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正月二十八的夜里，下了一场雪。

那天黎明时分，齐中培做了一个梦，梦到母亲穿着厚厚的一身新棉衣来到他跟前，母亲的脸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低声地说，老三，娘要走了。他赶紧扯着母亲的衣角说，娘，刚来哪能走呢？您要去哪里？母亲说，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不会挨批斗，不缺吃的，也不缺烧的……你放心好了，然后母亲腾云驾雾地朝着远方飘去。

齐中培一下子吓醒了，爬起来朝着窗外看了看，雪还在飘飘洒洒，天还没亮，又重新躺下了。他觉得自己做的梦很怪异，过年没回家，他早就想念母亲了，回东北才一年零十三天，母亲虽然不那么壮实，但也没明显的毛病，年前还让三弟寄来了三斤芝麻，让秀珍做月子吃。

天亮了，齐中培做熟了早饭，吃饭时跟秀珍说了做梦的事，秀珍安慰他，梦是心中想，娘肯定没事，你要是实在惦记娘，可以回家看看。

早饭后齐中培开始清扫院子里的雪。邮递员挎着个绿色的兜子来了，朝着扫雪的齐中培喊道，你的加急电报。齐中培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接过电报一看，上面写得是：“母病重，回自决”。尽管只有六个字，他已经知道娘的生命危在旦夕，是否回家，请他自己来决定。

齐中培告诉秀珍大哥发来的电报，然后带上盘缠，风风火火地就赶往山河屯火车站，三十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路上走一阵儿跑一阵儿，几乎是马不停蹄。紧赶慢赶，还赶上了开往天津的那趟火车。

齐中培坐在靠着车窗的位置，望着一闪而过的村庄，小河，山川……母亲的身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浮现。小脚的母亲是十八岁嫁进齐家的，那时候，他的爷爷奶奶还在，她孝敬二位老人是村里出名的，连脸都没有红过。那时候还是单干，父亲去洼里锄地，母亲总是挪动着两只小脚，去地里给父亲送饭，后来奶奶得了半身不遂，一躺就是多年，全靠她一人伺候。

后来闹起了日本鬼子，父亲愿意参加当地的抗日工作，爷爷去世得早，奶奶极力反对，而母亲全副身心地支持父亲的工作，父亲曾经对儿女们说过，你母亲说，愿意参加抗日就去，家里的一切事情有我呢，母亲从来不拖后腿，心灵手巧在齐泊也是数一数二的，给八路军做军鞋，谁也没有她做得快做得好。

母亲跟家族中妯娌们，处得关系相当好，家族中的红白喜事，她干在前头，吃在后头。街上的父老乡亲，有个大事小情，求到她的头上，从来没有说过“不”，家里来的亲戚，总是热情招待，总是拿出家中最好的东西给人吃，一辈子只认头吃亏，常跟儿女们说，吃亏是福。

母亲一生养育了五男二女，还把没了娘的孙子带到九岁，哪一个都是她的心肝宝贝，从没有打过孩子们一巴掌，谁犯了错误，总是耐心地说服教育。家里困难，吃饭都成大问题，她总是先看父亲和孩子们都吃饱了，最后一个才吃，饭菜少了，就凑合着一顿，最小的弟弟十多岁时曾经问母亲，娘，我们都喜欢吃好的，为什么你总说不爱吃呢。母亲笑着说，我喜欢看着你们吃，我的肚子，填饱了就行。

土改之后，母亲稀里糊涂地成了地主的老婆。人家真正的地主老婆，家里有丫鬟，有老妈子，连饭也不做，也不用给孩子们拆拆洗洗，更不会下地干农活……而母亲跟村里的妇女没有什么两样，辛辛苦苦地养育儿女，操持家务。特别是最近的一些年来，整天提心吊胆，担心父亲挨批斗，担心儿女们被人欺负，担心儿女们一个个的亲事。后半辈子当地主老婆，受了多少罪，遭了多少难，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

