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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的诗歌艺术
与被神化的人生
黄汉忠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刘伯温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生于元明更迭的历史夹缝中，其历史形象始终处于“人”与“神”的张力之间。作为明初“开国文臣之首”，他既是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一位以笔为史、以诗明志的文学家；而在后世演义与民间传说中，他逐渐被塑造成能掐会算、未卜先知的“半仙”，其真实的人生轨迹与文学成就反而被神话的迷雾所遮蔽。
一、 刘伯温的起伏生平
刘伯温的正名其实是刘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的公元1311年，卒于1375年，“伯温”是他的字，籍贯浙江青田（今属浙江文成）。因此他又被世称为“刘青田”、“刘诚意”、“刘文成”，是元末明初政治家与军事家，明朝开国元勋，和“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据《明史·刘基传》记载：“基幼颖异，其师郑复初谓其父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矣。’”他博览群书，不仅通晓经史子集，还涉猎天文、历法、兵法等实用之学，这既为其日后的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基础，也为他日后被神话提供了传说土壤。
刘伯温的生平充满矛盾与转折。在元顺帝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伯温考中进士。此时的元朝为外族征服汉人所建立与统治，其学习汉制到科举制度虽为汉人提供了晋升通道，但民族歧视与政治腐败根深蒂固。刘伯温早年迎合依附元朝外族统治者，进入科考进身通道，初授江西高安县丞（正八品），《明史》载其在任期间，颇有惩豪强、平冤狱，刚正的风范。
但在元末官场的黑暗中，他一方面极力迎合元朝外族统治者以获得官职，一方面又想有所作为，却始终只能在被任用又被排斥辞官中徘徊，在低阶官员中起落。他在第一次辞官后，曾短暂出任过江浙儒学副提举，后因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未果，又再次弃官。此后十余年，他隐居青田，完成了《郁离子》等理学著作撰写，同时创作了大量诗文。
这一时期，正逢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等义军势力纷起，元朝统治已摇摇欲坠。但刘伯温由于盲目忠君与建立功业的思想，一方面在隐居山林时，写下《古戍》《北风行》等反映历史真实的诗作，诸如《古戍》的“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直接点出乱世的残酷；在《北风行》中的“将军玉帐貂鼠衣，士卒短褐边风悲”，则揭露了元廷军队的不平等现状。但另一方面，刘伯温在这段时期，却又受邀主动组织武装为元廷镇压义军。
《明史·刘基传》曾记载：“方国珍起海上，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基，基议筑庆元诸城以逼贼，国珍气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儿招谕国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国珍惧，厚赂基。基不受。国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贿用事者。遂诏抚国珍，授以官，而责基擅威福。基遂弃官还青田。”
刘伯温在被元廷外族统治者歧视排挤的情况下，仍愿意卖力帮助元廷镇压农民起义的动机，一方面是以“忠君”思想无是非地迎合外族统治势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维护秩序”的阶级利益立场。在他看来，方国珍等义军是“首乱”，违背了“天理”，必须坚决剿灭。
这段主动投靠外族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的经历，在后世神化叙事中常被刻意淡化，但从原始史料来看，刘伯温镇压义军，结局并不好。《明史·刘基传》记载元廷“不能用其策”，致使镇压义军失败，让他不满，加上觉得“天下将乱”，遂转而与元廷分道扬镳，接受朱元璋的邀请。
这是刘伯温人生中期的一个很大转变，那就是从敌视农民起义军，转变为辅佐朱元璋参与农民起义，建立功勋，成了明朝的开国功臣。那是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攻克金华时，听闻刘伯温有才名，遣使厚礼聘请。此时的朱元璋虽势力尚弱，但军纪较为严明、知人善任，让刘伯温看到了“重建天理秩序”的希望，遂决定参加。《明史》对此记载：“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
