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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歌联合会《修竹留云》4978期
读诗笔记以及对诗的认知（十六）
作者：钱文昌
诗歌不是知识，是能力，是处理思想、情绪、灵感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悟性。
诗歌有四性：感性，悟性，灵性，神性。入流的诗首先进入感性阶段，但达到灵性和神性不易。
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歌？什么样的诗歌是经典，可以超越时间存在？个人认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在文化方面有深度的道德思考。
最好的文学一定要有哲学的境界， 最好的哲学要有文学的底蕴。
帕斯的《太阳石》不是史诗，却具有史诗的气魄；不是情诗，却具有情诗的风采；不是政治诗，却有政治诗的脉搏；不是哲理诗，却具有哲理诗的神韵；不是田园诗，却具有田园诗的舒展与流畅。它能将生与死、爱与恨、历史与现实、神话与梦幻、孤独与理解、拒绝与接受、追求与绝望融合在同一首诗的字里行间。
诗歌特别钟爱瞬间，并愿意在一首诗中重温那个时刻，将它从延续中分离出来，并将它变成固定的现时。
诗人的天职就是重新理解和审视这个世界上的万物，虽然许多问题我们无力解决，也无法挽回。
马嘶说：近些年来他非常努力地“把诗写短，我的诗歌一般都在十行左右，超过二十行的基本很少，十行内足够解决一首诗的问题。现代诗的自由度越大，越应审慎，诗越短，对全诗的逻辑、结构、完成度反而要求更高，它需要做到内容的清晰、细节的真实、语言的精准、充分的想象和丰富的张力。” 他将一首好的短诗，比喻成“灵魂的爆破手，是黑夜里的闪电。”
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新诗要找到一条可行的发展之路，需要在现代性语境中灌注民族传统的魂魄，同时要有开阔的世界文化眼光，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展现新诗的创造性，把古典传承和现代意识结合起来。在当前的诗歌写作中，尊重文化传统，为传统保持一个恰当的位置，是诗人的一种文化担当。这样的写作才有底气、接地气、有品格、有高度。
新诗之“新”，固然意味着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差异，具有自身的时代性内涵，同时新诗之“新”是有根的，这个根就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里。在新诗创作中，诗人的文化情绪和民族思维是很难抹去的，总会留下或深或浅的烙印。这也是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用武之地，真正确立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在民族语言的根基上守护新诗的成长。
中国新诗的出路在哪里？在万星璀璨的宇宙，在静穆辽阔的自然，在深邃奥妙的哲学，在灵魂皈依的宗教，在沧桑跌宕的历史，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在热血奔流的脉管，在宁折不弯的脊梁，在地老天荒的爱情，在歌哭战栗的心灵，在高贵圣洁的灵魂！
庞德说：中国诗是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寻找推动力。
请把自己活成一道光，潇洒且硬气地穿行在这个世界上！
人类的理智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感性、理性和灵性。感性基于生理，表现为感觉；理性基于心理，表现为推理；灵性基于灵魂，表现为直觉。感性的结果是经验，理性的结果是科学，灵性的结果则是哲学和艺术。理智的最高境界是直觉。精神的本真价值贵在直觉。对于直觉没有体验的人，便是标准意义上的庸人了。
迟子建说:“文学是晦暗时刻的闪电，具有穿透阴霾的力量。”对于喜欢文学的人来说，文学该是洗涤，是磨砺，是沉淀，是救赎，是黑暗里的烛火，是浮华里的镜台，是烦躁时的清流濯心，是寂寞时的孤光自照。所以，提笔，不为惊世骇俗。涂鸦，只为一舒胸臆。在时光的浸染里，慢慢静这颗心，磨这支笔，守着一份热爱与欢欣，徐徐老去。
洛夫说：我是一位台湾最具先锋精神的现代诗人，早年我一度全盘地向西方现代主义倾斜，尤其着迷于现实主义。但到了中年后，我有了新的觉悟，认为一个诗人如要成长茁壮，他必须接受民族文化的灌溉、传统美学的熏陶，最后唯有把中国和西方的智慧、传统和现代的观念融合一体，他才有机会跻身于世界诗坛而无愧“诗人”这个称号。
臧棣说：当代中国诗已跃上了一个高原;当代中国诗人终于获得了一种强大的诗歌能力,在措辞方面,在诗性洞察方面,在灵活处理诗的素材方面,在风格的力量方面,我们终于有了可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当代问题的文学自信。也不妨这么说,通过对现代汉语的创造性的使用,我们造就了一个基本的文学事实:让现代汉语和诗性表达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语言的现实。这绝对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大解说：多年前，我在一次访谈中说过，诗与人是血肉关系。诗歌是我身体里长出来的东西，是我的一个精神器官，与我的生命紧密相连。它扩大了我的身体边界，使我具有了多种向度和无限的外延。因此，我的精神没有边界。上帝没有做完的事情，留给了我，我是幸运的。我一直在不断挑战和超越自我，试图在不可能的世界中找到语言的可能性。
一个好的诗人其文本质地的组成因素必然是高居而复杂的。你能复杂而丰富吗？过不了这一关的诗人，是渺小的，也是单薄的。斑杂是诗歌写到一定时候的总和，它当中的技术其实是诗歌写作中的处理生活的态度及认识世界的思想。精神境界与所使用的手段，是他诗歌中难舍难分的统一体。
