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我终究是个 “三无分子”

作者：杨 东   朗读：沈虹

暮年静坐，摩挲着布满老茧的手掌，指尖划过那些泛黄的获奖证书，又触到药瓶冰凉的玻璃面，忽又想起友人问起的 “三无” 署名 —— 彼时只敷衍说是随口而出，如今想来，这三个字，竟是半生的注脚。

我总说自己是 “三无”，在不同人眼里，这三个字有不同模样。

在兄弟眼里，我无拘无束，却也无亲无故，最终落得无声无息：四岁丧父，十四岁丧母，二十四岁继父也撒手人寰，年少时的家，像被风刮散的沙，聚不起来。

在家人眼里，我无权无势，无财无援，更无依无靠：退休后背着房贷与孩子留学学费的大山，又添了糖尿病这副终身枷锁，昔日记者生涯的 “风光”，早被柴米油盐压成了细碎的窘迫。

在曾经的领导眼里，我无能无力，无才无学，终究无识无为：国家通讯社的支社筹建，本该是大展拳脚的契机，可骨子里的自卑，让我对着人脉张口结舌，对着商业化运营的要求手足无措，那十条希望回归新闻本真的建议，竟成了 “意图不纯” 的把柄，最后落得里外不像新闻人，丢了文化人的风骨。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 “三无”，也藏着另一番模样：无争无求，无骄无躁，更无怨无悔。

我的自卑，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童年在西北农场的地窝子里，继父的戒尺是家常便饭，那两根特制的木条，拍在手上的疼，比饥肠辘辘更磨人。

家里吃肉，继父和妹妹先挑，我只能啃啃骨头渣；母亲做的唯一一件新衣服，因布料不足紧紧巴巴裹在身上，不合身也十分开心。

小学时磊鸡窝、割草料，中学放学走七八公里，还要背回一大捆柴草，同龄人在撒欢的年纪，我早已学会把腰弯得更低。没厚衣服穿的冬天，右腿关节炎的疼顺着骨头缝钻，支气管炎的咳嗽缠了半生，这些苦，都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卑微。

后来当了记者，哪怕走到省媒、国家通讯社的岗位，哪怕手握话语权，面对那些觥筹交错的场合，依旧会脸烫唇抖，想开口拉广告、求赞助，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

我曾以为，拼命往前走，就能甩掉这 “三无” 的底色。

插过队，当过兵，在劳改农场干过，在工厂呆过，而立之年成了地媒记者，不惑之年评上主任记者，获奖证书装了满满一箱；赶上网络兴起，又成了新闻网站的创始人，看似踩中了每一个风口，可命运的齿轮，总偏要往意料之外的方向转。

国家通讯社的 “神仙日子” 只过了三个月，商业化运营的要求就砸下来，负责人说 “几年后挣不到几倍收入、买车买房，就白来一趟”，可我偏是那个认死理的人，守着新闻的初心，终究拗不过现实的洪流，最后连滚带爬撑到退休。

回头看，那些年的拼搏，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没留下多少实在的东西，只攒下一身病，和满心的坦然。

母亲临终前的话，总在耳边响：“多读书，考大学，最起码读完高中。” 可我初中没毕业，高中只上了一个月，这成了半生的遗憾，却也成了前行的锚。

后来的日子，别人玩的时候我啃书，别人抱怨的时候我写稿，那些不敢开口要的衣服、被子，都变成了铅字；那些挨过的耳光、受过的委屈，都成了挺直腰杆的力气。

知青连指导员陈思德让我多读历史，部队指导员廖昔文帮我改快板书，电厂厂长金志英、报社组长朱华昆、编辑部主任郭玉章…… 

那些在我最自卑时伸出手的人，让我从穿旧衣的穷小子，走到了能被返聘为专家顾问的年纪。

如今再提 “三无”，已无半分怨怼。

我无谋无略，却也无恶无过，没偷没骗，守着本心走过半生；我无色无味，无形无质，却也在文字里留下过些微痕迹。

我终究是个 “三无分子”，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腰缠万贯的财富，没有呼风唤雨的权势，可我拼过、奋斗过，哪怕生活艰难，命运多舛，也从未选过歪路。

鞋子夹脚，只有自己知道。

这世间的热闹与繁华，于我而言，不过是过眼云烟。

所谓 “三无”，是旁人的评判，也是我给自己的温柔 —— 不争不抢，不卑不亢，就这样，在自己的生存方式里，走完剩下的路，便也够了。

作者简介：

杨东，男，汉族；中共党员；2016年12月31日退休；笔名 天然，主任记者。出生于甘肃民勤县农民之家，20世纪60年代初随母亲落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务农两年，服兵役两年，当教师六年，在地省报当记者编辑十余年；历任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采编中心主任、兵团支社社长、《兵团新闻网》总编辑。新疆作协会员，曾当选为新疆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

沈虹，呢称叶子，新疆兵团人，曾长期从事电视新闻编辑播音工作，现为《都市头条》认证编辑，百草园书店，诗词天地，中国农垦杂志，新华网<文艺创客>等多家平台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