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几个观点辩正》
邵孔发
其一，文化传统。
人们将黑格尔对东方历史的概括性批判表述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主要反映在《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历史哲学讲演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呈现循环性特征，缺乏实质性进步。
黑格尔的论述基于18世纪末欧洲中心主义视角，认为中国历史缺乏创新与变革。现代历史学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显著进步，例如秦汉统一、隋代科举、唐朝三省六部制、宋代经济繁荣。日本内藤湖南认为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世”，出现新能源煤炭、石油，消费型的商业社会模式。明清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被视为历史进步的体现。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说：“大家都知道中国以往不是一个国家单位，而是一个文化单位，只有天下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文化基因决定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华夏国家，特质上是一个文化上的国家，以儒学为主的文化覆盖传承为依据。中国古代发展史是一部文化传承史，而文化是形而上的渐变的。
其二，天下观念。
美国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族群认同》一书被我国清史研究专家反复论及，该书利用满文档案，提出“新清史”观。认为满洲人的政治与军事制度在清帝国构建中起核心作用，“满洲人通过八旗制度实现了对多元族群的整合”，满洲文化与汉族文化是互动而非单向同化。提出通过“内亚视角”重新审视清朝历史。
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以汉族为中心的史观，意图解构中华历来大一统叙事，忽视清朝的国家认同。中华文化持天下观念，“普天之下”指天宇所涵盖的一切地域，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具有政治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原则，代表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文明秩序框架。天下观念体现了中国古代追求统一的政治理念，强调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从商朝开始天下观念逐渐明晰，西周时期形成完整的体系。
地域史观或地域决定论者认为：凡是历史上在今天国土上曾经生活过的人，不分族群、文化，都是中国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汉民族而言，蒙古族、满族是入侵者，由于蒙古人的游牧文明、满人的半游牧文明，融入汉人的农耕文明；蒙古族、满族最终融入汉民族和汉文化，历史典籍将元朝、清朝称为中国历史。
同样的，不能因为唐高祖李渊母独孤氏、太宗母窦氏、外祖母宇文氏、高宗母长孙氏、玄宗母窦氏，皆胡族，便主李唐为蕃姓者，实际为民族间通婚现象。
其三，大同之道。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提出：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对无产者来说也毫不逊色。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索维尔在《财富、贫穷与政治》（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一书中提出：私有财产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源泉。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自古倡导大同思想。《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共产党宣言》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目标，共产主义旨在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所有制；消除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层面上，大同之道、天下为公，与马克思主义有相似之处，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亚当·斯密强调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反对特权阶层，主张累进税制，关注社会底层，维护市场效率与公平平衡。
其四，以食为天。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提出，国家贫富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和经济制度，制度比地理、文化或政策选择更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国家经济表现的核心差异源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而非传统理论中的生产力水平。
我国社会历史经验，自古强调以农为本、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经济表现衡量社会差异。《吕氏春秋》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天下或受其饥；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天下或受其寒。”《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滕文公上》道许行之言：“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方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二者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德隆·阿西莫格鲁的观点过于简化，忽视文化、国际环境等因素，有悖于古代国人理念，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关系。
作者简介
邵孔发，教师、学报编辑。出版作品《襄水文集》《故园屐痕》《琅琊清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