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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群，男，满族（爱新觉罗氏），曽用名肇群、兆群，1951年出生于沈阳（身份证为1952年），北京十三中老三届知青，曾赴山西绛县插队。
1983年日语专业毕业。后在职读经济管理研究生、史学博士研修生、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等专业课程。
现为：中华知青作家学会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小说学会/北京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协会/国际翻译家联盟/以上会员。
主要作品：中长篇小说《布罗肯幽灵》《别在东京哭泣》《玩主的年代》《风月十五不归人》等著者；散文诗歌集《风中的柿子》《太阳的水色》《秋水留醉》等著者；日本畅销书《脑内革命》译者，及日本《科学漫画小百科全书》译者、校译者。
一、墨缘启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日本研修期间，亲历了一桩令人痛心的悲剧：一位赴日求学的女同胞，在公交车上被素不相识的“日本痴汉”连刺三刀，当场倒在血泊中。这起事件深深地刺痛了我，并促使我奋笔疾书，创作了一部时代色彩浓厚的侦探小说：《迷失在东方的彩云间》。
届时我在文学领域全然是个门外汉。待书稿完成后，一个念头于心中萌生：若能请位名流前辈为书稿题字，或许能为我加分。于是新年春拜之际，我便向族亲长辈爱新觉罗・毓嶦坦诚相求：“恭伯，可否给我题字写个书名啊？”
我称毓嶦为“恭伯”，这是族亲内小范围的昵称。他是晚清恭亲王奕䜣的直系曾孙，上三代均承袭过“恭亲王”之爵位，系清朝最高等级的亲王之一，据说年俸为1万两银、1万斛禄米。溥仪也曾于1939年册封毓嶦为“恭亲王”，但彼时溥仪已沦为傀儡，这一封册缺乏合宜的法理性，他便未能“实至名归”地获得此爵位。即便如此，毓嶦仍尽显大家风范，他的书法作品在大陆广受认可，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也是声名远扬，被誉为“当代草书之圣”。
“没问题，写。咱们爱新觉罗家的笔墨，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专利。毛主席都说了，世界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继往开来的希望，我们老头子要是能给你们几分助力，就感到很满足、很幸福了……”毓嶦戴上老花镜，随手翻看了几页书稿，便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那天的现场，还有个细节让我感触颇深，记忆犹新。
我知当时的恭伯系一人独居，所以每次去他家，总会带些糕点熟食的留他慢用；我还知他为了改善生计，常去日坛公园“外宾服务部”的现场写字作画。而我在日本商社工作，小小不言的便会带几位“国际友人”，去照顾一下他的“生意”。如此的一来二去，我们的关系就较比近便些，不管是前往他家还是日坛公园，我常常不打招呼的拔腿就去。
那天亦是如此，我径直走进他的书房，并未在意家中有否其他客人。与恭伯聊了一阵之后，我铺好宣纸，研好磨，他凝神挥毫为我题上字、盖上边款——这时厨房的门才被打开，一股诱人的饺子香飘了过来！
原来是东北老家的秀敏姐姐来了，她不声不响地一直在厨房里忙碌着，为毓嶦包饺子、做年饭。
此前，我还不认识秀敏姐姐。经恭伯的介绍才知晓，她也是族亲，祖先位列清朝八大贵族，家族中还出过孝昭仁皇后这位正宫娘娘。秀敏姐姐是特地从长春赶来给长辈们拜年的，她先去了溥杰家，呈上自己新出版的《伪宫残梦》一书，书名便是溥杰题的。溥杰本想留她在府上多住几日，但她惦记着毓嶦老伴已逝、子女不在身边，便匆匆赶来这边照料。
我望着秀敏姐姐端来的热气腾腾的饺子，还有旁边刚刚为我写好的两幅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那一刻，我乃是陡然间意识到的，历史并非冰冷的符号，它纳千川而不拒细流，以豁达而拥抱人间百态，早已藏进笔墨书画、融进一碗热饺子这样的烟火日常中，成为鲜活可触的岁月印记……但届时显然，我对恭伯写的那两幅字——先写的是《冷淡生涯》，后写的是《迷失在东方的彩云间》，还没有足够的情怀加以顿悟。