在辅佐朱元璋期间，刘伯温展现出卓越的军事与政治才能。他提出“先灭陈友谅，后取张士诚”的战略方针，为朱元璋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在鄱阳湖之战中，他“屡出奇策”，助朱元璋击败陈友谅，成为开国重要功臣。《明实录·太祖实录》记载：“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
这一时期的刘伯温，诗歌创作也随之更添济世豪情。他在《古戍》中写道：“古戍连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迥云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其末两句以寒梅象征希望，体现诗人对未来的信心。回顾他此前所作的《题太公钓渭图》：“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浮云看富贵，流水淡须眉。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其“直钩钓国”的意象，都是其“待时守道”抱负、对未来满怀信心的写照——姜太公等待周文王，正如他等待朱元璋，终得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他对开国立业建功的憧憬。
但可惜的是，刘伯温在功成身退后，仍经受了晚年悲剧。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伯温被封为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相较于其他功臣的封公封侯，这份待遇略显微薄，也预示了他晚年的命运。《明史》载：“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多次请求辞官归隐，最终于洪武四年（1371年）获准回乡。但即便退隐，刘伯温仍未能摆脱政治斗争的漩涡。丞相胡惟庸与他素有嫌隙，诬陷其“欲图不轨”，称其家乡青田有“王气”。朱元璋闻言后对刘伯温心生忌惮。
《明史》甚至有这样的相关记载：“帝遣使者护归，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关于刘伯温的死因，虽无确凿证据证明是胡惟庸下毒，但与朱元璋的猜忌、胡惟庸的迫害密切相关，其晚年的悲凉，正是明初政治残酷性的缩影。
这段生平，曾在后世演义中被改编为“刘伯温功成身退、仙风道骨”的神话叙事。但原始史料揭示的，却是一位功臣在皇权高压下的无奈与悲剧。他的人生轨迹，始终围绕着“功业理想”与“乱世现实”的冲突之中，这也成为了其诗歌创作的重要核心主题。
二、 刘伯温的诗歌代表作及其与生平的呼应
刘伯温的诗歌，曾与宋濂、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在词作方面，刘基的《写情集》收词223首，抒写忧世拯民之心，被誉为明词大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其词“非季迪（高启）、孟载（杨基）诸人所敢望也”。
明代诗论家王世贞还认为，明初重要的诗歌作家就是高启和刘基二人。刘基的诗歌摹古而有自得，格调高古，在明代诗坛具有开风气的作用。他的讽谕诗情绪激昂，风格雄浑苍凉，而写景怀诗则感情郁闷，风格纤丽婉约；《遣兴六首》多抒发归隐时的闲适感怀之情，风格幽远清淡。
刘伯温的诗歌具有多元化的风格，丰富多变，主要有以下几类：沉郁凝重：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忧时痛国之情，如《感兴七首》等，风格雄浑苍凉，被誉为“诗史”；奇谲瑰丽：以《二鬼》为代表的长篇神话诗，想象奇特，语言瑰丽，气势恢宏；纤丽婉约：写景怀诗感情郁闷，风格纤丽婉约；流丽天然：乐府诗语言浅显通达，感情朴素真挚，如《懊侬歌》颇具民歌风味；还有《遣兴六首》，多抒发归隐时的闲适感怀之情，风格幽远清淡。
刘伯温的诗歌之所以能在元末明初文坛独树一帜，除了他早年读书积累的艺术功力以外，其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与自己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活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
