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我考入天津直隶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现天津大学的前身),一九二六年夏毕业。学校间我于一九二三年参加邓颖超、陈亦涛等所领导的天津《女星社》的妇女解放运动，我是７个常委之一，任总务委员会书记（总务委员长是邓颖超）并为女星写文章，担任发行部工作。当时和女星社通信最多的是周恩来，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与邓颖超鸿雁传书,结下伉俪之情。何战白与周恩来在二十年代期间开始交往,并“巷尾街头喜语时，史诗篇里共题诗。”一九二三年和邓颖超共同发起成立组建了天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常作为代表出席当地学联会议。1924年五月党派江浩、于方舟等人到天津市党部。大力发展两党党员。我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同时参加共产党。1925－1927年担任过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组织部部长及常委委员。我并曾介绍当时在南开教书的范文澜入党。一九二五年曾代表天津学联到广州出席过全国学生联合会会议。在大会上听取过谭延凯、甘乃光、丁维份、邓颖超等人的报告（广州期间，何战白又与周恩来，在珠江边的银行楼上相见，这时，周恩来已是广州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党团会议上听取了张太雷和恽代英的报告。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于树德曾想保送我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但因天津党的负责人于方舟在我离津前曾嘱我广州开会后一定要回津，故未去成。在由天津到广州路过上海时，在上海大学还听过萧楚女的报告，从中受到启迪，感觉自己有了提高，并非常佩服他们所讲的内容和口才。

是年十一月间，天津市党部被中国警察和英国巡捕破坏了。逮捕了十四个同志，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共产党员江震寰（江浩儿子），不久都被杀害了。

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机关被破坏并逮捕去十五人的当天下午，上级党的负责人于方舟就叫我起草抗议英租界当局无理捕人的宣言，并即日在法租界租房建立秘密机关，疏散各大中学校中不能在天津立足而自顾到武汉去的国民党员。我地下党组织便被迫转入极为隐蔽的地下活动。我就从一家广东人住的房子分租来两大一小三间楼房开展秘密工作。并到高工学校叫来一个国民党员同学史汉清，帮助做疏散工作。第二天午饭后来了七个国民党员学生，暂住在楼上临街的两大间，史汉清住楼梯头的一小间，我因为听过季达同学给大家上党课时说：“一个共产党员在生活上吃的住的，好的让给别人，差的留给自己。”所以我在楼上小厨房里办公，并把玻璃窗用白纸全部糊上，只留一小角不糊，以便必需时掀开向外看。有一天，不料我坐下来思考“抗议书”的结构还不到20分钟，听到楼梯那边有人盘问我的同学史汉清，你是干什么的，史回答在新学书院教书、忽又转口说是报馆记者。我觉得情况有异、掀开纸角一看，是两个素不相识的穿方领大衣的家伙，并喝令他们走！我确定他们被捕了！我怕密探接着到我这间厨房里来搜查，立刻站到门后去，但侧耳细听，寂静无人，恐惧之心，稍趋平静，静则生智，看到桌上还有一个呢帽，可以启发密探肯定房里有人速取戴在头上，二看桌上还有纸笔，又速取而放在脚边；三看桌上还有一张报纸，桌前有一把椅子，仍可成疑，又将报纸弃置桌下，椅子翻到桌前，造成假象以绝人疑。此时，我无法断定是否有人留守，不敢冒失外逃。果然，夜幕徐垂，特务在对面史汉清住房，点着煤油灯、油尽，又点燃蜡烛，从门缝看过去，不见这坏人是否已睡，那支蜡烛，在我眼睛里艰难地消失，只有等待蜡烛的死亡，安全才有可能向我靠近。灯光终于被时间所战胜。过街的汽车喇叭，过了长时间，才偶然一响。我知夜深了。俯视后巷无人，才用晒衣绳系住水泥栏杆上，坠身放手下地，安然离开险境。第二天向于方舟同志汇报出事经过，即请律师营救，化了几百块钱，过了七、八天全部释放。据律师说，在我建立的新机构开始工作的这天，有一国民党员到江震寰家去慰问他的爱人赵达，出来时被法巡捕密探所捕，在她身上搜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新机关地址而遭到破坏。我有幸身免后，又按党的命令在法租界第二次建立地下机构。

