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二年（1175年）的夏夜，江西的暑气蒸得人喘不过气。辛弃疾坐在灯下，案头堆着厚厚的竹简，砚台里的墨被他蘸了又蘸，写干了又添。这是他南渡后的第十三个年头，从江阴签判到江西提点刑狱，他始终在地方打转，手里的剑，渐渐换成了笔。
“臣闻夷狄之患，自古有之，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他写下《美芹十论》的开篇，笔尖几乎要划破纸页。这篇万字长文，细述金国的兵力部署、民间疾苦，甚至画出了北伐的路线图——他主张先取山东，再逼燕京，“兵民合一，以战养战”。写完最后一字，雄鸡已报晓，他望着窗外微亮的天，仿佛已看见宋军踏过黄河的烟尘。
他又写《九议》，言辞更切：“陛下以今日之势为安耶？则臣以为未也。”他跑到建康，求见主战的虞允文，将奏疏双手奉上；他在临安的街头徘徊，希望能偶遇一位愿为他递折的大臣。宋孝宗曾召他入宫，听他论兵时频频点头，说“此人才可用”，可转身，那奏疏便被压在了成堆的“和议”文书下。
朝堂上，主和派窃窃私语：“一个北来的武夫，懂什么治国？”“若要北伐，国库如何支撑？”他们忘了“靖康之耻”才过去三十余年，忘了中原还有千万百姓在金人铁蹄下呻吟。辛弃疾登上建康赏心亭，望着滔滔江水，把吴钩看了又看，栏杆拍了又拍，终究只叹：“无人会、登临意。”
那支笔，比剑更沉。它写得出山河破碎的痛，却写不透人心的凉。（待续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