母亲一辈子没享过清福，没过一天舒眉眨眼的日子，她的一生十分平凡，但她又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他曾经想过，等过上几年，日子好过一些，就把母亲接到身边来，让她享享清福，安度一个美好晚年。

火车到了山海关，在秦皇岛车站停了下来。有下车的，也有上车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搀扶着一位老人坐在齐中培旁边的位子上，老人头发都白了，气色很好，看上去有八十多岁了。

齐中培又想到了家中的母亲。大哥给他拍来电报，肯定是母亲病得厉害，假如母亲的病花钱能治，卖了房子也毫不足惜……恐怕事情不会那样简单，母亲不在人世的可能性很大，一想母亲临终时不能见上一面，就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泪水哗哗地留下来。

下来火车，又乘上通往任丘的公共汽车……当齐中培走进留村的街口，远远望见自己家的门前，没有他想象中出殡的场景，急速跳动的心脏稍微踏实了一些。去东北之前，农村里的人死了，总有好多人跟着忙和，第一天通知亲戚，亲戚们当天都来为死者烧倒头的纸钱，第二天准备好棺材，糊一些纸的车马人，傍晚才把死人入殓，第三天才开始出殡，一般死者都会风风光光地入土为安。

齐中培进了家，朝着屋里大喊了一声，娘，我回来啦——大哥迎了出来，他边向里屋走边问，咱娘还好么？大哥悲哀地说，咱娘没了，早已入土了。齐中培看炕上只有老父亲一人在，没了娘的身影，趴在炕上嚎啕大哭，娘呀——你的娇儿回来啦——您为什么不等等我再走呢——

家人看齐中培撕心裂肺地大哭，都跟着流下眼泪。屋子里，院子里，留村街的空中，久久地回荡着一个男子汉悲痛欲绝的哭声。

大哥告诉齐中培，娘是十天前得病的，县医院说母亲的病治不了，去北京天津吧，大哥带着娘住进了天津南开医院，娘得的是白血病，大哥问娘，让老三回来吧，娘知道自己不久要离开人世，可她对大哥说，老三家里的刚做完月子，离不开人，来回折腾，还要花路费，还是别告诉他。娘住了七天院就不行了，只是死后那双眼睛还睁着，她是死不瞑目呢。给娘穿好了装老的衣裳，时间是正月二十八日的凌晨四点，。

娘才六十二岁，大哥快四十还打着光棍，她走后小孙子就没人照看，两个小儿子还都没成家，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她是带着没完成任务的一种遗憾离开的。

大姐从天津找了一辆小拉车，大哥和四弟趁着夜色就拉着娘回了家，让大姐夫提前通知了家里，通知了亲人。以前人死了，都会热热闹闹地把人送到坟地里。自从县里建了火葬场，上级又提倡“破除迷信，不许大操大办”，村人都接受不了亲人死后成为一把骨灰，还要交一份火葬费，都是在夜里偷偷地把人埋了。黑夜去埋人，就是怕让上级知道了，知道后会把人从土里刨出来，拉到火葬场去火化。

齐中培在大哥和两个弟弟的陪伴下，来到齐泊土地上的祖坟，跪在母亲坟前又是一阵大哭，谁拉也拉不起他来，后来家族中的兄弟们，与大哥一起把泪流满面的齐中培抬回了家。齐中培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十七

齐中培大病一场，恢复期间，除了陪伴年老的父亲，也常到街上转转。村子几乎没有一点变化，除了有在外工作的，盖起了红砖房子，其他人家的房子比几年前更加破旧，十四五岁的孩子，大都不认识了，比他小几岁的姑娘们，好多都远嫁了。社员们的日子越过越穷，吃饱饭都成了问题，远嫁的姑娘们，首选是嫁北京和天津的郊区，后来郊区落不下外地户口，就开始选择邻县文安洼，因为那里起码能吃上饱饭。

