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一篇：血红的纪念
收藏界老一辈都认可，老夫酷爱收藏，玉器杂项、文房用品珍稀宝重者。所著《打捞岁月》之一、之二，《清玩追绝响》等等皆有详述。殊不知，老夫尤其看重历史文化，殊为珍重纸质历史文献和“红色收藏”，曾被湖南红色收藏委员会授予“红色收藏家”荣誉称号。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的红色收藏品，它们是血染的纪念，它们驮负的惊天怒吼，今日仍感天动地。
湘鄂边苏维埃政府印
1929年初夏，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传奇人物贺龙，率所部红军进到湖南、湖北相邻的湖北鹤峰县，1930年在鹤峰五里坪创建湘鄂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次年初，红二军在五里坪组建包括湖北宜章长阳、五峰、鹤峰和紧邻鹤峰的湖南贺龙家乡桑植、石门在内的苏维埃共和国“联县”政府，所属党、政、军机构甚至各群众团体，在五里坪驻留了五年之久。
20年前，“湘鄂边苏维埃政府印”（图一），出现在紧邻鹤峰的湖南平江古玩啇贩手上。印为硬木雕刻，印面方正，印泥缸放置木印。印面楷书“湘鄂边苏维埃政府印”，字体工整方正，雕刻深峻严谨，刀凿痕迹清晰。平江古玩啇人在湖南是有名的，上世纪90年代早中期，长沙清水塘古玩集市的古玩啇贩，平江人几乎占了三分之一。他们活跃在湘鄂贑边区“剷地皮”，发现了许多几乎要被湮没的革命文物，为保护革命文物做出了贡献。“湘鄂边苏维埃政府印”出现在他们手上，毫不意外。
章体为木质本色，印泥缸（亦作盒套）为整段木材挖空而成，着红色大漆（即国漆），必是使用频繁，大漆已见自然磨损，木质亦已老旧（图二）。
极有意思的是，盒套内仍保存有贴底海棉一块，是当年吸留“印泥”替代品的。但进入我的独羊居都已近30春秋，仍能嗅到海棉散发的煤油气味。当年，身处湘鄂边丛山峻岭之中，弄到正规印泥是比较困难的，用海棉倒入调有少许煤油的红墨水作替代品，是民间的简易“土方”。
人工合成海棉始于1941年，但民间使用天然海棉的历史，却可以追朔到公元前的古罗马时期，至今1000年以上。用作文房用品，则无法知道是谁的发明专利了。
当年红色政权经济拮据，使用海棉吸附红墨水替代印泥，合情合理。
湘鄂边苏维埃联县政府在鹤峰五里坪驻扎五个春夏秋冬，今日苏维埃政府旧址，仍然基本上保持着原貌，在向八方来客叙说着它昔日的荣光。
综上所述，“湘鄂边苏维埃政府印”，既可能是1930年贺龙在鹤峰五里坪创建湘鄂边苏维埃政府时使用过的印鉴，亦可能是1931年4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南、湖北交界处的五峰县成立湘鄂边联县苏维埃政府时使用的印鉴。
“湘鄂边苏维埃政府印”是湘鄂边革命斗争的历史见证，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強成长旅程的一个脚印。它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至今已近百年历史，殊为不易。
李白烈士家书
获得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白烈士家书，既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惊喜。
记得10多年前的那个清晨，正在清水塘古玩集市地摊群中巡回，忽听有个浏阳人的大嗓门高喊：“ ‘永不消逝的电波’烈士李白写给家里的信啰！烈士李白写给家里的信啰！”循声望去，那人站在集市那头的窗前，手中挥动一个信封。不一会，有两人近前去看。老夫好奇，李白是浏阳人，难道果真是李白的家书？于是快步走去。
那两人从浏阳人手中接过信封，抽出信纸，只瞥一眼，塞进信封。说，哪里是什么烈士的信啰，揭下信封上的邮票问：“邮票倒是民国的，多少钱？”讨价还价，买下，走了。
我要过信封细看，典型的民国时期形制，写的一手漂亮的墨笔行书，寄出地址为上海，正是李白设立地下电台的地方，寄达地为浏阳张家坊，正是李白的家乡（图三）。
小心抽出信纸，虽己虫融水渍有些残损，主要内容尚能清楚阅读。信为两纸，一为钢笔，一手好楷书，隽秀纤细，用暗语书写重点内容，落款“男初、白，媳忠”。一为铅笔书写，一纸正反两面，字迹密密麻麻，落款“媳忠”。细读墨笔书写的一页内容，心中己有七八分认定確是李白家书。谁知一间价，浏阳人懵懵懂懂，卖邮票的钱己回本了，你给15元吧。
我大感意外，立即付款，匆匆离开，打道回府。
回家第一件事，自然是找出李白在上海工作和被捕牺牲的历史记述，参照着细读信文了。
墨笔所书全文是“父亲大人：相隔约莫有九月余没有写信给大人，其中慧忠写给大人的信有XXXX（字迹漫漶虫融），二弟写给慧忠的信亦有几封，我现在（指出狱后）都己阅读过。男自去年阴历八月十五身患传染恶疾（指被日本密探发现），当被強迫入院（指被捕）。后经此间兄弟百殷援救（指地下党组织营救），XXXXX（字迹漫漶虫融）本年现己出院（指出狱）。男与慧忠不久或将回家疗病（指养伤），现时正在想法能得一安全路线。不知是否可以做到，待后详告。余言不尽，谨祝。男白、初、媳慧叩。阴历四月初八于沪。” （图四）李白本名李华初，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时改名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用名李侠，妻子上海人，姓裘名慧忠。