在辅佐朱元璋开国及明朝初仕期，刘伯温投身朱元璋阵营后，诗作中既有对开国事业的热忱，也开始隐约透露出对功名仕途的复杂心境。如在《古戍》中他写道：“古戍连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描绘了元末社会动荡、战火连绵、民生凋敝的历史图景；而诗末的“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又以顽强的野梅象征了在乱世中不屈的生命力与希望，体现了诗人对未来的信念。如在《五月十九日大雨》中，前两句“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声”描绘了夏日暴雨的狂暴，象征的是元末明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与战乱。后两句“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笔锋一转，雨过天晴，万物复苏，生灵欢腾，表达了诗人相信动荡终将过去，一个崭新、充满生机的时代必将到来的信念。在《北风行》中，他通过“城外萧萧北风起，城上健儿吹落耳”的戍边艰辛与“将军玉帐貂鼠衣，手持酒杯看雪飞”的将领享乐形成尖锐对比，深刻地揭露了边将狂欢滥饮的特权腐败与将士苦乐不均的现实，体现了刘伯温对底层士卒的同情和对当权者昏聩的忧思批判。
在刘伯温的晚年归隐期，此时明朝已建立，他因遭朱元璋猜忌和权臣胡惟庸排挤而选择归隐。他此时的诗风趋于超然、淡泊，但也常蕴含看透功名、感慨人生虚幻的复杂情绪，间或流露出忧惧。如《绝句·人生无百岁》，其思想深刻，普遍被认为是刘伯温对生命与功业的终极思考。诗曰：“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古来英雄士，各已归山河”。诗以冷峻的笔调指出人生短暂，即便是古来英雄也终将归于“山河”。这反映了刘伯温思想中超脱、虚无乃至带有一些悲观色彩的人生观，也体现了他对历史兴亡和个体命运局限性的深刻洞察。在辅佐朱元璋成就帝业后遭遇猜忌，这种“英雄终归尘土”的感悟，或许也包含着他看透权力纷争后的复杂心境。在《无题绝句二首·其一》中他写道：“花自飘零水自流，无情有恨月如钩。十年一枕三更梦，赢得风烟满地愁”。“十年一枕三更梦”极有可能指的就是他辅佐朱元璋打天下及在明初为官的这段漫长而惊心动魄的经历。“赢得风烟满地愁”则深刻反映了刘伯温在明朝建立后，面对官场倾轧、朱元璋的猜忌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所产生的巨大失落、疲惫和忧惧心理。此诗应是其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将一生的奋斗视为一场虚空，只剩下无尽的愁绪。在《辞职自遣》中：“买条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吏为官皆是梦，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诗中“为吏为官皆是梦”一句，是其晚年对仕宦生涯的总结，视半生功业为虚幻。“买条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则表达了对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然而，“世间百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也流露出对自身价值被忽视、才华随年老而“贬值”的愤懑与自嘲，藏尽政治失意的无奈。
刘伯温的诗作，可谓其一生坎坷经历与复杂心境的真实缩影。
三、刘伯温诗歌多元融合的艺术成就
刘伯温的艺术成就，后世多有推崇。他在作品中融合了唐诗的雄浑、宋词的婉约、元曲的通俗，艺术手法丰富多样，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艺术风格，在元末明初的文坛上独树一帜。结合其代表作，从艺术手法、风格特质、语言特色三个维度，可清晰见其艺术成就。
他的诗歌善用多种艺术手法，尤其是对比、象征、典故与意象群的运用，使其意境深远、表现力极强。
他常用对比手法，强化矛盾与批判力度。在《北风行》中，通过“城上健儿吹落耳”与“将军玉帐貂鼠衣”的对比，将士卒的苦寒与将军的安逸推向极致，批判力度十足；在《感时述事十首·其七》中，化用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通过“富家厨内肉成山，贫家甑中尘满案”的贫富差距对比，揭露了社会的不公。这种对比并非简单的并列，而是通过矛盾的呈现，使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对于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刘伯温的诗歌含蓄深沉，耐人寻味。他常用自然意象象征社会现象或人生境遇：“龙”象征皇权或英雄人物，《五月十九日大雨》中的“龙”既指暴雨的狂暴，也暗喻乱世中的强权；“野梅”象征坚韧不拔的人格，《古戍》中的野梅在战火中绽放，是诗人自身风骨的写照；“风雨”象征乱世，《菩萨蛮·越城晚眺》中“雨霁江空烟水寒”的风雨，暗喻元末的动荡。这些象征意象的运用，使诗歌超越了具体的事件与场景，上升到哲学与人生的高度。
刘伯温博览群书，诗歌中典故的运用信手拈来，既增强了文化底蕴，又使情感表达更为含蓄。《题太公钓渭图》借姜太公垂钓的典故，寄托自身“待时守道”的抱负；《眼儿媚·秋思》中“武陵溪上桃花路”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象征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感怀》中“渭水钓鱼人，傅岩筑墙夫”，用姜太公、傅说的典故，表达对明主的期盼。这些典故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与诗歌的主题、情感高度契合，使诗歌在有限的篇幅内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