《迷失在东方的彩云间》一书，很快得以出版，然而反响平平。或许是因为本人艺笔不够精湛，或许是因为本人名不见经传，彼时的我竟幼稚地认为，恭伯墨香氤氲的题字，并未给我的作品带来多少加分，直到五年后，一通电话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
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的声音直言不讳：“你是赵群吧？看来你不会写小说啊，怎么这么好的素材，你都没把握好呢，多可惜！我可能言重了些——你写的是一桩‘情杀血案’，不是旅游札记，不需要堆砌那么多的社会伦理和人情世故……”
换作任何人，接到这样的电话恐怕都会动气。我正要发作，对方却以更强势的语气说道：“你以为请‘恭亲王’题字就万事大吉啦？那是小伎俩。作家，最终比拼的是大智慧，而且还是哲学意义上的！我叫那耘，那大发是我叔叔。”
“损”了我一通后，对方才报上家门。哇，他可是作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诶！他口中的那大发叔叔，正是我在十三中上学时的体育老师。我曾是1965年北京市中学生乒乓球团体赛的冠军成员，而那老师负责学校的球类运动，我自然成了他的“爱将”，得到过不少偏爱。原来，那耘在叔叔家看到我的书，一眼便被恭伯的题字所吸引，这才不客气地给我打来电话。
注：我家系爱新觉罗氏宗室，那大发、那耘二位系叶赫那拉氏，彼时我常交往的旅美著名画家富察铸卿、一同赴山西插队落户的校友傅涛涛（翻译家傅惟慈长子），老姓均为富察氏，再加上秀敏姐姐为钮钴禄氏，我们皆是在历史的特定节点相逢，同族同源的亲切感油然而生，瞬间便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在那耘的启发和帮助下，我对书稿进行了大幅度删改。新起的书名叫《布罗肯幽灵》，也是从三个候选方案中采纳了他的建议。我还请了十三中同窗好友、彼时已凭借《血色青春》成为畅销书作家的王山为我写序。令人意外的是，这部翻新后的作品一经上市，便获得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至少 20 家主流媒体的报道；被“当当读书会”评选为 2005 年度世界侦探小说第 23 位，并推荐给日本探侦作家俱乐部参评；后来还荣获“和谐中国 2008 年度优秀作品金奖”，由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邓友梅先生，在政协礼堂为我颁发了奖状。
此时我才幡然得悟，当初绝非恭伯的题字份量不够，而是我的作品多有瑕疵。然给我带来好运的，正是这来自皇族后裔的笔墨背书，在那耘眼中产生了“晕轮效应”，才引出了后续的一切。这款小小的题字，不仅是笔墨的馈赠，更是文化印记的传递，为我打开了文学道路上的一扇新门。
二、墨香浸心
完成这部30万字的文学作品后，我并未就此沉浸在“作家梦”的憧憬中。相反，我清晰地看到了自身的短板，更加意识到学养铸造的重要性。如果说，之前的写作是搂草打兔子的“顺势而为”，那么中年之际，我决定再次“回炉深造”，便是选择了“逆流而上”。我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先后攻读了北师大史学博士研修生课程、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课程。在扎实提升文科素养的同时，随着人脉关系的扩展，我也愀然介入了“字画收藏”领域。我心中鼓动着一个小野心，想立志成为一名小小的民间字画收藏“者”——不敢奢望当“家”，只求在笔墨间探寻乐趣与真谛。而这一切的关键转折，源于香港举办的第一届《爱新觉罗家族书画展》。
按照爱新觉罗家“玉牒”的钦定，“溥、毓、恒、启”为皇家最后四代辈分的排序，往大了说关乎“家族礼教”的严肃性，往小了说涉及个人的形象与尊严。然而历史的嬗变推动着文化意识的更新与代谢，包括皇室在内的“满族同胞”，该如何理解主流的文化意识，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文化印记上的转变呢？这届书画展，恰好给出了一份生动的答案。