根据内容和日期，立即断定，这是抗战时期李白在上海设立八路军秘密电台时，被日本宪兵侦缉队抓捕的那次被捕。
再读铅笔书写的一页正反面两封信，正面写给李白父亲，反面写给李白弟弟李华庆、李华详，是裘慧忠在李白被捕后寄出的亲笔信。细读内容，可以清晰地了解，信是李白“被強迫入院”以后发出的。写给李白父亲的信（图五），除陈述李白被捕己五个多月，多方打听，终于知道他被关押的地方，而终于被允许每周去探监一次。陈述李白被捕后家境如何艰难，她己去纺织厂做工，挣点钱，除家用，主要是去探监时带些可口饭菜、零食给李白补充营养，为他买几件换洗衣服。写给李白弟弟的信，则因为两位弟弟认为，哥哥因设立抗日地下电台被日本人逮捕，必是九死一生，嫂嫂独自生活太过艰难，劝他寻个人家另嫁。裘慧忠坚决拒绝，表示李白为抗日被捕，她会每周去探视，直到李白出狱（图六）。即使被杀害，她也永远不会再嫁的决心。
遗憾的是，李白从日本人监狱出来后，抗战胜利后，他恢复秘密电台，为解放战争搜集国民党的情报，被国民党侦缉队抓捕。此后，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但始终未吐露半点共产党的任何机密。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上海解放后，政府派人多方探听李白的下落，他的遗体被发现时，双脚仍载着沉重的生铁镣铐。
1958年，李白铁骨铮铮的英雄故事，被拍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放映后，李白宁为革命洒热血的默默奉献的革命精神，引起全社会的強烈反响。
李白烈士家书虽短，又多用暗语，其妻家书则详述李白被捕后，虽艰难苦楚而心更坚强的日常生活。反复阅读，尤其感受到革命先烈及其家人，为党为国家的解放事业默默奉献、舍生忘死精神的伟大。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竹雕笔筒
购获“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竹雕刻笔筒，同样是20多年前的事了。
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以后，为整肃军纪，1928年4月，制订并公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強调“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宣传建立融洽的军民关系，是革命军队的重要事项。其间几经修改，1947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形式，肯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解放军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出现在竹雕刻笔筒上（图七、图八、图九、图十、图十一），且娴熟地运用隶书，无疑是红军政工干部的一个重要创举。以往书在纸上，写在墙上，终不如摆在桌上。
“剷地皮”时发现它的，仍然是勤奋的平江古玩啇人。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竹雕刻笔筒落款为“红五军政治部，三十一年五月” （图十一）。从逻辑上推断，这个创举符合历史时序，是合情合理的。
红五军，是彭德怀1928年7月在湖南平江发动武装起义后改编的。10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一部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合，当年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的是吴溉之。1929年9月，重组红五军，吴溉之仍为政治部主任。1931年9月，红八军并入红五军，下辖三个师，吴溉之改任第一师政委。1932年，吴溉之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933年6月，红五军与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五军番号隨即取消。也就是说，1931年9月前，红五军政治部主任仍然是吴溉之。
吴溉之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吴溉之出生在平江县一啇人家庭，入平江培之学校就读。该校为华侨捐资创建，辛亥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多有关注。难得的是，该校特别重视艺术教育，尤其重视美术教育，经常邀请艺术界名人来校讲课。美术包括绘画、篆刻和书法，书法是必修课。吴溉之受其薰陶，能书隶书自然就不奇怪了。因此，竹雕刻笔筒上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字体为隶书，落款为“1931年5月政治部”。认定其为主任吴溉之认真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亲笔、亲书、亲手制作笔筒以作座右铭，便是顺其自然的事了。