刘伯温善于构建意象群，通过多个相关意象的组合，营造出多层次的意境。《菩萨蛮·越城晚眺》中，“雨霁云开”“湖波树影”“征鸿残霞”“月上海门”等意象，从近到远、从白昼到黑夜，构建出恢弘而寂寥的时空画卷，表达了对江山永恒、人生短暂的慨叹；《古戍》中“古戍”“连山火”“新城”“笳声”“虎豹”“桑麻”“野梅”等意象，组合成一幅战乱与生机并存的画面，体现了“天理不灭”的理学思想。意象群的运用，使诗歌的意境更为开阔，情感更为深沉。
刘伯温的诗歌语言，则兼具凝练性、传神性与通俗性，既符合文人诗歌的雅正，又不失民间文学的鲜活，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
他的诗歌语言极为精炼，往往用极简的文字表达丰富的内涵，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绝句·人生无百岁》中“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仅十字，便直击生命有限的终极命题，引发对人生价值的深思；《漫成》中“良辰不再得”一句，简洁直白却意蕴绵长，道尽时光流逝的怅惘。这种凝练性，既源于诗人深厚的文字功底，也与理学“删繁就简”的思维方式有关——剔除冗余，直指核心，使诗歌语言更具穿透力。
刘伯温善于运用精准的动词、形容词，使诗歌画面感极强，如在眼前。《北风行》中“城上健儿吹落耳”的“吹落”二字，以夸张的手法写出北风的凛冽与将士的苦寒，传神至极；《古戍》中“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的“烧”字，既写出了战火的残酷，又凸显了野梅的坚韧，一字千金；《五月十九日大雨》中“云压轻雷殷地声”的“压”字，形象地写出了乌云的厚重与雷声的沉闷，营造出压抑的氛围。这些传神的文字，使诗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
他的诗歌虽为文人之作，却不晦涩难懂，反而兼具雅正与通俗的特点，尤其在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中，常用民间口语，贴近现实。《感时述事十首·其五》中“官租私债还未足，目送西日归山隈”，语言通俗直白，如话家常，却深刻揭示了农民的困苦；《北风行》中“江南粟米贵如珠，江北粟米贱如土”，用对比鲜明的通俗语言，揭露了社会的不公。这种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使诗歌既能被文人雅士欣赏，又能被普通百姓理解，增强了诗歌的传播力与现实意义。
由于刘伯温诗作在题材内容、思想感情、艺术手法和语言上都比较多元丰富，因此形成的诗歌风格也并非单一，而是兼具雄浑悲慨、清新灵动、婉约缠绵等多种特质。
雄浑悲慨是刘伯温诗歌的主流风格，尤其是在描写乱世疮痍、抒发家国之忧时，更显其沉郁顿挫。《古戍》中“古戍连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开篇便勾勒出战火连绵、山河破碎的苍凉景象，“连山火”“殷地笳”的听觉与视觉冲击，营造出雄浑悲壮的意境；《感时述事十首·其一》中“中原杀气盛，胡马犯边尘。白骨霜飞露，青燐夜照人”，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字里行间满是悲怆。这种风格继承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将个人情感与时代命运紧密结合，形成了“诗史”般的厚重感。
除了雄浑悲慨，刘伯温的诗歌也不乏清新灵动之作，尤其是在描写自然景物、抒发闲适情怀时，展现出与雄浑风格截然不同的灵动之美。《五月十九日大雨》的结尾“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暴雨过后，青草鲜嫩，蛙鸣阵阵，画面清新明快，充满生机与活力，仿佛能让人嗅到雨后泥土的芬芳；《绝句·其二》中“东风吹醒桃花梦，依旧青山绿水多”，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勾勒出春日美景，桃花绽放、青山绿水，意境清新脱俗，尽显自然之趣。
这类诗作往往以白描手法为主，语言简练而传神，不事雕琢却意蕴悠长。《漫成》中“江烟漠漠雨疏疏，两岸莺啼绿树舒”，仅用“漠漠江烟”“疏疏细雨”“莺啼绿树”几个意象，便勾勒出一幅江南春日烟雨图，清新灵动，沁人心脾。这种风格的形成，既源于诗人对自然的细腻观察，也得益于理学“格物致知”的认知方式——在探究自然之美的过程中，体悟“天理”的和谐与灵动，使诗歌呈现出纯粹而鲜活的生命力。
刘伯温的诗歌，也并非一味沉郁或雄浑，其中不乏婉约缠绵之作。尤其是他在抒写离愁别绪、个人情怀时，展现出了细腻敏感的情感世界。《眼儿媚·秋思》是其婉约词的代表作：“萋萋芳草迷远道，万点栖鸦，一池秋水，满地黄花。小楼独倚，孤灯明灭，泪湿罗裳。相思何处？武陵溪上桃花路，相思隔水烟霞。”上片以“芳草”“栖鸦”“秋水”“黄花”等萧瑟意象，构建出孤寂的秋境，烘托出词人的离愁；下片“小楼独倚”“泪湿罗裳”直抒胸臆，将思念之情推向极致，结尾“武陵溪上桃花路”的遐想，又为情感增添了一丝朦胧之美。