以爱新觉罗・兆丰为例，他是书法家爱新觉罗・义赢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某个春节过后，他在爱新觉罗・恒镔的介绍下，来到我办公室，与我商议一件要事：溥杰、溥松窗、毓嶦、毓峨、启功以及他本人等多位皇族后裔书画家，均同意“破冰、破风险”地拿出作品赴香港举办大型书画展。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促进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大好契机。
可筹备过程中，有关展品的展示位置、名序排列，乃至宣传册上图文的色彩搭配等细节，都让兆丰伤透了脑筋。他是溥杰钦点的“联络员”，用老话讲相当于“章京行走”了，对细节的落实责任重大。若是外姓人家以纯艺术视角安排这些事务，大可不必将“溥、毓、恒、启”的辈分作为首要考量因素。
兆丰告诉我，香港主办方明确提出，书法界的“一号种子选手”是启功，其他人需屈居其后；而启功先生得此信息，却执意让贤，有溥、毓、恒等前辈也参展嘛，自己不想当一号，甚至一度打算退出展会。尽管启功先生已经上任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一职。大家一时陷入两难：启功若不参展，就好比 26 届世乒赛不让庄则栋参赛，展会的影响力势必大打折扣。
（聊注：这个比喻或许不甚恰当，但确实是我和兆丰当时的真实想法。为此，兆丰曾带我前往启功家协调相关事宜，我在《忆启功先生》一文中有相关记述。）
经过一番殚精竭虑的策划，“改革开放”后的香港第一届《爱新觉罗家族书画展》，于 1986年顺利举办并大获成功。许多族亲长者评价道：民族的团结，包括少数民族文化的去芜存菁、取精用弘，让爱新觉罗家族的笔墨艺术逐渐走出展厅，融入到鲜活的日常生活中。
彼时，兆丰已在北海叠翠楼经营起自己的书画店。店内除了他现场挥毫创作的作品，还挂饰有溥杰、溥佐、溥松窗、毓嶦、毓峋、毓峨、恒镔、启功等族亲名家的字画，既烘托了雅致气氛，也借此招揽了生意。而我作为字画收藏与品鉴爱好者，也得以近水楼台，从诸位前辈的笔风画派中，窥见到书画艺术与民间烟火的交融之道——岁月沉淀的韵味，如同老坛酒的曲蘖，唯有世代留存、珍视守护，才能酿出传世好酒。
有一次，我陪同日本清华九家（贵族）后裔、日本一桥大学“如水会”暨校友会秘书长久我太郎先生，前往叠翠楼观赏字画。久我先生是个摄影迷，进展厅前就拍完了一卷36张的胶片，进厅后又接连拍了两卷，足见其兴致之高。
那天的叠翠楼清静雅致，沉香四溢。久我先生首先被溥松窗的挂轴《角楼与远山环水》所吸引，即兴赞叹道（大意）：“青墨着色浓而不艳，角楼与护城河相映成趣，画中的楼阁藏在云雾间，仿佛从旧时光中走来，意境曼妙至极。”后来我得知，他年轻时曾多次到访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对中式楼阁有着特殊的情结。
兆丰见遇到了懂行的知音，兴致盎然地与之攀谈起来。久我先生虽说会些中文但不够用，这时就需要我来做翻译（大意如下）：“故宫的角楼，能折射出人生的千面百态。角楼随日影西移，倒映在护城河中，逐波荡漾……人可以志存高远、抒发壮心，也可以寄情山水、安放乡愁。但多数人都被现实的‘护城河’所困，只能仰望角楼——它其实也是半封建社会沿革而来的瞭望楼。西方油画为何偏爱描绘废墟之美，透着伤情？而中国画为何钟情于楼阁之美，躲废墟之颓？尤其是对角楼的感情，它承载着补情、幽情与传情的意蕴……”
随后，我们在溥佐的花鸟作品前驻足。久我先生索性搬来椅子坐在画前，久久不愿离去。他感慨道（大意）：“工笔画的底子太深厚了，无人比拟……然寥寥几笔勾勒的梅花更见功力，花瓣不勾边，以淡墨晕染，宛如品格优雅的君子，仿佛下一秒就会鲜活地出现在眼前！”
继续往前走，毓嶦的草书作品悬挂在展厅中央，并未书写长篇诗词，只录了“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两句。我们精心观赏良久，我耳边不禁响起恭伯曾说过的话：“练字不要着急，不要乱了气，要沉住腰。”果然，他的字体沉稳有力，横画不飘，竖画不塌，就连落款的“毓嶦”二字，都透着从容不迫的气度。
再往前，便是毓峨的花鸟画与兆丰的书法作品，风格迥异却各有韵味。其中一幅画描绘了一只立于枝头的鹦鹉，羽毛纹路细腻清晰，爪子抓握树枝的力道仿佛要穿透纸面。兆丰介绍说，这幅画是他与毓峨前辈合作完成的，鹦鹉由毓峨绘制，题跋的诗句则出自他手。为了捕捉鸟类的精气神，他曾陪毓峨在香山植物园待了一整天，仔细观摩鸟类喜鹊等“飞、蹬、落、蹲”的各种姿态。