村里的光棍比他离开时明显多起来，以前，都是成分高的找不上媳妇，现在贫下中农，混不上官事的，弟兄们多结婚没房子住的，找媳妇也都困难。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村人看齐中培的目光开始变了，那是对他一种羡慕的神色，好多人主动凑上去跟他套近乎，问他东北的雪大不大，冰结得厚不厚，缺不缺吃的，有没有烧的，没手艺的能否混上一口饭吃，有的要了他在黑龙江五常县的具体地址。 

母亲去世，父亲年纪也大了，天寿放家里大哥又不放心，他们还没等到母亲过“五七”，就又开始踏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大哥对齐中培说，我带了点芝麻和香油，回去后一起去表叔家看看，齐中培朝大哥点甜头。

大哥说的表叔叫何中琴，刘泊村人，六零年挨饿时闯的关东，住在宝山屯，与中合屯相距两华里，他是父亲舅舅家的表弟，已经在宝山屯生活多年了，大哥第一次去闯关东做木匠活，就是投奔的何中琴表叔，既是亲戚关系，又是连洼种地的老乡，每年都要聚两次，过年要去表叔家拜年。大哥年前就回家了，齐中培正月里又忙着伺候月子人，也就没去表叔家。

回到中合屯，大哥安排儿子进了村小学，齐中培帮秀珍从山上砍了一些柴，兄弟俩带着老家的土特产，一起去看望了表叔。东北的春天要比家乡晚来一段时间，地里还没有农活，社员们都挺闲在。表叔表婶都在家，表婶忙着给弟兄俩做午饭。

表叔与兄弟俩聊了一些老家的情况，也聊到了母亲的去世，以及老家的年景。表叔这是才说，刘泊村也是如此，在生产队干一年，饭都吃不饱，我的一个堂弟，与另一个堂弟媳妇，两家子也来这里了，都是亲戚，在一起坐坐，熟悉熟悉，互相之间以后好有个照应。

齐中培弟兄也非常愿意与新搬来的一个表叔和另一个表婶加深一下印象。

他乡遇故知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齐中轩见到来的一男一女，男的他们弟兄俩都认识，五十来岁的妇女，齐中培好像没见过，大哥跟她认识，让齐中培喊她表婶子。连洼种地的亲戚，在他乡异地相聚，都感到格外亲切。

齐中培后来才知道，表婶几年前就成了寡妇，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在老家只有三间房子，饭都吃不饱，想盖上一处房子，恐怕比登天要难，儿子们又多，家里只有一处房子，眼看老大都过二十了，家中成分尽管不高，娶媳妇没有一点希望，听说东北吃饭不成问题，钱比家里好挣，于是，才带着一家子人闯了关东。

一家人来到东北，表婶才知道这里吃饭没问题，但想挣钱，如果靠着在生产队挣工分，三五年之内盖上三间房子，恐怕是不可能的，手艺人能挣钱多，可两个儿子都没手艺。当她见到表侄齐中轩后，才有了新的打算。齐中轩会木匠的手艺，假如把女儿嫁给他，两个大的儿子就可以跟着他学木匠，两年之内可以盖上一处房，娶媳妇也就不用发愁了。齐中轩比女儿大二十二岁，但大女婿会疼人，再有一点，她不想把闺女嫁给外乡人，但来到偏僻的山区，又去那里找本地人呢。当她拿定了主意后，就欺骗女儿，说有人给她介绍婆家，男方三十了，会一门木匠手艺，能跟着他吃香喝辣的。实际上，为了来东北找个靠山，没敢说齐中轩都已经四十了，家里还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因为女儿才十八岁，怕她不愿意。

女人找了本家的何钟琴当媒人，把自己的想法都如实说了。媒人找到齐中轩，齐中轩听说姑娘才十八岁，说不般配，姑娘年岁太小，不行不行。媒人说，我已经答应管这件事，在你这里就说不行，你不能栽了我的面子，也许人家姑娘还嫌弃你年岁大呢。