1961年仲夏，何战白在金华二中校园与儿女们的合影

1927年８月，北伐军战武昌、汉口并收回汉口的英租界，缴械英军舰后，英帝国主义震惊它在华既得利益开始受到损害，想及时扑灭华北重镇天津的革命烈火于未燃，就勾结当地军阀共同对天津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镇压。这一年间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长粟泽、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相继被捕。李季达四川省巫山县人。1920年７月赴法参勤工加俭学，这时，他同先期赴法的赵世炎（乐生）、周恩来（伍豪）、李隆郅（立三）、邓希贤（小平）、李嘉秀（季伟）、陈毅、刘伯坚等人接触。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法国支部一员。回国后投入方兴未艾的第一次大革命。奉党中央命调到天津，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因粟泽在做工人运动工作中与天津某小学的女教师有联系，被军警督察处密探暗中跟踪，于1927年８月初把粟泽和全部小学教师逮捕下狱。李季达的爱人王卓吾（邓颖超、何战白办女星社的七个常委之一，何战白办首次入党就是李季达介绍的），因与该校教师有同学关系在该校暂住几天，亦不幸被捕。李季达不知发生此事，去看王卓吾，亦不幸被留守的密探所捕。当时反动军警还不知他是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委李季达，直到农历八月秋狱吏给粟泽以月饼，叫他招供在狱主要政治犯，李季达被他告密。李季达在狱中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他受尽了压杠子、灌辣子水、点天灯等酷刑，几次昏死过去，但仍坚贞不屈。1927年11月18日下午1时遇难，据天津《益世报》报道说，他的临别讲演气壮山河，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遇难时年仅二十七岁。

一九二八年我患淋巴结结核，手术后身体仍很软弱，我自从1926年在天津毕业后，就无职业，但在天津地委领导下直至1928年底，专职搞党的工作，靠组织少量的补助费生活。因病很难从事工作，加上组织上经费困难，这时地委书记马骏决定叫我回家休养。大概在十二月间离开天津回义乌。临行前，向组织要求转移组织关系，回答我现在不便带，以后再说。因而走时组织决定不带党的关系。当时也无法通过上级转关系，也不知道义乌县有无党组织，因此回浙江休养期间，长期失去党的关系。有一次在路上见有人指着我说：他是共产党员，后说县府亦有人提到我的政治态度，我觉得家里不能久滞，必须转移，迁地为良。当时县中聘我为训导主任，我亦婉辞了。（校长朱国宝是我二哥的联襟，日本留学生）一九二九年四月下旬，我经伯父（伯父稍富裕，无子，很喜欢战白，视如亲子，并供他上学）资助离开家庭，五月四日出国赴法勤工俭学（从此，原名何雪，又名何学链的他改名为何战白，喻指战胜白色恐怖之意）。留学巴黎大学前两年专攻法文，后两年专攻市政管理。这期间参加过赴法留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参加反帝大同盟与国民党人的斗争，负责主编“反帝”半月刊。并参加过在法国的共产党领导的一些集会。当时有人和我谈到加入共产党的事，因即将离法没有及时解决。

一九三二年六月由法国去伦敦，经杨虎城派在英国的留学生蒲子政（共产党员）介绍，认识了在伦敦的一些同志。他们陪我游玩了剑桥和一些名胜，拜谒了马克思的坟墓，并开了几次会。七月由伦敦赴柏林，又由蒲子政介绍我去找王炳南。我见到王炳南的当日，他就召集了在柏林的五六个中国同志和一个苏联女同志陪我游览了波茨坦，参加了两次他们的集会。在伦敦和柏林，感受到同志间的友爱超过了一切，我们交换了斗争经验，看见了光明的前途。八月下旬乘意大利船回国。九月下旬到上海，我见到了陈望道和赵景琛两同志，因找职业，住了二个月。