走到叠翠楼最里面的阁段，更令人惊艳的作品映入眼帘。北面墙上是溥杰的书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注：溥杰先生后来亲自将此幅立轴赠给了我；东面则挂着启功先生的字：“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溥杰的字圆润典雅、纤细秀丽，天骨遒美，收笔意蕴悠长；启功的字则收放自如，章法简洁，书写者挥洒飘逸，观赏者倍感畅爽，每一笔都如日常说话般自然，毫无架子。我曾带着一知半解的疑惑问过启功先生：“您的草书怎么这么好认呢？如清风一般畅快淋漓。”他笑着回答：“写字是给人看的，不是让人猜的，草书再奔放，也得有自己的章法。”
如今回想这句话，再审视诸位皇族名家的作品，我才更深层次地领悟到：他们的笔墨从来不是“皇族讲究”的刻意彰显，而是各有创作伦理与洒脱的风骨，甚至如同普通人般有着各自的“生存之道”。作为一名小小的收藏者，虽属管窥之见，但我能真切感受到：溥松窗的画卷于草木花丛中藏着故园的念想，毓峨的牡丹花蕊里透着清凌的气韵，毓嶦的草书纵使笔势如金蛇狂舞仍不失沉稳，恒镔的字规规矩矩的如同古代军士在操练队形；兆丰的作品则彰显着扶摇直上的苍劲，启功的书法乃超然绝妙，境界更高一层，每个字都裹着悠然平和的气息……将他们的作品汇聚一堂，恰似插花艺术的融合，实则是把寻常日子融进了笔墨，将悠悠岁月藏入了纸砚。
三、墨韵启智
回想当年，恭伯为我题写书名的《迷失在东方的彩云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通往文学道路的大门。但届时的我，并未完全领悟“笔墨藏岁月”的深层含义。直到站在兆丰叠翠楼的展厅里，指尖轻轻拂过溥、毓、恒、启各位大家圆润典雅的字迹，鼻尖萦绕着宣纸与墨香交织的气息，才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深深触动。
也是在那段时期的集腋成裘，我得益于各位族亲长辈及贤望的厚爱，求得溥杰、毓嶦、毓峨、恒镔、启功、兆丰等多幅墨宝、丹青、妙染，我时常在家里展开来，望着启功先生“像说话一样自然”的笔法，回味着他“写字是给人看的，不是让人猜的”这句箴言，总会次第着有所领悟而豁然开朗：书法是“象形”的描摹，要守住字的本真；绘画是“镜像”的复刻，要藏住人的灵魂；而文学，应当是“心相”的展露，要留住岁月的真实、人性的真实才好。
这一领悟，也让我对自己的创作有了全新的审视：从自身的长处入手，我不是还可以涉足畅销书的翻译吗？我通过日本友人的介绍，翻译了春山茂雄著的《脑内革命》一书，如今该书在日本本土，加上中国及东南亚大三角华语区，已经创下了600多万册的发行纪录。作为中文版翻译者，我曾一度飘飘然——这不就是一条“业绩”与“经济效益”挂勾的轻车熟路吗？的确如此，之后完全是大市场所决定的规律：日本的一流作家不止一位，包括反战作家加贺乙彦先生，都表达了愿意将他一生视为最重要的作品，如《云之都——五部曲》，托付给我翻译，并郑重其事地与我拟定了合作协议。 但很遗憾，全系我这边的“不可抗拒之因素”，与加贺先生拟定了合约，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我便因重病突发而卧榻不起，之后经多次手术加上长达五年的康复疗养，也就不得不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对加贺先生表达了不能履约的歉意。
人生的遗憾当然无法回避。心灵受到了如此般的沉重打击，剩下的必然也是一片狼藉。待我侥幸地重新站立起来，像孩子似地迈出新生的一步时，我便鼓励自己要捡回自信，重新设定一个切合实际的生活与创作的目标。
我认真思索后得出了答案：整合手头资料，以我十年的“插队生涯”，以及在日本商社从底层职员逐步晋升为课长、秘书长、首席代表、嘱托（顾问），最终担任分公司社长（总经理）的半生经历为蓝本，去完成“知青曼陀罗系列”的纪实写作。这不仅是我的心志所向，更是希望通过文字，让那些承载历史文化印记的符号代代相传。