另一首《菩萨蛮·越城晚眺》虽意境恢弘，却也暗含婉约之情：“雨霁江空烟水寒，征鸿过尽，落日残霞敛。湖光山色连天远，海门明月上东山。”雨霁江空、征鸿残霞、明月东山，看似写景，实则寄寓着词人对人生漂泊的感慨与对故乡的思念，“烟水寒”的清冷、“征鸿过尽”的寂寥，都透着婉约缠绵的情愫。这种风格继承了宋词的雅韵，尤其是秦观、李清照的婉约词风，却又融入了易代文人的苍茫感，使情感表达更为深沉复杂。
四、 刘伯温诗歌中的理学思想影响
研究刘伯温的诗歌，不得不注意到其理学影响的内在色彩。刘伯温生于理学发展历程中的元末明初，他作为宋明理学在元末的重要传承者，表现出了将程朱理学的“天理”“民本”“忠义”等核心观念融入诗歌的特点。这使其诗作不但具有艺术价值，而且承载了他的某些哲学思考与政治理想。
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认为通过探究事物的本质，可以领悟“天理”。刘伯温将这种认知方式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使其写景、咏物皆具深意，而非单纯的描摹。
在《五月十九日大雨》中，“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声”的狂暴景象，既是夏日暴雨的真实描摹，更隐喻元末战乱频仍、社会秩序崩塌的动荡时局；“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的清新生机，则对应着乱世过后秩序重建的愿景。作为深受理学熏陶的士人，刘伯温通过自然景象的更迭，暗合其“乱世至极必趋治”的认知——这种对“治世可期”的笃定，是理学士人“以道济时”信念的自然流露。
又如《古戍》中的“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野梅在战火中顽强生长，并非单纯的自然意象，而是“天理不灭”的象征。理学认为，“天理”是永恒的，即便世事纷乱，“理”仍存在于万物之中。刘伯温通过“格”野梅的坚韧，领悟到“生机永存”的天理，使诗歌在悲凉中透出希望，体现了理学士人的理想与乐观。
理学强调“民为邦本”，认为君主的统治必须顺应民心，否则便违背“天理”。刘伯温一生坚守这一理念，其诗歌中充满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与对政治腐败的批判，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
《北风行》是其批判现实的代表作：“城外萧萧北风起，城上健儿吹落耳。将军玉帐貂鼠衣，士卒短褐边风悲。江南粟米贵如珠，江北粟米贱如土。民人避乱多在山，官府催租急如虎。”诗歌通过四层对比：将士的苦寒与将军的安逸、江南与江北的粮价差异、百姓避乱与官府催租的矛盾，深刻揭露了元末社会的不公。从理学视角来看，这种不公正是“失理”的表现——将军漠视士卒、官府压榨百姓，违背了“君仁臣义、官爱民顺”的天理，因此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刘伯温的批判，并非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基于理学“正名定分”的政治理想，呼吁重建符合天理的社会秩序。
另一首《感时述事十首·其五》中，“农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风尽劳瘁。官租私债还未足，目送西日归山隈”，描写了农民的辛劳与困苦。诗歌结尾“但恨不逢尧舜世，耕田凿井安无虞”，直接表达了对“有道之世”的向往——所谓“尧舜世”，正是理学所倡导的“君明臣贤、民安其业”的理想社会，体现了刘伯温“为生民立命”的理学担当。
理学强调“忠义”，认为士人应坚守道德操守，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应践行“道”的追求。刘伯温的诗歌，始终贯穿着这种“忠义守道”的人格情怀。
早年效力元廷时，他虽效力元廷统治者，但也不满官场腐败，仍坚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操守，《感怀》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句子，正是其忠义思想的体现。即便后来弃元投朱，他也自认并非“背主求荣”，而是认为元朝已“失道”，朱元璋的崛起符合“天理”，因此“良禽择木而栖”，是对“忠义”的另一种践行。《题太公钓渭图》中，他借姜太公“待时守道”的典故，表明自己的选择并非投机，而是对“道”的坚守——只有遇到明主，才能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