齐中轩在媒人的极力撮合下，勉强地去跟姑娘见了个面，姑娘觉得齐中轩长得挺标志，但不像三十岁，倒像是四十岁，听说齐中轩还带着个九岁的孩子，回家后说什么也不同意，嫌他年岁太大。母亲又是吓唬又是哄，两个哥哥也好言相劝，姑娘实在没了办法，勉强地同意了。

十八岁的姑娘嫁给了四十岁的齐中轩，成了齐中培的大嫂。婚后的日子过得不错，第二年生下了一个男孩，大哥的婚事很圆满，也可告慰埋在地下的母亲了。

                   十八

“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十月里，响春雷，八一神州举金杯……”苏凤娟演唱的《祝酒歌》，在祖国的城市乡村、码头边陲，平原山区的大街小巷……久久地回荡。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体党员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2月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批转全党，系统地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全国很快形成了群众性的批判高潮。

一个初春的季节，宝山公社在中合屯大队召开了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开会之前，每个大队需要安排三个人上台发言，必须提前写好稿子。中合屯大队支书为找发言的人嘬了牙花，村里本来不大，人口不多，一共也没有三五个初中生，有的参军了，有的去工作了，有文化又能登台发言的，只有两个能凑合，副支书推荐了齐中培，说他没少看书，理论水平挺高的，找他肯定行。

齐中培看支书亲自登门让他写大会发言稿，立刻答应下来，甚至有些感激涕零。他想起这些年来，上学时不能加入少先队员，不能当红卫兵，不能上台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体会，不能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别说把他看作一个文化人，甚至是拿他根本没当过一个人。多年来，他喜欢读书，喜欢读马恩列斯的著作，《毛泽东选集》……一直都关系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对人生和社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齐中培铺开了稿纸，刷刷刷地写起来。首先，从政治角度上，充分认识到这些年来“四人帮”对民主法制的破坏；其次，从经济角度上，左倾错误违背了经济的发展规律，造成了民不聊生；第三，从文化教育方面，老师被称为“臭老九”，学生不能正常读书，中国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稿子一气呵成，又反复进行了修改和推敲，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宝山公社多年来很少召开这样的大会了。会议在中合屯打谷场上举行，提前搭好了台子，贴上了大幅标语。参加大会的除了几个大队的社员群众，还有各学校的全体师生。会议由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副书记主持，副书记讲了“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这里也跟全国一样，也是形势一片大好……为了肃清‘四人帮’的反革命流毒，揭批运动现在开始，第一个上台发言的是宝山屯的某某某。”

上台发言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发言的时间都很短，有的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指出“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最后喊几句口号。当念到齐中培上台发言时，他大大方方地走上主席台，望了一眼台下的观众，抑扬顿挫地念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稿子。当他发言完毕，领导们带头鼓起了掌，一些人为他竖起了大拇指。中合屯大队的支书，脸上感到十分光彩，从主席台上走下来主动握着齐中培的手说，你为咱大队争了光，长了脸，我听人说你会武术，公社领导也想让你上台，为群众表演表演，齐中培点头同意了。

上台发言的人结束后，公社副书记朝着台下说，发言到此结束，为了体现革命群众的豪情壮志，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革命理想，下面请中合屯大队的齐中培表演武术，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齐中培上台。

齐中培脱掉了外衣，只穿着一身秋衣秋裤，在人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又一次走上主席台，先是抱拳向台下群众和台上领导行礼，只见他的眼神中透露着坚毅和自信，先展示的是长拳。出拳迅猛，恰似蛟龙出海，拳风呼啸，彷佛能划破空气，踢腿凌厉，仿若猛虎下山，腿部肌肉紧绷，带动整个身体的力量瞬间爆发。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衔接的如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刚健之美，力量和速度的完美融合，台下台上的观众看得热血沸腾，心潮澎拜。