当然，促使我下定决心启动创作欲望的，无疑是对“上山下乡”那段岁月的回顾。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特殊年代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烙印，便深深镌刻在我们那代人的脑海中：黄土高坡上的风沙、大东北的狂雪，总会兀然间浮现在眼前：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蹉跎岁月，那些岁月中的悲欢离合——其中藏着的动人故事与复杂情怀，久久的、久久的在你心中翻滚而不舍离去……
当2013年我正式动笔时，有人曾调侃我，是否想借着之前的“资本”争当“知青达人、博客达人”，再演绎一场“王者回归”的戏码呢？我坦诚相告，最初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哪个老知青没做过文学艺术上的大梦呢？但一想起叠翠楼里那些饱含岁月温度的笔墨，一想起知青战友们在黄土塬上迎着风尘，一遍遍地学唱《绣荷包》《五哥放羊》《桃花红杏花白》等小曲时，我的热泪就汩汩地奔涌出来，便清醒了自己的使命：不要再去追求虚名了，而是要用“心相”留住那些不该被遗忘的时光！
“知青曼陀罗系列”的写作，从第一部动笔到如今准备杀青，足足打磨了十数年。为了还原知青点里煤油灯的味道，我特意回到山西的窑洞旧址，借民宿再次体验了生活：看朝阳漫过麦垛，将远山映照得金灿灿；听晚风掠过白杨树，裹挟来麦秸秆的清香；我甚至在民宿家里找到了当年用过的大水缸，触摸着冰凉的缸壁，仿佛从中还能映照出知青伙伴的身影，承接住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暖与甜酸苦辣：我记得几位知青战友，如姜东曾平平淡淡地说过“割麦子磨得手上全是水泡，晚上用针挑破，第二天继续争第一”；袁长柏说过“打谷场的夜晚最热闹，大家顶着明亮的月光唱《敖包相会》，跑调了也没人笑话”；还有田秀光则告诉了我一段他“抛弃”北京女友的真实内情——“春耕时被犁刀割伤了脚趾头，喂马砸草时不小心切去了一节小手指头，自卑自己是残疾人了，女友冷淡了我，才不得已而狠心娶了当地的女娃”……这些真实且充满烟火气的情节，不是“象形”的简单勾勒，也不是“镜像”的机械复刻，而是融入了情感纠葛的“心相”雕塑……
更让我珍视的是“知青曼陀罗系列”与《迷失在东方的彩云间》《布罗肯幽灵》，以及我的其他作品《别在东京哭泣》《风月十五不归人》，都有着姊妹篇般的情节关联。如果说《迷失在东方的彩云间》是用血泪书写的“东方悲歌”，藏着对无辜者的同情；《布罗肯幽灵》《别在东京哭泣》是对异国岁月的回望，藏着对文化差异的纠结与思考；那么“知青曼陀罗系列”，便是对青春底色的回归，藏着对坚守与热爱的致敬。它们如同毓嶦笔下的草书，看似独立成篇，实则笔意相连，共同构成了我对岁月与人生的完整回望——当你真正用心灵丈量岁月，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总会在某个瞬间拼接成完整的“画卷”。
还有一次删改章节时，我因一段表述卡住了半年。那段内容描写的是我们一部分知青在返城前的夜晚：有人兴奋地打包行李，有人坐在小院里吹着口琴，有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抹泪。我反复修改之，时而描写他们畅谈未来的憧憬，时而记述他们回忆过去的感慨，却始终觉得不够打动人。直到某天整理旧物，翻出当年老友送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别忘了村里的鸽子楼”的字迹映入眼帘，我便杳然间记起叠翠楼里兆丰说的“角楼的美，是补情的、幽情的、传情的”，于是由此而联想，哪里的角楼、瞭望楼、鸽子楼，不都是你心中的指南针和找到家的路标吗？原来最动人心扉的，正是藏在骨子里的乡愁……
四、墨魂永续
一鲸落，万物生，乃是大自然生态循环的一种表达，有哲理，有诗意。 或许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文化传承亦如此，也可以借鉴这个特质：一，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本体论，也是数理的本源。
秉持本体论去寻找本源，是我突破写作瓶颈时的思考方式之一。有一次写“知青曼陀罗系列”，卡在一段关于大东北冬日的描写，我抬头望见挂在墙上的毓嶦狂草，忽然想起知青们上工时的场景，笔锋的顿挫恰似寒风中的脚步，竟一下打通了我的思路——原来这些亲族的笔墨，早已悄然融入我的创作肌理，成为灵感的源泉。
还有一天，又是夜深人静时。为了换换脑筋，我再次点开自己小小的字画收藏图库。鼠标划过屏幕，让像素堆叠的彩色似有了宣纸的肌理。我一幅幅的点开，似水流年的回忆，便顺着画面漫流过来：
