这种需求错位，让媒体缺乏报道的动力——毕竟，没有受众的关注，再深刻的学术也难以引发共鸣。

       更关键的是，公众对“中国模式”的自信，削弱了对西方理论的兴趣。当我们将自身发展视为“独立自主”的成果时，诺贝尔奖的权威性便大打折扣。 这种自信，既源于经济成就，也源于对西方话语体系的警惕。媒体沉默，某种程度上是公众情绪的镜像——它反映了我们对自身道路的坚持，以及对“他者”理论的疏离。

      国内媒体的集体沉默，并非简单的“失语”，而是一场关于认知、选择与现实的复杂博弈。它揭示了学术与现实的鸿沟、流量与安全的权衡、自信与批判的张力。这种沉默，既是对“中国模式”的守护，也是对学术自由的某种限制。

       但沉默并非终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提醒我们制度的重要性。 他们的研究虽未直接触动中文世界，却为未来的对话埋下伏笔。当我们的经济叙事更加开放，当公众对制度与权力的关系产生更深思考时，这场沉默或许会被打破。毕竟，真正的繁荣，不仅需要技术的进步，更需要制度的包容与权力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