所有在场的观众，大开眼界，从此，人们都知道齐中培不仅长相漂亮，还知道他能文能武。只过了两天，东发小学赵育才校长亲自登门拜访。赵校长毕业于师范学校，在五常县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对社会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文化大革命从县文教局发配到乡村当校长。在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才知道了中合屯大队还有齐中培这样的一个人才。上级号召学校可以办勤工俭学，补充学校经费的不足和教师的福利。赵校长从大队支书那里也听说齐中培很有经济头脑，就与他商量，以学校的名义，办一摊副业，只要能挣钱就行。齐中培结婚以后，再去很远的外地锯大缸，一走就是几个月，不放心家里的老婆孩子，就去县城一个当地朋友的店里学修补轮胎，但手艺学成了，想在公路边开一家个体店，后来一打听，说上级是不许搞个体经营。

想在靠近公路的边上开一家修补轮胎店的事情跟赵校长一说，赵校长很爽快，只要能赚钱就行，答应给配上学校的一名勤杂人员，以学校的名义来开。

修理店开起来了，生意很红火，不到半年时间，纯利润就达到三千块钱。按照提前的约定，给了学校一千五百块，齐中培交给生产队的钱，自己竟然收入八百。学校添置了桌椅，解决了当年的煤火，学校的老师过年还得到了福利，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第二年又干了一年，比第一年没少挣钱，赵校长又回到了文教局，换了校长，新校长总想自己多捞好处，齐中培跟新校长合作并不愉快，正当想改行时，公社里办起了一家电器厂厂，领导就把齐中培调过去当了一名采购员。

齐中培走上新的岗位，感觉到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十九

齐中培生活的宝山公社，以及所在的中合屯，也许是天高皇帝远，没感觉到社会变化那么大。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的自留地没被生产队收回去，人们也没为吃饭发愁过，社员们不去干活也不用请假，地主富农也挨过批斗，但斗争得也不是那么厉害，社员们还可以外出挣钱，捞点外块补贴家用。

齐中培第二个女儿出生了，日子稳定下来，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从二哥来信中，知道老家的政治空气也不那么浓了，社员们多养几只羊也不属于“走资本主义”了。

齐中培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1979年1月29日之后，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地主、富农份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从广播里听了一遍，几乎还不相信是真的，就找来了刊登该文的《人民日报》，“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份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与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

地主、富农的后代，入学，参军、入团、入党不受影响，这最后一句，让齐中培热泪盈眶，因为他感到地主、富农出身的不再低人一等，不再是贱民，不再是另类，也能跟广大的贫下中农一样平起平坐了。

冬天又一次来临了，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齐中培的五弟齐中泽听说后马上报了名，经过严格的体检，很快接到了入伍通知书，与原来成分好才能参军的青年人一样，穿上了绿军装，奔赴了保家卫国的边防。

夜已经深了，齐中培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落实到了实处，久久不能入睡。在为五弟当兵高兴的同时，也为自己和那些同龄人感到悲哀。土改时每个农村都划定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像齐泊划那么多、像留村划了那么少都属于个别现象，一般百十户的村子有七八户属于正常，一个任丘县共有349个村子，保守地估计，地主富农不会少于两千户。

多年以后，齐中培看到过一则资料，1979年之后，为地主富农摘掉帽子的一共是四百四十多万人，一个地主富农，如果每个家庭平均有六个儿女，那就意味着中国农村不再成为贱民的人数不会少于三千五百万，如果加上受到连累的亲属，应该有一两个亿的人口。

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以来，地主富农的儿女们“不能升学、参军、入团、入党……”断送了多少青年人美好的前程，毁掉了多少人的青春，埋没了多少人才……简直是二十世纪对人性的一种摧残，对善良和勤劳人的一种毁灭，也是社会的一大悲剧。

