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甘南县位于齐齐哈尔西部，地处大兴安岭南麓。三人到了甘南，几经辗转进了“五一旅馆”。旅馆里人不多，当晚住得旅客很少，旅馆的负责人很是热情，晚上还给沏了一壶茶水，烧了一锅洗脚水。因为又是一天的奔波，早早地就睡下了。睡到半夜时分，被一阵砸门声吵醒后，就见屋里站着四五个戴着红箍的人，都扎着皮带，用锃亮的手电筒在炕上照来照去，有人手里还拿着枪，像吓唬罪犯一样地吼叫道，起来——都他妈地给我起来。

齐中培和另外的同伴都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慌手毛脚地开始穿衣服，吓得耿秋元浑身哆嗦，衣扣子都系错了位置，孔保藏不慌不忙穿好了衣服。一个年纪稍大的命令他们三人，带上你们的东西，跟我们走。

齐中培和另外的两个伙伴，都不知道带他们走的原因，又都不敢问。只好担着锯大缸的挑子，跟着带路的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后面拿着枪的人紧跟在身后，生怕他们其中有人逃跑。

三个人被押到甘南县的看守所，挑子放在了院子里，进屋后全被搜了身，钱、粮票和证明信以及香烟和火柴都被搜了去，当天夜里也没审问，就把他们关进一间屋子里。屋子里有七八个人，有人还呼呼大睡，被吵醒的人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了他们，然后又开始睡了。他们三人看通铺上有闲着的被褥，就都找个地方躺了下来，一直到了天亮，谁也没合眼，根本不知道被抓进来的原因。

第二天早晨，每人发了不足二两的一个棒子面窝头，一碗土豆汤，给了十分钟去院子里大小便的时间。然后分别被带到了审讯室。审问齐中培的时候，另一个人做笔录。无非是姓名、年龄，家庭成分，户口所在地，家庭主要成员，来此地多久，干什么来了。齐中培回答时有些心虚，因为姓名年龄都是真的，家庭成分和户口所在地是假的，审讯完了之后，又把他们关进原来的房间。

只隔了两天的时间，情况就变了，齐中培被单独关押在了单间里。单间的床上还有干了的血迹，有女人的长头发，墙壁上用瓦片写着“活着等于已经死了”，字歪歪扭扭，旁边还划着一条条竖着的道子，一共是二十三条，大概是原来被关押的人住一天划一条道子，有可能是住了二十三天，不知那人是进了监狱，还是被放了，还在不在人世。

屋里安静的有些可怕，齐中培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预感到自己隐瞒地主成分的事情露了馅儿，隐瞒地主出身，这是一种欺骗行为。会不会被判刑，判几年？越想越后怕，他担心自己判刑后，还不把父母心疼死。也想到判几年刑出来，这一辈子就彻底交代了。本来家庭成分就高，谁会找一个成分高又做过牢狱的人呢？

东北的气候寒冷，冬天都是用火墙取暖。第一天后半夜进来时，也没感觉道屋子冷。关在单间里，特别是已过了前半夜，屋里总感觉寒气逼人，感觉冬天的夜长得漫无边际，不时地朝着窗外望，总想盼着天快点亮。关在大间里的人，白天干拆线头的活儿，每顿饭给每个人两个窝头，而齐中培不用干活，可每顿饭只给一个窝头，去厕所方便时都有看守跟着。没有书看，没有人说话，他感觉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如果有书读，也许时间会过得快一些。

夜里，齐中培的肚子经常饿的咕咕叫，经常做恶梦。曾经梦到走路都没了力气，来到水坑边，看到一条二三斤重的大鲤鱼，一下子就扑了过去，坐在水边上，就生吞那条大红鱼，也没有感觉到鱼的腥味，正吃的只剩下一条鱼尾巴时，来了两个持枪的民兵，把他捆绑起来。水坑里的鱼属于大队所有，抓鱼属于盗窃行为。民兵押着他朝乱葬岗子上走，说是去枪毙他。心里绝望极了，活到了二十一岁，还有结婚，现在死了简直是太遗憾，也想到自己要是真死了，白发的父母会哭得死去活来，因为弟兄中父母最喜欢他这个老三。眼前就是乱葬岗子了，只听身后响起了枪声，他下意识地喊道：救命呀——

吓醒了以后，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恶梦，心脏还“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眼前是一片黑暗，屋里什么吃的都没有，饿的没抓没挠的，才真正地感到，饥饿是多么可怕。