建国后，吴溉之先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监委常委。当年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的昊溉之，亲书、亲刻的、早期“三大律，六项注意”竹雕刻笔筒，其历史文物价值，自然就非比寻常了。
《红色中华》报
许多年前，老夫在清水塘古玩市场逛地摊时，发现10多份《红色中华》报，大吃一惊。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此前一个月，端金成立红军印刷所，重点是为印刷《红色中华》服务，同时印刷包括11种邮票在内的苏维埃政府文件等。
1937年第325期《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但《红色中华》作为中国革命斗争史的见证者之一，它的革命历史文物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那日时候尚早，淘宝人却已摩肩接踵，但他们对纸质文献似乎没有兴趣，无人问津。老夫仔细审视，纸张己整体发黄，证明它问世时日不短，规格大约在70克（代表厚度），坚挺度较差，且即使不发黄，其白度也不是很好，显然不是复印用纸，可以认定是印刷用纸。老夫在报刊杂志社工作多年，印刷用纸和复印用纸基本上是分得清的。
于是全数买了下来，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红色中华》，一次性买到1932年8月4日对开2版、8月30日对开5版、9月6日对开5版，计对开12版（图十二）。
当日，可谓是惊喜若狂了。
《红色中华》是共产党的革命号角，是红色苏区军民的指路明灯，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党政军的指导性文书、苏维埃政府的日常工作、群众的拥军爱军状态、战场的胜利消息、红区白区的动态等等。8月4日仅对开一版，刊发了《全线红军继续胜利》《鄂豫皖红军第七次大胜利》《红军在武北大打胜仗》《赣东北红军大胜利》《宁都地方武装攻下观音寨》等文章。《红色中华》同时开辟副刊，刊发党政军民的文艺作品、文化动态。《红色中华》的声音贴近工农群众，订阅量很大，甚至超过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公报》，号召力很強。譬如，1934年9月8日《红色中华》刊文，号召为红军战士募捐20万双草鞋，广大群众积极响应，不到一个月，20万双草鞋如数募齐。
《红色中华》是国民党的肉中剌眼中钉，1935年红军长征离开苏区，在中央苏区出版的240期《红色中华》，几乎没有几份保存下来了。一次性发现10数张，简直是奇迹。
1937年1月，《红色中华》更名《新中华报》，完成了它的历史央命。
苏维埃革命互济会训令
训令，在汉语词汇中，即上级机构发布的命令性指示。该词条最早见于唐代律宗道宣所著《续高僧传》，是一种宗教语境中的命令告谕形式。现代社会延用于上级对下级的规范式命令或指示
老夫觅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贛省“革命互济会训令”一纸，对苏维埃政府的日常工作有了更多层次的理解。
1930年8月，湘鄂贛特委组建“中国革命互济会湘鄂赣边修水总会筹备处”，“互济会”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形式，隨即在各苏区广泛推广，区乡各级苏维埃“互济会”相继成立。有的“互济会”组织甚至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苏维埃“互济会”究竟做些什么工作，行使什么职权，仍然只是个概念，是比较模糊的。
老夫收藏着一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贛省革命互济会以告示形式，张贴的“革命互济会训令”，通篇细读，对苏维埃“互济会”便有了立体的认知。
其实，“训令”不单是上级对下级发布指导示和命令这么简单，它也是统帅发布命令的形容式之一。2018年，中央军委举行开训动员大会，媒体报道即用“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为标题。可见，训令是带有权威性的。
“革命互济会训令” （图十三）于1932年5月6日张贴，通篇250余字，墨笔楷书，繁体，民国时期格式，无标点符号。可惜揭下时过于粗鲁，撕碎了周边，又无知地用胶带粘合，给修复増添了困难。
此时正是井冈山第三次（1931年9月）反围剿斗争胜利后，国民党正调兵遣将准备再次进犯井冈山之际。红军各级指战员处于休整期间，“训令”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指示各级“互济会”，每星期六要组织人员帮助红军家属耕种“红军田”，积极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慰问队、洗衣队（图十四）、扫地队、宣传队等群众组织支援红军作战。同时，“训令”号召工农子弟积极参加红军，“到红军中去工作”。“训令”要求，“务须在三个月内一齐整备完毕”。同时，该“训令”要求各级“互济会”积极进行“反白（白色恐怖）宣传，、反白（白色恐怖）斗争，配合红军准备再次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