在齐中培的印象中，1979年的二月份，应该作为一个新旧时代的分水岭。之前，无论是从二哥给他来的家信中，还是回老家人们的口中，得到的信息是谁家叽吵格斗了，谁家的儿子用女儿换媳妇了，粮食不够吃的，柴禾也不够烧的……看了和听了都是让人感到郁闷的事情。特别是二哥给他来的那封家信，读了之后让他不寒而栗。

说一位大婶的娘家村里发生了一件惨事。一个寡妇，土改时定了个富农，丈夫早早地就去世了，她辛辛苦苦把儿子和女儿拉扯大，儿子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看人家都用女儿给儿子换媳妇，也做出了换媳妇的决定。女儿死活不同意，母亲以死来要挟，女儿勉强同意了。儿子在农历十月先结婚了，夫妻俩的感情很好，结婚的一个月后怀了孕。女儿在腊月结婚的前一天，上吊自杀了。婆家一看还没过门的媳妇死了，就生拉硬拽地把女儿带回家，临走时还告诉女婿，三天以后去公社办理离婚。寡妇的儿子，觉得妹妹是因为给他换媳妇才自杀的，心里有愧，丈人又要他们夫妻离婚，越想越觉得活着没了希望，也喝了农药自杀了。白发人送走黑发人，一双欢蹦乱跳的儿女都死了，寡妇觉得儿女的死都是她一手造成的，也跳井自杀了。

二哥在来信中说，三弟，我想起自己用妹妹换媳妇，既害怕又内疚。随着年龄的增长，充分认识到自己当时是多么地自私，而妹妹是多么地无私和伟大，牺牲了自己一生的爱情和幸福，成全了我这个哥哥，我一生对妹妹都感到亏欠，妹妹的情义今生不能报答，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 

1979年之后，或者准确地说是到了1980年，二哥的来信几乎都是好消息，谁谁给与平反了，又回到了工作单位，谁谁落实了政策，一家子都迁回了北京，集市上上人多了，吕公堡的办起了庙会，人们可以随便做买卖了，谁一家从东北又搬了回去。

二哥几个月前的一封来信，才让齐中培下定了迁回老家的决心。二哥在来信中说，一些村子开始分田到户，实行了责任制，经商也都不受限制，上级还给“万元户”披红戴花，他也找了大队干部，问你们一家迁回来行否，大队干部跟以前对待咱们家大不一样了，非常客气，说欢迎你们一家回来，什么时候开证明都行。回来后还可以分给责任田，毕竟你属于留村人。

齐中培掐指一算，来东北马上就十年了，在这里安了家，生下了三个女儿，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生活得不错，也适应了东北的环境，可这里毕竟不是他生命的根，故乡有他的祖坟，有他年迈的老父亲，未能为母亲尽孝，也该回老家为父亲去尽尽孝了，省得再留下终身的遗憾。为了三个孩子的以后的前途，也该回去，因为这山区的师资水平，明显比老家差上一截子。

一家五口人的吃住，回去也是大问题。家中没有属于他的房子，回去后需要盖房。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从东北迁移到河北的，可以拿着迁移户口的手续，用火车运回一定数量的檩条和部分粮食。齐中培买好了四十根檩条，装上了火车。老家的一根直径二十五厘米的松木檩条，需要三十块钱，在东北才五块钱，加上运费，运到家也不会超过十块钱。与檩条一起运回家的，还有一个木头柜子，里面装了一千五百斤玉米。因为老家的一斤玉米是四毛钱，而五常县的玉米是两毛五分钱。

齐中培办好迁移手续，离开中合屯的那天，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送，大队干部派了一辆牲口车送他们一家去火车站，连屯里的老人孩子都来了，乡亲们紧握着齐中培的手，欢迎他们以后回来看看。

齐中培的眼睛湿润了，想到自己在最困难最落魄的时候，中合屯接纳了他，十年的时间里，与乡亲们和睦相处，谁都没有把他当地主的儿子来对待，他对这里的人，对这里的黑土地，也产生了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感情，这里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也是三个女儿的出生地，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二十