被抓的第二十一天，齐中培和另外的两个伙伴被放了出来。

那个年代，县里的公检法没了，革委会下面成立了“保卫办公室”，相当于公检法的职能部门。“保卫办”听说有一个特务组织进入了甘南，要暗杀革命干部，革命委员会下达了命令：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放走一个。来甘南做小买卖的外地人，首当其冲成了被抓的对象，一个个地调查，没问题的，看守所才放人。孔宝藏和耿秋元的问题先搞清楚了，知道了齐中培是因为大队不给开外出证明，才在河间县卧佛堂的柴庄大队开的，也就把他一起放了。

锯大缸的挑子全部没收了，没收的原因说他们是搞“投机倒把”、“搞个人发家致富”，每人还扣了十块钱的伙食费，十斤粮票。二十一天的时间，孔宝藏和耿秋元都瘦了，齐中培瘦了二十多斤，棉裤棉袄穿在身上显得宽松多了。

一场意外的关押，三个外乡人，又被没收了挣钱的家什，都想着急回家，在县城的浴池里洗了个热水澡，吃饱喝足后，就开始蹬上了回家的列车。

                    十

齐中培在甘南被关押的日子里，家中的父母比他也不好过。

每个公社都有一个邮递员，整天骑着个草绿色的自行车，车子后面有一个绿色的兜子，里面盛着报纸，书信，汇钱的单据，偶尔也有一两个邮寄的包裹。邮递员一个村挨着一个村，把《河北日报》、《沧州日报》以及该村的来信和汇款单据放在大队办公室。有谁家的来信或汇款，守着大喇叭的大队干部，会在大喇叭里广播：张三，大队里有你的来信——；李四，大队里有你一张汇款单。

谁家有来信和汇款，从哪里寄来的，大队干部基本上都清楚，因为邮递员从来不会把那些邮寄的东西亲自交到收件人手里。特别是汇款单，只有盖好大队公章，才能从邮局里取出现金来。那个年代，给社员们汇来的款，一般汇二十、三十，人们就都很眼红了。因为在队里干活的社员，家里能有几十块钱，就属于村里的财主了。

齐广瑞竟然收到从内蒙寄来二百块钱的汇款，一下子成为村里的特大新闻。二百块钱，别说一般村民眼红，当大队干部的，连挣工资的，都十分眼红。村里外出锯大缸的，挣了钱有的是亲自带回家，有的把钱分为几份，分别寄到比较靠谱的亲戚家，谁也不会寄到本村的大队里。齐中培还是太年轻，考虑问题简单，才把二百块钱寄给父亲。

留村大队当晚召开了支部班子成员会。一个地主的儿子，没经过大队批准，外出挣到了一笔巨款，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走资本主义”，这是“发家致富”，“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齐广瑞这个地主，让儿子私自外出，看来没有把他们大队干部放在眼里，是可忍熟不可忍。最后做出决定：先把齐广瑞关上起来写检查，然后再召开批斗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留村也和其他大队一样，对地主富农进行过批斗，有的是批斗他们过去欺压贫下中农，有的是批判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后还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游街。齐广瑞虽然是地主，但他原来属于齐泊，与留村街上的父老乡亲都无冤无仇，人缘不错，没有单独挨过批斗，但批斗另外两户地主时，他站在台上属于陪绑的。

齐广瑞被关进大队的小黑屋，交给他一支笔几页纸，让他写检查，到吃饭的时候让家人给送。没有煤火的屋子特别寒冷，齐广瑞写好检查，交给大队干部，大队干部说认识的不深刻，又让重新写，重新写后还说不合格，只能再写……几乎把尿都被折腾了出来。

关押了两天，村里召开了批斗地主份子齐广瑞的社员大会。

齐广瑞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站在台上，帽子上写着“打到地主份子齐广瑞！”台下是各个生产队的社员群众，还有学校的全体师生，也有上年岁的老人们来看个热闹。大队让积极分子们提前写好了批判稿子，主持大会的支部书记念到谁谁就上台发言，无非是说：“在拿枪的阶级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齐广瑞就是不拿枪的阶级敌人……”“齐广瑞这个地主，让儿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外出挣大钱，就是想过上旧社会地主的日子，继续欺压我们贫下中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齐广瑞指派儿子外出，这是阶级斗争在留村街的反映，阶级敌人总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我们一定要把阶级敌人齐广瑞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每个积极份子发言完毕，大队干部都要带领人们高呼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主份子齐广瑞——”“一定要把他批倒批臭——”

齐广瑞戴着高帽子，一直低头弯腰，时间久了，脚也冻麻了，想活动活动，伸一伸酸痛的腰，立刻被站在旁边的基干民兵把头摁了下去，也许是天气太冷，也许是弯腰时间太长，他一下子倒在台上，晕了过去，嘴头发青。有人说他是装的，齐广瑞也是花甲之年了，支书也许是真怕出了人命，立刻命令民兵把齐广瑞抬了下去。

