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朋友
作者:李宏斌
我们县政府和县委同在一个院子里,中间有一条从南到北没有围墙的土路。路东是县委机关,路西是政府部门。两家这么近,那板报也就经常一起办。通常的惯例,是每期我都出一篇稿件,以示我的政治积极。其余事务不愿插手,以示我不想攀高。但方照连就不一样,一方面是他热心公务的本性,另一方面他本身就是县委宣传部的主办干事,职责所在。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只因家庭是地主成分,大城市不要,分到了我们这个小县来。他永远面带微笑,对人热情。我们两个算是能说得來,所以有些事也叫我去帮帮忙,我就只得凑凑热闹。每期板报,编排到最后,往往会剩块空白。方照连便会在那空白处写上几句毛主席语录,他那字每一个看起来都是扭来扭去的不规范,可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幅美得像图画一般的意境,怎么看怎么舒服,可我就不知道他那字属于什么体?
这么一个热情勤奋、永远微笑、人缘极好的大学生好干部,从来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
粮食局有一个会计,是厦门大学金融系学生,父母是教师,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名叫陈铿,虽然这个名字有点怪,大概是知识分子父母给孩子起名不同于我们乡下人吧。他也算是我的一个朋友,知识广泛,会刻印章。曾送给我一方“李宏斌印”的玉石印章。有一次闲谈,他跟我说了件闲话:他们粮食局有位女秘书,叫刘萍,开朗活泼。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说,任展的工作能力那么强,应该让他当政治处的股长,而任展就是刘萍的丈夫。这话一说出来,全体职工都大笑起来:哪有妻子要求单位给自己丈夫升官的怪事呢?刘萍的提议成了笑话,她在粮食局也呆不下去了。
刘萍调到县委当秘书后,我也领教了她的直率。
有一次从市里办事回县,公交车里都是维吾尔族人,只有刘萍和我两个汉族人。我平时都离女同志远一些,不过是避嫌而已。这时刘萍叫我坐在她旁边,说咱俩离近一点可以说说话,反正其他人都听不懂汉族话。然后就把她一岁大的儿子塞给我:“你也不主动帮我抱抱娃,眼看着把我累的,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两句话说得我笑了起来,不再拘谨了。她又小声说,你和陈铿也算朋友,应该劝劝他。我说劝他什么呢。刘萍说,陈铿来了三年,写过十几份入党申请书,你知道粮食局那些人怎么说他: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入党,那不是异想天开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什么?你想,在这么保守的环境下,他一个有才华的人恐怕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写申请也是白丢人罢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想着刘萍的那句话:“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写申请也是白丢人罢了。”难怪方照连那样有大学问、人缘好、表现突出的好干部,一直不写入党申请书,那是怕这个县的氛围容不下他。
再次见到陈铿时,我问他省城有没有同学,他说有。我说你这名牌大学的学生,在咱这小县恐怕终生混不上一个股长,为什么不让你同学帮忙调到省城去呢?陈铿说,早就联系过了,只是粮食局不让走,说是小县城汉族干部本来就少,哪能随便调走。
我说我认识你们局长,他是个极其温和可亲的老头,我帮你劝劝看。
我趁星期六晚上有空——那个时期,除了上八个小时的班,早晨刚起床和晚上吃完饭各有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雷打不动。所以只有星期六、星期天两个晚上不学习,时间可以自主支配。我到了范局长家,他家坐着一位客人,正是外贸公司的田经理。这位经理正在对范局长诉苦:年轻干部仗着自己念过几年书,简直不把老干部放在眼里,就像我们公司的出纳陈代林……正说着见我进来,便不说了。我见来得不是时候,立马告别离开。
星期天我去还书,是本苏联书《静静的顿河》,刚看完要还给陈代林。陈代林又拿了一本《战争与和平》给我,我说你们北京人就是办法多,什么书都能弄到。不是你,像《悲惨世界》《欧也妮·葛朗台》《夏倍上校》《人世间》,还有马克·吐温的很多书,我们在这小县里一辈子都见不到。陈代林说,咱不说这些闲话,你先说说帮陈铿求范局长的事成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范局长正和你们田经理忙着说话呢。他又问:“现在咱县上这批科部长和各单位的头头,都是王震进新疆时带来的那批老兵,你怎么认识范局长的?”我说我是前年下乡认识的。那时县里担心这批老干部受红卫兵的冲击,抽调了十五名科部级干部组成一个小组,以下乡帮助生产的名义入驻四公社,我是这个小组的秘书,帮他们念念报纸、写写东西。他又问:“那些老干部都像我们田经理这样不近人情、顽固透顶吗?”我说:“不是的,不是的。比如范局长就温和热情、待人友好。”我还说,听说你们田经理原来是山西县城一个卖菜的,遇事斤斤计较。当年日本人占了山西,姓田的被日本人抢了菜担子,日子过不下去才参加了游击队。他的队长就是咱们县人事科的闫科长,这支游击队后来编入解放军,就随王震进疆了。这位闫科长也是我们那个下乡组的组长,是一位极好极开明的领导,只是他们都没上过学,现在认识的几个字,也都是在部队里学的。
第二年,我给马主任当秘书,入驻八公社。一年任期结束后,我再去看望陈代林,他已经不在了。有人说他已调走,原籍北京回不去了,只能在石家庄落户,改行当了中学老师。陈铿和方照连也都调去了省城工作,刘萍夫妻俩也被她父亲调回了原籍。那时只有单位有固定电话,还没有手机之类的通讯设备,我们从此便无法联系了。
三年以后,我改任县纪委副书记。当时我正为一个案件焦头烂额:一个单位的出纳贪污了六十万,他自己交代,私下给了会计十万,给了经理二十万,自己实际只拿了三十万。那时一公斤羊肉五块钱,要是把经理收的二十万都买成羊肉,相当于现在的四百万。纪委提议将那位经理开除党籍,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可县上领导不同意,还说这是出纳自己贪污,领导只是疏于防范,让经理写份检讨就行。领导还说:“你总不能因为一个人有问题就抓所有人吧?咱们还是大度一点,别让人说咱们借机整人。”我听着特别不对劲:领导干部收了出纳二十万,怎能装聋作哑不担责?可我又没法说服领导,只好说自己能力不够,不配在纪委工作。之后县上就把我调到了法院。我正办交接手续时,方照连来了。
方照连是借出差的机会来看我,我们一起吃了饭,席间自然聊了很多事。原来他调到省城后,先当秘书,后来入了党,接着任天山区主任,现在已是正县级干部;陈铿在粮食厅干了三年,如今也成了副处长。我忍不住抱怨:“你们都高飞远走,只把我留在这里受苦。”方照连劝我:“要不我也帮你活动活动?”我赶紧谢绝了。我已有四个孩子,早就违反了“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小县城混混还行,要是调到省城,那不是自找苦吃,等着被严厉追责嘛。
这几位朋友,和我相处不过三四年,平时也只是偶尔见见面、说几句闲话。如今大家天各一方,这辈子想再见面,恐怕是再也不可能了!
李宏斌:1944年4月出生,西安市蓝田县普化镇人,2004年退休,文学爱好者。2022年小说文集《人生风险》获星光华夏.盛世好文学“华章传颂杯”全国文学原创大赛铜奖、决赛三等奖。出版发行《李宏斌文集》,多篇散文和短篇小说发表在《都市头条》、《乡土蓝田》、《三秦文学》和《盛世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