窗外面充满着明媚的春光，到处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田野上是三三两两劳动的人们。齐中培坐在绿色火车的一节车厢内，望着外面的景色，心情澎湃，陷入了深思之中。

离开故乡马上就整整十年，十年的变化真大呀！当初他一个人独自去闯关东，而今，一起回来的是一家五口。大女儿八岁，二女儿六岁，小女儿三岁。上了火车，旁边坐着的也是一家人，一听到熟悉的乡音，一搭讪才知道，那是大城县董家务一户姓李的人家，距离留村不到五十华里，也是因为家里是富农，八年前落户在黑龙江的穆林县，与五常县相距一千四百多公里，，也是举家搬回故乡。

真是风水轮流转。做梦也不会想到，形势变化的如此之快。六年前，家乡人都托关系找门子，想到东北落户，不能落户的，也三三两两地一起去那里谋生。留村附近庄上的社员，知道锯大缸挣钱，中年的汉子和没成家的年轻人，首选之地都是黑龙江，后来还听村人说起过，有一位当过任丘市统战部长的，没考上大学之前，也跑东北锯过大缸。留村街的，齐泊村的，南马庄的……那些沾亲带故的，去东北都要到齐中培家落脚，中合屯，那两间房子成了家乡人的驿站。1976年，就接待了留村和齐泊村的三拨人，1977年家乡出现了涝灾，地里没有了收成，社员们还要靠国家发的购粮证去粮站买粮食，每人每天只供应八两，没有副食品，一个成年人，几乎只能吃半饱，还要为买粮食的钱发愁，所以闯荡东北的比往年更多，接待了家乡的五六拨人。

秀珍的四妹莲香，在生产队挣一年工分，连肚子都填不饱。现在的一个年轻姑娘外出打工，每天管三顿饭，最少也要给八十块钱，可那时候，在生产队干一天农活，不管你是否相信，确实挣不来一天的吃喝。父母为了让莲香混一口饱饭，竟然不远千里，投奔到姐姐的门下。姐姐家就两间房，姐夫和小姨子睡一条炕上不方便，齐中培找人在院子里为她搭起了一间草房，一住就是两年。四弟中苏也到东北来了两年，家里住不下，就去邻居家摸宿……他跟着大哥做木匠活。

唐山火车站马上就要到了，有下车的请做好准备。广播里传来女广播员甜美的声音。大女儿亚先向母亲问，快到老家了吗？秀珍告诉亚先，很快就要到了。亚先又问，咱们老家都有那些亲人呀？我一个也没见过。亚先出生后，秀珍只带她回去过一次，那时候才一周半岁，还是记不住事的年龄。秀珍回答亚先，老家有姥姥姥爷，有两个舅舅，一个二姨，二姨家还有一个小妹妹，还有你爷爷，二伯、叔叔、二姑，二伯家有小哥哥小姐姐，老家亲人可多了。

火车停在了唐山。齐中培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朝外望了望正在建设中的唐山。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七点八级地震，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伤亡二十四万多人。三年前回故乡坐火车经过这里，还没建起几处房子，如今，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到处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

绿色火车继续朝前奔驰，二女儿亚琴走到齐中培跟前问，爸爸，怎么还不到家呀？齐中培说，你给爸爸背诵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火车就到家的快。亚琴点点头，开始背诵道：“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齐中培带着老婆孩子终于踏上了留村的土地。原来生产队几十亩大的地块，已经划分了只有一两亩的小块地，绿油油的麦苗长势良好，没种上庄稼的地里，几个男孩子在玩投老鸹窝的游戏。天空湛蓝湛蓝的，飘着几朵洁白的云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齐中培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以此来表达他心中的喜悦。

父亲早已在街口等着三儿子一家子的归来，旁边还有两位老年人。齐中培难以自已，发出了心底的最强音：父老乡亲们，我齐中培回来啦——那是男子汉喊出的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久久地在留村街上回荡。似乎是宣告了一个“人斗人、人整人”时代的结束，一个“发家致富”新时代的开始。

