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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绪牢）
在岁月的长河中回溯，我的写作之旅起始于那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特殊年代。自华县高塘中学毕业后，回到农村的第三个月，承蒙公社农技干部东芳珍同志举荐，我踏入了大队科研站。那时，政策尚未完全放开，农民生活困窘，温饱是难题，做点小生意就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面临批斗。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颗写作的种子，悄然在我心底种下。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和伙伴们正在科研站制作五四零六菌种，突然瞧见大队一间空房里，几个厨师正忙着炒菜蒸馍。白白胖胖的花卷馍和香气扑鼻的大肉蒸碗，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对于平日里难得见荤腥的我们来说，这诱惑实在难以抵挡。一打听，原来是在招待县委宣传部一位写稿子的同志。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写稿子竟然能有这般优厚的待遇？我们虽然吃不上，但也能试试，就当写作文呗。当晚，怀着满心的激动，我在家中写下了一篇《为革命灭虫保质量》的稿件。那时发稿不用贴邮票，把信封右上角剪下一个三角口，就能直接寄出去。没想到，仅仅过了七天，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就在《农业学大寨》节目中播出了我的稿件，紧接着，10元稿费和一本厚厚的《马列恩斯论新闻》寄到了我手上。更让我难忘的是，《陕西日报》记者党立停老师从西安专程把一本《陕西日报》采访本和一台收音机亲自送到大明公社（我当时正在农技校工作），当面奖励我并鼓励我继续给陕农报写稿投稿。当时那种惊喜与兴奋，时至今日，仍清晰如昨。此后，省电台农村节目又陆续播发了我的两三篇稿件，就此，我与广播结下了深厚缘分。
为了养家糊口，我利用夜晚和农闲时间，坚持不懈地给华县广播站采写稿件。每一篇稿件，都凝聚着我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与深刻感悟，饱含着我对乡村发展的关切与期盼。凭借这份执着和热忱，我年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后来，我开始涉足民兵稿件的采写，凭借出色表现，被人武部聘为民兵通讯员。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努力收获了更多认可，荣获兰州军区三等奖、渭南军分区二等奖、华县武装部一等奖。
在大明公社临时帮忙期间，无论分配到什么工作，我都全心投入，不怕吃苦受累。我驻过队，在农田基建和三夏指挥部工作过，还在桥峪水库大明工程指挥部写稿、刻印简报。同时，我还被聘为大明公社《农业技术学校》的植保老师。尽管工作忙碌，但我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持续给广播站投稿。我的付出得到了公社领导的格外关照与重用，公社原本打算录用我为正式临干，然而，受文化大革命派性影响，我遭人恶意设阻陷害，错失了这次宝贵机会。
随着政策逐步开放，我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依靠在大队科研站积累的经验，我在西安开展食用菌技术推广工作，不仅获得了经济回报，还收获了诸多荣誉。中国青年报《农村杂志》、《陕西日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陕西电视台》、《陕西农民报》等省市媒体纷纷对我的事迹进行宣传报道。这让我信念愈发坚定，也让我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
体制改革后，我将投稿目标转向市级以上电台报刊。我的稿件陆续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日报》《陕西电视台》《陕西农民报》《渭南日报》《渭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发表。2010年，我被任命为《陕西农民报》华县记者站站长。在这个岗位上，我有幸采访到陕西省河务局武局长、华县三任县长和县委书记等重要人物。其中，采访县委薛东江书记的一篇稿件，被人民日报《鲜红的党旗》一书收录。
2007年，中华大地之光全国征文大赛征稿，我踊跃参与。为了写出高质量稿件，我深入采访，严格把关，精心撰写。最终，我采写的一篇报道华县人武部辛和部长的长篇通讯荣获特等奖。同年十月，我有幸受邀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大会。那是我人生中最为难忘的时刻之一：第一次往返坐飞机，第一次踏入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在北京大学礼堂聆听专家授课。这些珍贵经历，皆是写作赋予我的馈赠。此后，我又多次走进人民大会堂领奖，还去过一次钓鱼台国宾馆和两次国家会议中心。每一次经历，都让我心潮起伏，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三位华县乡党，时任解放军总政干休所的张锁子所长、武警北京总队的何江海处长以及央视军事栏目的著名军旅书法家刘建武处长。在我到北京参会的那些年里，他们车接车送，热情款待，让身处异乡的我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他们的帮助，解决了我人生地不熟的实际困难，确保我能按时顺利报到参会，他们是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大恩人。
回首自己的写作之路，从最初的懵懂试探，到如今取得的些许成绩，每一步都浸透着艰辛与汗水，也饱含着希望与喜悦。写作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更让我得以眺望更广阔的世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坚守写作，用手中之笔，记录时代的风云变幻，书写生活的美好篇章 。
责编：雷世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