“训令”是1932年5月16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互济总会”的名义发出的，落款为总会主席张怀龙、执行委员黄海源，加盖长方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互济总会”印章。
1932年9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训令，要求各级“互济会”积极协助开展“扩红”工作，发动广大青壮年参加红军。
1933年4月，中央苏区在瑞金召开首次“互济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央苏区革命互济会章程》，指导各级“互济会”开展“扩红”、劳军、救助以及劳动生产等事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10月，陕甘宁边抗敌“互济会”相继成立，为红军的抗日战争服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互济总会”发布的纸质手写“训令”，迄今为止，除老夫所藏“革命互济会训令”之外，尚未见披露其它相同或相近文书。这件“训令”的革命历史文献价值，独一无二，不言而喻。
共产党颁发的第一张“土地证”
1924年1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倡导“耕者有其田”，強调农民要有自己的土地。但隨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耕者有其田”始终是一句空话。
共产党对“耕者有其田”却是认真的。1930年8月，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颁布《土地法》，将集中在地主手中的土地分发给农民，颁发《耕田证书》，但并未就土地的所有权作出明确界定，广大农民阶层仍然五心不定。
为此，1931年5月，苏维埃政府就土地归属问题正式作出决定，明确凡分发到户且正在耕种的田地，所有权即《耕田证书》持有者，而且“生的不补，死的不退”，分到土地的农民吃了定心丸，积极响应苏维埃号召，大批青壮年踴跃参加红军，保卫胜利果实。
1930年颁发的《耕田证书》，成了难得一见的革命历史文物，致力于红色收藏的广大收藏者，都以寻觅到1930年颁发的《耕田证书》为幸事。
老夫有幸，也是从平江人手上购得《耕田证书》一张。
《耕田证书》仿旧日文书样式，上书“执照”，右书“耕田证书”，从右至左为旧日书写格式，繁体字。内容是执照人吴良才和代表田亩的“担斤”数量。毛边纸，木刻刷印，毛笔墨水填写，加盖红色“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圆印，有“第四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吴鉴泉”、“土地委员李注尧”私印，颁发日期为“1930年9月17日”（图十五）。
《耕田证书》的证书要素完整，纸质符合当年用纸条件，老旧程度符合长期氧化状况，其真实性无容置疑。
从日前公开披露的情况看，存世三张空白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耕田证书》，没有填写具体内容，当然不能算是实质性的证书。另一张己被列为馆藏文物的永定县苏维埃使用的《征收土地税收据》，显然是颁发《耕田证》而后征收土地税（但有月无年）的凭据，亦非真正的《耕田证书》。这几张《耕田证》都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耕田证书》，也即《土地证》的全部完整要素。
新闻媒体报道的、唯一一张完整的《耕田证书》，是在瑞金县圳头乡（今江西省瑞金市）发现、1930年10月颁发的。此证颁发时间，早在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公布时间之前。公开报道的新闻稿，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颁发的、唯一一件最早的《耕田证书》，瑞金市博物馆作为革命历史文物珍藏。
老夫有幸收藏的《耕田证书》，颁发时间为“1930年9月14日”，颁发的年月日，早于瑞金市博物馆珍藏的《耕田证书》，其可珍贵的程度，至少与瑞金市博物馆珍藏的《耕田证书》并驾齐驱。
湖南和平起义，地下党功不可没
1949年8月4日，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后，解放军挥师南下，湖南省军政最高领导人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队。
长沙和平起义首功是谁？
老夫高价从湖北武昌人手上购得一本小册子（图十六），名《湖南省调查资料》，标注“机密·497”二字，为“1949年5月，华中局政策研究室印”，共49面。