晚年退隐后，刘伯温的诗歌更添淡泊与坚守。《遣兴》中“一炷清香一卷书，此身安处是吾庐。绿槐翠柏宜长日，门外何须长者车 ”；《绝句.人生无百岁》中“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古来英雄士，各已归山河”，看似超脱，实则是对“忠义”的升华——他不再执着于功名，而是坚守内心的“道”，即便遭遇政治迫害，也始终保持人格的独立。这种坚守，正是理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的体现。
五、 神化解构，从“半仙”到“凡人”的历史还原
我们谈刘伯温诗歌，要窥其真貌，就不得不面对历史上刘伯温被后世神化这一特殊现象。刘伯温的被神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从明清时期的《英烈传》《烧饼歌》，到民间传说中的“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他的形象逐渐脱离历史本真，成为一个能掐会算、未卜先知，甚至能准确预言后世、神乎其技的“超神”。然而，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烧饼歌》为刘伯温本人所写，而其中的预言事例也明显是后人用“已发生的事实”去附会编造歌谣；而《英烈传》写刘伯温呼风唤雨，明显是借鉴了《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借东风的手法，而把刘伯温写成了低配版的诸葛亮。结合原始史料与历史语境，我们不难发现，这场神化背后，既有政治需求的推动，也有民间文化的建构，更有其自身经历的“传奇性”作为基础。
神化的起源，政治需求与文化建构。刘伯温的神化，最早始于明初的政治宣传。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需要塑造开国功臣的完美形象，以巩固统治、教化百姓。刘伯温作为“开国文臣之首”，兼具谋略与文才，自然成为重点塑造的对象。《明史·刘基传》中“料事如神”“屡出奇策”的记载，虽以某些史实为例，但也不乏夸大成分——如鄱阳湖之战中“基请移军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友谅走死”，将战争胜利归功于刘伯温的“占卜”，实则是其战略眼光与军事才能的体现，却被赋予了“神异”色彩。
另外，明初的文人集团也对刘伯温进行了颂扬。宋濂、高启等文人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传记中，极力渲染其“聪慧过人”“通晓天文”的特质，将其塑造为“理学完人”与“智慧化身”。这种颂扬，既出于对刘伯温才华与品格的敬佩，也暗含着文人集团对自身价值的期许——希望通过塑造刘伯温的形象，彰显士人的“经世致用”之能。
民间文化的建构，更是将刘伯温的神化推向高潮。明清时期，通俗文学兴起，《英烈传》等小说将刘伯温描绘成能呼风唤雨、未卜先知的“半仙”，甚至附会出《烧饼歌》《推背图》等预言作品，称其能预测明朝兴衰。这些传说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们满足了百姓对“智慧英雄”的向往——在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渴望有一位无所不能的智者来主持公道、带来安宁，而刘伯温的经历恰好为这种向往提供了载体。
神化的内核，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交织。刘伯温的神化，并非完全凭空捏造，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真实基础之上。他确实通晓天文历法，《明史》载其“尤精象纬之学”，在辅佐朱元璋期间，曾多次根据天文现象提出战略建议，如“荧惑守心”时劝朱元璋避祸，虽有迷信成分，却也体现了其对天文知识的运用；他确实谋略过人，“先灭陈友谅，后取张士诚”的战略方针，展现了其卓越的政治眼光；他确实文才出众，诗歌与散文成就极高，是元末明初文坛的领袖人物。
但神化过程中，这些真实的特质被无限放大，甚至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色彩。例如，他通晓天文被演绎为“能掐会算”，谋略过人被演绎为“未卜先知”，文才出众被演绎为“下笔成谶”。《烧饼歌》中“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的预言，被附会为刘伯温预测到燕王朱棣篡位，实则是后世文人根据历史事件编造的，与刘伯温无关。这种艺术虚构，使刘伯温的形象逐渐脱离历史本真，成为一个符号化的“神”。
历史还原，刘伯温的“凡人”特质与局限。剥去神化的外衣，刘伯温其实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局限的“凡人”。他的优点极为突出——刚正、才华横溢、心怀天下，始终坚守理学理想，为明朝的建立与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也有明显的局限，尤其是在政治斗争中，缺乏圆滑变通的能力，以及对自己政治未来的预判，最终导致了晚年的悲剧。