那是溥杰先生赠我的楷书立轴，“物外山川近，晴出景霭深。芳郊花柳遍，何处不宜春。”每个笔画都如宫廷仪仗般规整，仿佛能看到书房的烛火，映着案头砚台的微光；
那是溥松窗的《颐和园秋景》，皴擦点染间，昆明湖的波粼，万寿山的层林尽染处，都埋着画笔的清润，散发着皇家园林独有的雍容。
还有兆丰赠我的横幅《宁静致远》，笔锋走游龙，字里藏谦恭，双落款的小楷对仗工整，足以引喻出前后意的静水流深……
都说“皇天不负苦心人”，我倒未必那般苦心，也没有马未都那般多的藏品，却着实地“近水楼台先得月”了——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族亲贤望，还有康有为、王遐举、张书范、张中光、黄格胜、黄吴怀、郭玫孮、刘墨禅、沈默、古干等大家的字画，共同组成了我品鉴之的收藏世界。我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者了，必须想到“断舍离”的那一天：尽管心意虽小，这些字画的归宿，也是终归要捐献给相关博物馆的……
万物生，终归一，我想这也适应于社会生态循环的表达，有诗意，也有哲理。
譬如对应着一的万，也包容着皇族文化的“万重积淀”：溥杰的书法里有宫廷规制的庄重，那是他自幼在南书房习字磨炼的结果，一笔一画都循着《九成宫》的法度，藏着对礼制的敬畏与束缚；溥松窗的山水则透视着皇家园林的意趣，他曾久居颐和园，笔下的亭台楼阁、草木山水，都带着亲身浸染的烟火气，不是凭空想象的疏离；毓嶦的狂草中带着宗室传承的风雅；毓峨的工笔线条中浸透着文人雅士的清逸，他们远离官场纷扰，潜心勾勒，笔下的花鸟虫鱼都带着“采菊东篱下”的闲适，这些都是对先祖文化的坚守，也是对自身传承者身份的珍视，这些“万种风貌”乃是万象归一，既归于中华民族礼教中的精神本源，也包括宗室后裔代代应该相守的文化初心，就像“一鲸落”以自身的“一”，滋养出大千世界的“万”般生机，让旧时宗室的文化印记，在“一”与“万”的循环里，既藏着历史的厚度，又透着当代的温度。
如今，再回顾且审视爱新觉罗家族的笔墨作品，我对“文化印记”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我，也在创作“知青曼陀罗系列”的过程中，彻底放下了对“王者”的执念——尽管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摘取“知青文学之桂冠”的知青，也有不是好知青之嫌，但若能以心执笔，记录下那些全民族不该忘却的岁月，用笔墨给老知青们带去一丝温暖，便足矣，心亦陶醉飞扬！
去年，我还将“知青曼陀罗系列”的部分手稿，与毓嶦、启功先生的墨宝，还有插队落户时代的日记、破旧的军大衣、狗皮帽子等，一同陈列在客厅里——我正在向居委会提请申办“私人老物品馆”的手续，请他们来人“视察”。那些手稿本是投稿用的，投过多家出版社，都被退了回来……也好，那就做为当年努力过的见证吧，改做展品挺合适的。有位邻家二十多岁的大学生，在手稿前伫立良久，她说：“我爷爷也是知青，看您的文字，好像看到了他当年在云南边陲插队的样子……”
那一刻，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稿纸上，墨迹仿佛跳动起来。我忽然觉得，所有的等待与打磨都是值得的，笔墨中的书画与文学创作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短暂的“爆红”，而是让岁月在笔墨中重获生机，让后来者能透过文字，触摸到时光里的生活温情——或许吧，恭伯为我题字“冷淡生涯”时，就孕育着这层含义了……
未来，我仍会继续书写下去，不为桂冠，不为虚名，只为“青山不老，我们不散”的知青精神，只为“心相”留住那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心语达万疆”，这是我自己的原创心得：真正的文化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炫耀，而是用心灵温度去拥抱的每一段时光，这，便是我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寻得的答案，也是我最真挚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