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岁月里的的几件小事
孙喜贵
“文化大革命”已被《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全盘否定,每提“文革”一词,不禁让人们心生忌惮。但这段历史是党的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特殊阶段,十年光阴无法轻易删去,虽称“十年浩劫”,却不能否认它的存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序幕,举国上下都投身其中,我作为一名小学生,也经历了一些难以忘却的往事。
一、过激行动
我的故乡十分偏僻隐蔽,消息闭塞,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我于1965年元月上小学一年级,当时的老师政治敏锐性较强。大约在1968年,他带领我们参与“破四旧,立四新”活动,去农户院中正房的墙上刨天地爷小庙,这算是比较过激的举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过激行为。那时我们才十来岁,根本不懂是非对错。但在老百姓看来,这可是“天怨地哀”“丧天害理”的大事。如今回想,在十年“文革”中,这算不上什么过激行动,不过是跟着老师顺势而为罢了。
二、毛泽东思想讲用会
因年代久远,具体是哪一年已记不清了,大概是1969年中旬,鹿头公社召开全公社小学生毛主席语录讲用会。不知何故,我被选为小学生代表,糊里糊涂地去参加了。说是讲用会,其实就是一场比赛,谁背诵的语录多,谁就是“积极分子”。只记得比赛规定,《老三篇》是必背内容,除此之外可任意选背。那次我一共背了146篇,获得全公社第一名。奖品是一本精装版《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和一枚格外精致的毛主席像章,这枚像章夜里还能发光,能清晰看清上面的人像。此外,我还被授予“红小兵”荣誉称号,左臂佩戴的小红旗袖章十分惹眼,看上去格外风光。但我心里却并没觉得有多了不起。晚上回家,爷爷问我:“怎么一天没见你,中午也没回家吃饭?”我把当天的经过和获得的成绩告诉了他,爷爷笑着说:“我的孙子有出息了,我真为你高兴。”

三、批斗地主
“文革”期间,父亲担任大队文革委员,白天黑夜总去参加批判“地富反坏右”的会议。我们村有一户姓王的地主,经常被批斗打骂。父亲要是知道哪天要批斗他,就悄悄提前告知:“做好准备,今天批斗的对象是你。”当时“文攻武斗”是常事,老王不怕批判,就怕批斗中出现“台风”(即动手打人)。父亲每次参会,总会设法保护他,尽量缓和气氛,避免他挨打。再说老王本性并不坏,从我记事起,就没见他做过违背良心的事。革委会的领导也了解这些情况,所以老王在“文革”期间没受过严重的批斗整治,也算是躲过一劫。
四、参观江家地主物品
鹿头“江家头”是宇庄沟的大地主,在全县闻名遐迩。涉县流传着一句俗语:“安居王,偏城刘,比不上鹿头江家头”,足见江家当年的财富与地位。“文革”时期,江家所有值钱的物品都被没收,集中存放在鹿头中学的一间大教室里。
有一次,我有幸前去参观,偌大的教室里摆满了各种物品,让人眼花缭乱。其中有被称作“变天账”“电台发报机”“送老衣”(特指为老年人准备的寿衣和被褥)之类的东西,多得数不清。我记得“变天账”上记载的,不过是贫农欠江家的粮租和江家欠长工的工资等;那所谓的“电台发报机”,我根本看不懂,依我看就是一套修鞋工具;送老衣则是过去人们为60岁以上老人提前准备的衣物和被褥。最要命的就是那台“电台发报机”,当时被说成是江家勾结境外(台湾)的重要工具。正因如此,江家的地主代表遭到鹿头公社和鹿头中学红卫兵的严厉批斗整治。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各类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昭雪。曾经被划为“地富反坏右”的人们终于能抬头做人,适龄儿童得以走进幼儿园和教室接受平等教育,年轻人可以正常参加劳动、进厂做工,甚至能参加高考。大家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走上了正常的人生道路……
作者简介:孙喜贵,河北涉县人,退休干部。爱好文学,喜欢阅读杂书,闲暇之余热衷文字创作,作品时常发表于各类报刊及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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