《明史》载其“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这种刚直的性格，使他在官场中树敌颇多。在明初的丞相之争中，他反对胡惟庸担任丞相，直言其“小人得志，必为国患”，虽眼光独到，却也激化了与胡惟庸的矛盾；他与李善长等功臣也存在政见分歧，多次发生冲突。这种“不懂变通”的性格，在皇权至上的明初政治环境中，无疑是危险的——朱元璋防范功臣异心，而刘伯温的刚直，恰好给了政敌攻击他的口实，最终导致他被诬陷、遭猜忌，忧愤而终。
此外，刘伯温早年效力元廷、镇压义军的经历，迹类现代“汉奸”与伪军，也体现了他作为“凡人”的历史局限。在“华夷之辨”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他为异族政权效力，虽有时代背景的因素，但也反映了其早期思想的功利性——而且他最初并未意识到元朝的腐朽已不可逆转，仍试图通过“忠君”仕途，挽狂澜于既倒，直到多次碰壁后，才彻底与元廷决裂。后世的神化叙事刻意回避了这一点，将其塑造成“天生反元”的忠义化身，实则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辩证评价，功过并存的历史定位。评价刘伯温，必须摆脱“神化”成分，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其功过是非。他既是元末明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一位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抉择的普通士人；他的诗歌成就与政治功绩值得肯定，他的历史局限与人生缺憾也不应回避。
刘伯温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与文学三个方面。在政治上，他辅佐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如严明军纪、整饬吏治、轻徭薄赋等，为明朝的建立与稳定奠定了基础；他主持编纂《大明律》，强调“明刑弼教”，体现了理学“礼法并用”的治国思想，对后世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军事上，他提出“先灭陈友谅，后取张士诚”的战略方针，助朱元璋统一江南；在鄱阳湖之战、平定张士诚等战役中，他屡出奇策，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是明朝开国的重要功臣。
在文学上，他的诗歌成就很高，是元末明初文坛的领袖人物。其诗作思想深刻，艺术精到，既记录了乱世疮痍，又寄托了理学理想，兼具“诗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他的散文《郁离子》，以寓言的形式阐述理学思想与政治主张，语言犀利，寓意深远，对后世散文创作影响颇大。此外，他还推动了明初文化教育的发展，主张“兴学校、育人才”，为明朝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化人才。
但也无法回避他的历史局限。刘伯温的历史局限，主要体现在思想与政治两个方面。在思想上，他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虽然理学思想为其诗歌创作与政治实践提供了指导，但也存在一定的保守性——他将“天理”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缺乏对社会变革的深刻认识；他的“华夷之辨”观念虽不如传统士人极端，这也是他早年效力元廷、后来又弃元投朱的重要思想根源。
在政治上，他的刚直性格使他在官场中屡屡受挫，最终导致晚年悲剧；他虽然谋略过人，但在皇权高压下，缺乏自保意识，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此外，他早年镇压义军的行为，虽然有时代背景的因素，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确实阻碍了反元起义的进程，这也是其人生中无法回避的缺憾。
刘伯温的一生，是元末明初时代变迁的缩影；他的诗歌，是理学思想与时代沧桑的结晶；他的神化，是政治需求与民间想象的产物。作为政治家与军事家，他辅佐朱元璋开创大明基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作为文学家，他以笔为史，书写时代悲歌与人生哲思，成就了不朽的文学经典；作为历史人物，他有优点也有局限，有辉煌也有缺憾，是一位真实、立体的“凡人”。
褪去神化的光环，刘伯温的形象并未褪色，反而更加鲜活——他的诗歌如“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他的人生如风雨过后初现的晨光，在乱世的挣扎与抉择中，彰显了理学士人的风骨与担当。他告诉我们，伟大的历史人物并非完美无缺，他们的局限与缺憾，恰恰是其人性的体现；而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才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传承的财富。
2025.11.7 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