一九三三年元月到南京，后由留法同学李文伯介绍到审计部做佐理员。在南京四年多的岁月，过的是平凡庸俗的生活，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一九三三年失业期间，我的堂哥何仲箫（陈果夫的机要秘书，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中有名的“中统系”亦称CC系特务组织的头子），来和我作过一次负有政治使命性的谈话。他问我：“你认识共产党员还很多吗？”我回答说：“认得不多了，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他说：“如果你认识，派你到上海去，知道了他们就告诉我们，你可得到一月八百元的高薪。我回答说：“我现在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了，但是宁愿做寡妇、穷要饭，决不改嫁。”他就没有再说下去，以后他还隔一段时间来看我。有几次看我在打牌，他说：“现在看你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了，果夫先生还常问起你呢。”是的，我在南京过的日子是最灰暗的日子。而且在各机关军训结束时被蒋介石检阅，我认为是脸上的耻辱。因为我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的区分部会议上，公开反对过他，我认定他是卑鄙、无耻的，是一个革命的扒手。当时，千家驹在南京曾担任冯玉祥的私人秘书，讲授经济学。因当局要逮捕他，我随即掩护他到我住处二郎庙十四号家中，一个月后设法使他脱险离开南京。我也于1937年9月因日机轰炸，不辞职回家。

一九三八年到贵阳由我的同乡朱章赓（义乌市陇头朱人，协和医学院毕业留美回国，曾任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卫生部次长，解放后任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得到周恩来的保护）介绍到贵阳医学院做筹备工作。九月开学，又派我做注册主任。这年下半年由同事武纡生介绍我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他是支部书记，后又介绍我重新加入共产党。当时省委书记秦天真每次参加支部会议。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任注册主任兼讲师，武纡生同志去重庆任冯玉祥秘书后，改由我任支部书记并在党外承担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校内外大中学校的教授、教师中开展读书会、讨论会，组织并吸收各界民主人士参加中苏文化协会，利用公开出版的贵阳医学院院刊开辟“时事述评”专栏，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并且掩护上级组织派来的领导同志。如到贵阳座谈抗战形势或演讲延安见闻的徐特立同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党组织被迫转移，分散人员。我又受命转移到重庆等地活动。

一九四○年九月初，贵阳医学院院长李综恩要派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我说：“到那里要入国民党的，我不去。”他说：“可以不入。”后来我在支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秦天真同意我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入国民党可多加一层保护色。当时，我心里是不愿去，但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去，大约是九月十二日去的，十五日开始训练。十四日报到填写一些表格中，有一种是国民党入党的表格并有一张油印好的入党介绍书，介绍人印好是陈诚和张万生。我没有填这几张表，和其它的表一道送给负责保管表格的人，他看了入党的表格没填，问我：“为什么不填？”我说：“我不入国民党。”他拿着表格，严词厉色地说：“拿去填起来。”当时经过考虑，就接下把它填好送了回去。过了一星期也就发下特字号（是国民党重要人物介绍的都是特字）的党证。中央训练团究竟训练哪些东西呢？我所记得的，经常作报告的是王东原，其他和张继、吴稚辉、陈立夫、白崇禧都来做过一次平凡不足道的报告。蒋介石每星期一来一次，读孙总理言论。“总裁言论”叫一个副官替他念一遍就了事。其它有军事训练，如打靶、谋情报告、密电码实例演习等。毕业时每人要做一篇论文。十月中旬回贵阳医学院，首先向党组织上报这次受训的详情。院长要我在纪念周上做一次报告，我记得内容是介绍中训团的一般情况，我借别人的嘴，说了一句幽默的话：“有人说糊涂（浮屠）官训练糊涂官，可见我是糊涂官之一”大家哄堂而笑。