有一类诗是纯想象的产物，我称之为“心理在场”诗歌。这种诗往往借助意识逻辑，而非客观现实逻辑。它们在物理上的观感有点像是天龙八部的凌波微步，借助移形换影的脚步，从此及彼，及多点，及心理深层，形成真实而虚幻的场景，在心理的瞬间流动中产生各个“步点”的关联，从而形成不易觉察的行走路径，这路径看上去不是直线，不是网格，不是矩阵，是一种无规则。但是，这种心理在场的无规则，又是合乎语言内部逻辑和心理内部逻辑的，是另一种规则。最后，诗意往往会在恍惚漂移中从某个出口爆发出来，让人读着欲罢不能。
诗人们共有的一个经验是，一首诗的产生往往是无意的，而且越是“无意”之作，越是自我觉得好，或者真的好。而那些苦思冥想和“有意为之”的诗歌，往往与自己的期望呈相反的状态。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明代的胡应麟在《诗薮·内篇》中也有言，“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我也觉得，大多数好甚至优秀的诗歌也成于此。
优秀的诗人往往“既是民族之子，又是世界公民”。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世界公民是升华了的民族之子，是提升到崇高境界的民族之子，是既具有本土情怀又拥有宇宙意识的民族之子。这样的身份、意识和境界能让一位诗人摆脱狭隘、偏见和极端，变得更加宽阔、更加深刻、更具激情、理想和同情心。
一切伟大的诗歌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们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共鸣，与一切人可以成为同时代人，就是因为它们由个体通向着他人，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
好的诗歌就产生在恰当的秀与隐之间。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强调“秀”，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强调“隐”。“秀”强调过分了，诗歌则容易浅露直白；“隐”强调过分了，诗歌则变得晦涩难懂。有才华的诗人，他的本领就在这“秀”与“隐”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度，也就是说，既要表现自己，又要适当地隐蔽自己；既要有充沛的激情，又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既要有哲理的思考，又要避免对世界的直接议论。这样才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意，把生活经验提升为诗的经验。
诗歌肩负这样的使命：作为编码碎片，它承载着诗人与诗人生存时代的真实的秘密信息，密封在语言里，等待后人激活——因为时间使人睡去，而诗歌却使人醒来。
诗所追求的，首先就是对理论、规制、方式、概念的超越，诗的生命力必然要包含神性的一面，即它天然具有不可被解构的一面。
萨特认为，艺术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单纯描述，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与超越。换言之，诗人是在用想象力来观照周遭世界，并重新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诗的价值，在于诗人给日常生活打下个人烙印的能力。
黄宾虹，一个人与诗俱老，人与画俱老的典范。宾翁带给我们最大的鼓舞在于，衰老并不必然作为时间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惩戒或诅咒。他在接近90岁高龄时，通过那些浑厚华滋、澄澈通透的画面揭示的是一个不断完善、依然在成长中的生命所呈现与标识出的一个圆满人世之绝境。
艺术创作虽然没有统一的路径和标准，但有自身的规律可循。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即由照相机式写作，到主观感觉的加入，再到智性表达的完成；以此类比，照相机拍下的只能是眼睛看到的，属于表象的喜、怒、哀、乐；而心灵看到的则是透过现象见本质，才多少靠近了事物本来的面目；只有智慧看到的才能抵达哲学层面，才具备更高审美和全方位的认识意义。
在诗中，空灵永远是一种美，一种让人既有着落又可以无限放飞想象翅膀的美。
诗歌是一种心学，感于心动于情，从心出发，用心写作，其过程是修心，最终要达到安心。
有耐力，是一个挺重要的诗人属性。写诗不是心血来潮，一朝一夕的事，要坚持不懈，坚持就有希望，放弃坚持，希望随即破灭。要相信坚持的力量，等到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成功是必然的结果，爆发式鼎盛创作时期会随之而来。然后继续坚持，直到生命消隐，而诗永远年青。
诗歌可以如彩虹一般，在此岸与彼岸、天与地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沟通之桥，它能弥合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人与物之间的对立，人与事之间的纠缠不清，既能在最高处达成广泛的共识，也能在最狭小逼仄的情感区域内达成某种共情。因此，写诗就意味着自救和渡人，这是诗歌与身俱来的佛性。
大胆文章拚命酒；坎坷生涯断肠诗。
臧棣说：诗对我们的作用，近乎“天启”。诗，开启了内在的生命的觉悟。所以，在我看来，怎么强调生命的觉醒和诗的启发之间的关系，都不算过分。如果没有诗歌在我们这个沉闷的世界里坚持捍卫想象的自由，人就会变得越来越麻木。
作者简介：钱文昌，甘肃永登人，兰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兰州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华诗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特邀顾问、现代诗歌研究院院长。专著《第三利润源泉》获中国发展研究奖。诗集《钱文昌诗选》获兰山文学奖、华语文学图书金奖。《胡杨》获2014中外诗歌邀请赛一等奖。长诗《黄河照耀中国》获第九届"祖国好"华语文学艺术大赛金奖。多次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