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朋友

                            作者：李宏斌

 

       我们县政府和县委同在一个院子里，中间有一条从南到北没有围墙的土路。路东是县委机关，路西是政府部门。两家这么近，那板报也就经常一起办。通常的惯例，是每期我都出一篇稿件，以示我的政治积极。其余事务不愿插手，以示我不想攀高。但方照连就不一样，一方面是他热心公务的本性，另一方面他本身就是县委宣传部的主办干事，职责所在。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只因家庭是地主成分，大城市不要，分到了我们这个小县来。他永远面带微笑，对人热情。我们两个算是能说得來，所以有些事也叫我去帮帮忙，我就只得凑凑热闹。每期板报，编排到最后，往往会剩块空白。方照连便会在那空白处写上几句毛主席语录，他那字每一个看起来都是扭来扭去的不规范，可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幅美得像图画一般的意境，怎么看怎么舒服，可我就不知道他那字属于什么体？

       这么一个热情勤奋、永远微笑、人缘极好的大学生好干部，从来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

        粮食局有一个会计，是厦门大学金融系学生，父母是教师，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名叫陈铿，虽然这个名字有点怪，大概是知识分子父母给孩子起名不同于我们乡下人吧。他也算是我的一个朋友，知识广泛，会刻印章。曾送给我一方“李宏斌印”的玉石印章。有一次闲谈，他跟我说了件闲话：他们粮食局有位女秘书，叫刘萍，开朗活泼。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说，任展的工作能力那么强，应该让他当政治处的股长，而任展就是刘萍的丈夫。这话一说出来，全体职工都大笑起来：哪有妻子要求单位给自己丈夫升官的怪事呢？刘萍的提议成了笑话，她在粮食局也呆不下去了。

       刘萍调到县委当秘书后，我也领教了她的直率。

       有一次从市里办事回县，公交车里都是维吾尔族人，只有刘萍和我两个汉族人。我平时都离女同志远一些，不过是避嫌而已。这时刘萍叫我坐在她旁边，说咱俩离近一点可以说说话，反正其他人都听不懂汉族话。然后就把她一岁大的儿子塞给我：“你也不主动帮我抱抱娃，眼看着把我累的，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两句话说得我笑了起来，不再拘谨了。她又小声说，你和陈铿也算朋友，应该劝劝他。我说劝他什么呢。刘萍说，陈铿来了三年，写过十几份入党申请书，你知道粮食局那些人怎么说他：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入党，那不是异想天开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什么？你想，在这么保守的环境下，他一个有才华的人恐怕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写申请也是白丢人罢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想着刘萍的那句话：“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写申请也是白丢人罢了。”难怪方照连那样有大学问、人缘好、表现突出的好干部，一直不写入党申请书，那是怕这个县的氛围容不下他。

       再次见到陈铿时，我问他省城有没有同学，他说有。我说你这名牌大学的学生，在咱这小县恐怕终生混不上一个股长，为什么不让你同学帮忙调到省城去呢？陈铿说，早就联系过了，只是粮食局不让走，说是小县城汉族干部本来就少，哪能随便调走。

       我说我认识你们局长，他是个极其温和可亲的老头，我帮你劝劝看。

       我趁星期六晚上有空——那个时期，除了上八个小时的班，早晨刚起床和晚上吃完饭各有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雷打不动。所以只有星期六、星期天两个晚上不学习，时间可以自主支配。我到了范局长家，他家坐着一位客人，正是外贸公司的田经理。这位经理正在对范局长诉苦：年轻干部仗着自己念过几年书，简直不把老干部放在眼里，就像我们公司的出纳陈代林……正说着见我进来，便不说了。我见来得不是时候，立马告别离开。

       星期天我去还书，是本苏联书《静静的顿河》，刚看完要还给陈代林。陈代林又拿了一本《战争与和平》给我，我说你们北京人就是办法多，什么书都能弄到。不是你，像《悲惨世界》《欧也妮·葛朗台》《夏倍上校》《人世间》，还有马克·吐温的很多书，我们在这小县里一辈子都见不到。陈代林说，咱不说这些闲话，你先说说帮陈铿求范局长的事成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范局长正和你们田经理忙着说话呢。他又问：“现在咱县上这批科部长和各单位的头头，都是王震进新疆时带来的那批老兵，你怎么认识范局长的？”我说我是前年下乡认识的。那时县里担心这批老干部受红卫兵的冲击，抽调了十五名科部级干部组成一个小组，以下乡帮助生产的名义入驻四公社，我是这个小组的秘书，帮他们念念报纸、写写东西。他又问：“那些老干部都像我们田经理这样不近人情、顽固透顶吗？”我说：“不是的，不是的。比如范局长就温和热情、待人友好。”我还说，听说你们田经理原来是山西县城一个卖菜的，遇事斤斤计较。当年日本人占了山西，姓田的被日本人抢了菜担子，日子过不下去才参加了游击队。他的队长就是咱们县人事科的闫科长，这支游击队后来编入解放军，就随王震进疆了。这位闫科长也是我们那个下乡组的组长，是一位极好极开明的领导，只是他们都没上过学，现在认识的几个字，也都是在部队里学的。

       第二年，我给马主任当秘书，入驻八公社。一年任期结束后，我再去看望陈代林，他已经不在了。有人说他已调走，原籍北京回不去了，只能在石家庄落户，改行当了中学老师。陈铿和方照连也都调去了省城工作，刘萍夫妻俩也被她父亲调回了原籍。那时只有单位有固定电话，还没有手机之类的通讯设备，我们从此便无法联系了。

       三年以后，我改任县纪委副书记。当时我正为一个案件焦头烂额：一个单位的出纳贪污了六十万，他自己交代，私下给了会计十万，给了经理二十万，自己实际只拿了三十万。那时一公斤羊肉五块钱，要是把经理收的二十万都买成羊肉，相当于现在的四百万。纪委提议将那位经理开除党籍，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可县上领导不同意，还说这是出纳自己贪污，领导只是疏于防范，让经理写份检讨就行。领导还说：“你总不能因为一个人有问题就抓所有人吧？咱们还是大度一点，别让人说咱们借机整人。”我听着特别不对劲：领导干部收了出纳二十万，怎能装聋作哑不担责？可我又没法说服领导，只好说自己能力不够，不配在纪委工作。之后县上就把我调到了法院。我正办交接手续时，方照连来了。

      方照连是借出差的机会来看我，我们一起吃了饭，席间自然聊了很多事。原来他调到省城后，先当秘书，后来入了党，接着任天山区主任，现在已是正县级干部；陈铿在粮食厅干了三年，如今也成了副处长。我忍不住抱怨：“你们都高飞远走，只把我留在这里受苦。”方照连劝我：“要不我也帮你活动活动？”我赶紧谢绝了。我已有四个孩子，早就违反了“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小县城混混还行，要是调到省城，那不是自找苦吃，等着被严厉追责嘛。

       这几位朋友，和我相处不过三四年，平时也只是偶尔见见面、说几句闲话。如今大家天各一方，这辈子想再见面，恐怕是再也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