同年十一月卫生署卫生人员训练所（在贵阳威西门外）所长朱章赓要我担任秘书处主任，经组织同意后，到卫生人员训练所，负责文书、业务、出纳、库房等管理工作。我进去不久，陈佑平同志（现名陈于彤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参事），要我把省临工委的张铨（解放后叫张述成，任重庆中国毛纺织厂经理）安插在我工作的机关里来，后来好像是以业务办事员或雇员的名义签请批准进来的。我从中训团回来后，支部会议不再在我家召开，转移到陈佑平服务的机关——贵州企业公司秘书处召开。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张铨二人都在卫生人员训练所，直接由张铨同志领导我，不另组织支部。我自从一九三八年重新入党后，先后在贵州省工委秦天真、陈佐平、张铨同志领导下，在贵阳文化界中上层知识分子中，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因重庆卫生署卫生实验处决定与贵阳卫生人员训练所合并，成为中央卫生实验院。我们的所长朱章赓在会议上向卫生署推荐我担任中央卫生实验院的主任秘书，朱章赓于二月十七日从重庆打长途电话，要我十八日赶往重庆进行筹备工作，我行前告知张铨，他可以留在训练所，并要求给我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他说，现在不好用书面带去，等有人到重庆再给你转。我到重庆后，连日选择建院地址，直到买好基地包好工程为止。两个月后，我乘卫生署运药到贵阳的卡车离开重庆回贵阳。回贵阳后，与贵阳的同学都见了面，说了在重庆两个月间的工作经过，后仍与张铨同志继续经常联系。我于一九四一年七月间回重庆前，又与张铨谈转移组织关系，回答仍须等候组织上有人去渝时再接头。到重庆后，九月间我担任主任秘书工作，在歌乐山办公。我到陈家桥，告知武纡生组织关系仍未转来的问题，武说他的组织关系在南方局，等他去南方局汇报工作时再转。武在南方局见到王梓木（南方局统战组的成员领导武的工作），王说：可由贵州省委写信或来人通知南方局把何的组织关系转到重庆市委，再转到何所在机关的党组织。武告诉我后，我又和贵州省委张铨联系。我到冯玉祥住宅去找武纡生，告之组织关系情况，因为他要我暂时和他联系，每月见一次面。好像同年秋末冬初，张铨同志到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去找我，未见到我。就来信约我定时间和南方局的王梓木会面。王是冯的老部下，在冯面前是公开的老党员，且时常去看冯。那次他在冯玉祥办公厅谈话。我和武纡生便在楼下客厅等待他下楼来，谁知道他下楼见面时，冯玉祥陪着他下来直到送出门去。他和我们只能在双方的眼睛里交换了一句话，不能谈了，下次再说。这一次完全有可能解决我的组织关系问题，就这样错过了，没有实现。

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底，在我做主任秘书的期间，工余时我和羊申甫、丁瓒、黄关楼、王进英等组织时事座谈会，自然科学座谈会，每周召开一次。我们常在一起交谈的还有郭常升、臧克家等。因对外蒙古独立是丧失国土一事，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是一件有些暴露面目的事。一九四五年丁瓒和我参加过两次郭沫若办公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文化协会座谈会，那时有马寅初、张申府、潘梓年兄弟，金仲华等三十多人参加。参加过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招待卫生人员的宴会，参加过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日的宴会和娱乐活动。当时吴克坚在中共驻渝办事处工作，住在新华日报社宿舍，他是个党员。我同他进行联系时，他告诉我以后与邓颖超直接保持联系。

一九四五年我急于要解决组织关系问题，便把这愿望告诉了羊申甫，他立即答应可以为我介绍并要我写了一篇自传交到组织上去。过了几天新华日报社刘光（后因胃病死了）约我去谈过一次。过了二十几天，我再向羊甫催问结果。他约我到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与张明同志谈了一次话，下午三时周恩来同志接见了我。在八路军办事处，我看完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及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于深夜十一时才离开办事处。待赶上最后一辆公共汽车，不料最后上车跟上一戴眼镜的特务。因此，我在未到目的地，过两站就匆匆下车，等车开动时，见这特务还在车上我才放心。这时，羊申甫、王英丽已到一个进步的律师吴昱恒的住处、去新华日报社职员宿舍找过我几次，还以为我出事了。等我下车后和他们在路上遇到他们的心才安下来。

一九四六年五月，从重庆到北京住了三个月，曾向徐冰报告沈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情况。那时叶剑英和徐冰两同志在北京参加军调会。我由丁瓒及当时的北平地方法院院长吴昱恒（现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介绍会见了徐冰，参加了徐冰领导的民主人士座谈会（每周一次，约十多人）。并请徐冰把我的行踪告诉邓颖超。八月，我随省政府迁东北，在合江省政府民政厅任主任秘书。解放前夕，因积劳成疾患肺结核回到老家义乌养病。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我曾写信给邓颖超同志请求解决组织关系和工作问题，邓颖超同志专函华东局介绍我，复信告知由地方组织解决。并给我写了亲笔信关心我的问题。经周恩来同志通知华东局后，浙江省委通知金华地委，安排在金华专署任文教科副科长。（何战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