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现代化

              杂文随笔/李含辛

       十九世纪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然后是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才是器物的现代化，这个顺序不能颠倒。”这一论断犹如一把钥匙，解开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密码。福泽谕吉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观察样本，发现那些试图通过器物移植实现“弯道超车”的国家，最终都陷入了“形似神不似”的困境。他尖锐指出，若将现代化比作一棵大树，思想是深埋地下的根系，制度是支撑枝叶的树干，器物则是枝头绽放的花朵。根系不深，树干必弱；树干不壮，花朵难盛。

      福泽谕吉将世界文明划分为“文明”“半开化”“未开化”三个等级，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恰处于“未开化”的阴影中。他痛斥当时日本人对西方文明的误读：有人将蒸汽机视为“奇技淫巧”，有人将铁路斥为“破坏风水”，更有甚者，将西方医学贬为“巫术”。这种思想上的蒙昧，直接导致日本在“黑船来航”事件中暴露无遗——当美国佩里舰队用坚船利炮叩开国门时，日本竟无一人能准确描述蒸汽机的原理，也无一部法律能规范国际交往。

      福泽谕吉以“破窗理论”警示世人：若思想之窗未被打破，制度与器物的革新便如无源之水。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日本曾引进西方钟表，但农民仍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政府曾颁布《商法》，但商人仍迷信“黄道吉日”。这种“器物先行，思想滞后”的错位，最终导致钟表沦为摆设，商法形同虚纸。福泽谕吉强调，思想现代化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对“人”的重新定义——从“臣民”到“公民”，从“经验主义”到“科学理性”，这场灵魂深处的革命，才是现代化的第一块基石。

       在福泽谕吉看来，制度现代化是思想现代化的自然延伸。他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为例，指出旧制度如同“穿着和服的木偶”，表面光鲜，内里腐朽。当时日本有300多个藩国，每个藩国都有自己的法律、货币和军队，这种“封建割据”的局面，导致国家资源无法集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福泽谕吉主张，必须建立“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现代制度，让法律成为“不说话的国王”。

       他特别强调“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在旧制度下，官员的任免取决于与上级的私人关系，而新制度要求“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在旧制度下，法律是“君主的意志”，而新制度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福泽谕吉甚至预言，若制度不现代化，即使引进再多的机器，也会因“贪污腐败”而效率低下；即使修建再多的铁路，也会因“官僚主义”而事故频发。他以日本早期的“官营企业”为例，这些企业因缺乏市场机制，最终沦为“财政黑洞”，而同期私营企业却因制度灵活而蓬勃发展。

      福泽谕吉将器物现代化比作“树上的果实”，认为只有思想与制度成熟后，器物的革新才能水到渠成。他批评那些“唯GDP论”的国家，指出若没有思想启蒙，工厂可能成为“血汗工厂”；若没有制度保障，技术可能沦为“剥削工具”。他以日本早期的“棉纺织业”为例，当时日本从英国引进纺织机，但工人因缺乏现代教育，操作失误率高达30%，而英国工人失误率仅5%。这种差距，表面上是“技术落后”，本质上是“思想与制度滞后”。

       福泽谕吉提出“器物现代化三原则”：一是“需求导向”，反对盲目引进“面子工程”；二是“自主创新”，强调“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路径；三是“社会效益”，要求器物革新必须惠及民生。他举了个反例：某国曾花费巨资修建“豪华地铁”，但因票价过高，普通百姓无法承受，最终沦为“精英专列”。这种“器物先行，思想与制度滞后”的模式，最终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现代化进程受阻。

      福泽谕吉警告，若将现代化顺序颠倒，看似走了“捷径”，实则陷入“绝路”。他以“拉美陷阱”为例，指出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叶曾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实现经济腾飞，但因缺乏思想启蒙与制度保障，最终导致“贫富分化”“政治动荡”和“环境恶化”。他特别提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那里有最先进的手机，却没有最基础的卫生设施；有最豪华的商场，却没有最公平的法律。

       福泽谕吉提出“现代化顺序悖论”：若跳过思想现代化，直接进行制度与器物革新，会导致“制度空转”与“器物异化”；若跳过制度现代化，直接进行器物革新，会导致“技术垄断”与“社会不公”。他以日本的“教育现代化”为例，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义务教育法”普及基础教育，通过“大学令”建立高等教育体系，最终实现了“从文盲到科技强国”的跨越。这种“思想-制度-器物”的渐进式改革，才是现代化的正道。

       福泽谕吉的现代化三阶论，不仅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总结，更是对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警示。他提出“三阶密码”：思想现代化是“破”，破除旧观念的枷锁；制度现代化是“立”，建立新规则的框架；器物现代化是“用”，将思想与制度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他预言，若遵循这一顺序，国家将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若违背这一顺序，国家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现代化陷阱”。

       在当今世界，福泽谕吉的论断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还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都印证了一个真理：现代化的道路没有捷径，只有遵循“思想-制度-器物”的顺序，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