                      尾声

我认识齐中培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他住在城里安庄村的一处平房里，一个宽敞的院子，热热闹闹的一个大家庭。一家人的户口也从留村迁到安庄村，来后一开始是做轮胎修理，后来又给一家知名的电缆厂做推销。从乡下搬到城里，还能盖上一处房子，说明他们家已经很富有了。我当时再想，假如社会再来一次“平分”，给齐中培划成一个地主成分，一点都不会冤枉。

家最吸引我的是书房里摆着好多自学考试的书。有《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以及《逻辑学》等课程的读本。我翻了翻那些书，上面都有勾画的痕迹。他又递给我一摞日记本，上面都是读书笔记，说这是他自修的《河北政法的自学考试》课程，我几乎不大相信，他一个农民，一个有了四个孩子的父亲，竟然也赶起了时髦?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学习的热潮，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一些大专院校，电视大学从在职的人员开始招生，河北省教育厅还开办了自学考试，所开设的专业内容考试全部及格后，由河北省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在职的工作人员，拿到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单位会长一级工资，因此，参加各种成人考试年轻人很多的，我属于其中脱产学习者之一。

齐中培已经人到中年，又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参加成人高考的学习，难道他也是为了拿一个大专学历？他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道，我就是喜欢学习，咱连初中都没上过，只是为了把过去耽误的时光想找回来，真正地学一些有用的知识。我写了一些笔记，该背的重点都背了下来，并不是为了文凭而文凭。其次，齐中培还参加了《中国推销员函授学院》二年的学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让他完成了《推销的策略和技巧》一书。该书的出版，也付出很大的心血和汗水，也可想象出他那坚强的学习毅力，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多子多孙是中国农民的老传统。齐中培养育了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儿女们都是大学毕业，有一个还是研究生。如今，大女儿在市里一家幼儿园当院长，二女儿在一家信用社当主任，三女儿在一所重点高中当老师，四女儿落户到北京，在一家医院当医生，两个儿子分别在杭州和成都，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后来生的两个儿子，赶上了计划生育，没少给国家交罚款。

“岁月赠我两鬓霜，红尘赐我一身伤，尝遍人间冷暖苦，衰颜依旧笑夕阳。”这几句诗是对齐中培一生的最好概括。

岁月不饶人，齐中培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无情的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剥掉了他原来整齐的牙齿，背也有些驮了，精神头儿还很足，整天下下棋，刷刷手机，过着悠哉游哉的幸福日子。我家亲戚中闯关东的三个表叔，二表叔比他大，另外的两个都比他小几岁，但都早已不在人世。齐中培马上就要七十八周岁了，他这个地主的儿子，闯关东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身体还那么健康和硬朗，真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好事。

夜已经很深了，敲打完以上的文字，有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

文安是我的故乡，任丘是工作的地方，我生活的这片土地，历史上称为燕南赵北之地，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我不善于交际，不喜欢应酬，社会交往面并不广，但也认识了十多个闯关东的汉子，成分好的有两个，其中一个是我的文友李仲林，已经作古，他是清朝文学家李中简的后代，因为喜欢写作，二十多岁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只好下了关东，改革开放后才带着老婆孩子回到故乡。另一个曾是市政府办的一位领导，他兄弟们多，常年在生产队当社员，饭都吃不饱，后来下了关东，恢复高考后，考上一所东北的师范学校，毕业后才调回故乡。其他闯关东的，跟齐中培一样，都是地主富农的后代。我对那些敢闯关东的人充满着敬意，他们的胆识和气魄，谱写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曲悲歌，不至于像一些人，没有姐妹给换媳妇，错过了最佳年龄，孤独终老。

闯关东的那些人，年龄最小的，如今也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就像这深秋挂在树上的黄叶，一天比一天地减少了，我愿他们逝者安息，生者长寿！

         2025年11月1日 第一稿

         2025年11月11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