《湖南省调查资料》分四个篇章，分别介绍国民党统治下的长沙各方面情况，实际上是对湖南“政治、军事、党务；文化教育；经济；接管参考资料”方方面面的立体化评介，堪称绝妙。
尤其是对党政军工商各界六七十名头面人物的政治倾向，原则上都作了精确的界定。如说程潜“近已动摇，通过程星龄向我地下党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己停止对我进步人士的打击、逮捕”。而长沙绥署副主任李默庵“为蒋死党，极端反动”、长沙绥署参谋长刘树嘉更是“为蒋死党，反动顽固，将来应作战犯处理”等等……而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墉夫，则“願愿立功赎罪，近与湖南地方组织（指地下党）已发生关系”。为团结谁、争取谁、打倒谁提供了扎实的依据。此外，工啇金融各界，𣅜陈列了历史源流和现实状况，为共产党接收长沙后的整肃和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图十七、图十八、图十九）。
这本小册子发送到相关领导人手上的四个月后，1949年8月4日，湖南宣告和平起义。
湖南和平回到人民手中，中共地下工作者功不可没。如果可以认为，《湖南省调查资料》，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地下组织多年来，在白色恐怖下积极工作的成绩单，那么，湖南和平起义，则是给他们的《嘉奖令》。
罗修云：阅后随感
拜读完廖文伟先生的厚重之作，钦佩之余，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和廖文伟先生既是湖南醴陵老乡，又是昔日的同行，都是省级报刊的媒体人：其时，廖文伟先生担任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退休前担任《发明与革新》杂志副主编）；我在《湖南日报》评论部做评论编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就相识了，之后你来我往，过从甚密，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乃至我当年找“另一半”，廖先生夫妇都给我当参谋。
我进入报社工作时，怀揣的只是高中文凭（后来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干部专修班进修了两年），同行称我是自学成才的典型（曾经是湖南省首届自学成才奖获得者），廖文伟先生念及我“一步登天”的不易，特地采访了我，以《根之茂者其实遂——记湖南日报记者自学成才的故事》为题，发表于《成才之路》杂志。那时的廖先生，擅长写散文和人物通讯，且特别偏爱历史——每当谈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廖先生就会悬河泻水、滔滔不绝，让人感觉其泛览群经，博涉诸史。
退休后，廖文伟先生致力于收藏，成为一位很接地气的收藏奇人、捡漏大家、鉴赏鬼才。廖文伟的藏品。绝大部分曾是“地摊”货，是他经过“沙里淘金”获得的宝物。因渊博的历史文化学养，丰富的实战经验，过人的火眼金睛，传奇的收藏生涯，故而有记者称其为“湖南马未都”。
廖先生的《敬畏收藏》，不仅是对藏品的梳理，更是对历史的叩问与对精神的传承。他以藏家之眼、史家之心、文家之笔，将那些蒙尘的红色记忆一一唤醒，赋予其温度与灵魂。读罢掩卷，我深感这已超越“收藏”本身，而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一次对初心的回溯。
廖先生的收藏，是“以物证史”的实践。一枚木印、一封家书、一纸训令，看似平凡，却承载着烽火岁月的重量。他不仅考据源流、辨析真伪，更着力于挖掘背后的故事与精神。如李白烈士家书中暗藏的隐语、裘慧忠笔下的坚韧守望，经他解读，革命者的信仰与牺牲便如烛火般灼灼照人。这种对历史的敬畏，使他的收藏脱离了“物”的局限，升华为“史”的见证与“魂”的载体。
更难得的是，他始终以媒体人的敏锐与责任感，为这些沉默的文物发声。昔日他写人物通讯，笔下流淌的是时代的光影；今日他写收藏笔记，文字间奔涌的仍是历史的血脉。从《主人翁》《发明与革新》到“红色收藏”，变的只是题材，不变的是对真相的追寻、对价值的坚守。这种一以贯之的文人风骨，令人敬重。
我与廖先生相交数十载，深知他对历史的痴迷早已融入生命。他曾说：“收藏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延续记忆。”这句话，恰是《敬畏收藏》最好的注脚。在他笔下，历史不是冰冷的年代与事件，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历程；收藏不是孤芳自赏的雅癖，而是薪火相传的使命。
如今，廖先生虽已鬓染秋霜，却仍以笔为镐，在岁月的深井中打捞光辉。他的文字，既是对过去的致敬，亦是对未来的馈赠。这些被重新擦亮的红色印记，将如星火般，继续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廖先生的同仁与朋友：湖南长沙博主 罗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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