大会也就到此结束。

大队给汇款单盖了章，钱由齐中培二哥从邮局里取回来，除了交到生产队两个月六十块钱的外出款，又被税务所的人收了二十的税。全村那些年外出挣钱的，只有齐中培一家被收过税，是大队让税务所来收的。

齐广瑞被批斗以后，加上感冒，一直在家躺了好多天才爬起来，母亲也被折腾的不像个样子，当他们看到两手空空，连锯大缸的家什都没带回来的齐中培，瘦得都快认不出来了，心疼得母亲搂着三儿子哭了起来，齐中培才离开了两个月，看父母又苍老了许多，跟母亲抱在了一起，放声地哭起来，哭声里饱含着屈辱、无奈与愤怒，也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宣泄。

                     十一

又是一年芳草绿。

大雁从头顶上飞过，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又排成“人”字，柳树绿了，小草从土里钻出来，桃花杏花竞相开放。齐中培与生产队的社员们在田野上给浇过水的小麦松土，但他心里丝毫感受不到春天的温暖。

孔宝藏和耿秋元担着挑子又开始外出挣钱了。他们回来以后，大队里根本没找他们的麻烦，又花费了七八十块钱置办了一套锯大缸的家什，曾经找过齐中培，问他还去不去？齐中培外出挣钱，父母竟然遭了那么大的罪，如果再私自外出，那简直会要了父母的命。

齐中培感到自己就是笼中鸟，缸中鱼，有翅膀不能高飞，有胸鳍不能遨游。实际上还不如笼中鸟缸中鱼，因为被观赏的鸟和鱼都有人按时为食，他就像被人用绳子拴着的一只鸟儿，一条被绳子拴上的鱼，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自己觅食，吃饱吃不饱都不管了。

一个村子，土改把每个家庭分别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等于把人划分为了三六九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成分成为了生存的首要问题，贫下中农可以入党，当兵，参加工作，推荐上大学有优先权，中农连入党的资格都没有，上中农的只比富农好一些……生活在一个村里的社员，虽然靠着挣工分吃饭，十分工的含金量一样，但付出的汗水就千差万别了，大队里的干部，贫下中农管校代表……人家溜溜达达，一天就能挣十分工，而生产队的社员，少去一个早晨，就少了二分工，特别是在农忙的季节里，锄地，割麦子，挖河……一天中要流下多少汗水，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每年到了大秋，社员们偷生产队的庄稼，抓到贫下中农，人家是内部矛盾，如果逮到地主富农，那就上升到敌我矛盾，除了被扣罚工分，还要写检查，挨批斗。

农村中弟兄们多的家庭，儿子们结婚后就都与老人分家，齐中轩另立了门户，齐中良结婚后也分了出去，原来的一家分为了三家。齐中培和两个弟弟还跟父母是一个户头。齐中轩虽然搬了出去住，但孩子都是由母亲来照管，一是齐中轩一个男人，没有时间来照管孩子，二是母亲舍不得让没了娘的孙子受委屈。

大队干部也许是看齐中轩成了二茬子光棍，带着个儿子不容易，才发了善心，开了外出的证明信。大队干部掌握着每个社员外出的权力，就是按月向生产队交钱，干部不同意，私自外出，就不分给一家人的口粮。作为社员，在生产队分不到口粮，只能去集市上买高价粮食，一斤玉米四毛钱，一家五口人，一个月起码需要一百六十斤粮食，一百六十斤，就是六十四块钱，没有进大钱的道儿可走，谁家也要饿草鸡了。

齐中培也想外出，挣钱对他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外出自由，起码不像在队里干活受累还要受气。生产队里的脏活累活，队长一般都分派给成分高的人，成分好的可以不服从分配，地主富农没人敢不服从分配。齐中培深刻地感觉到，你是条龙也要盘着，是只虎也要卧着，在家乡一天也不想呆了。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家都已经结婚生子，而他，尽管一表人才，精明利索，因为家庭成分，一个提亲的都没有，看来他只能是打一辈子光棍了。眼前的黑暗无边无际，让人看不到半点希望，心情总感到压抑，觉得时间长了，闹不好心理和精神上都要出问题。

大哥又来信了，说在黑龙江的五常县做木匠，活儿不少，也结识了一些能办事的当地人。齐中培于是给大哥写了一封信，看能不能把户口迁移到那里。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有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要想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有的是通过招工，有的是参军专业或提干，有的是通过推荐上大学……审批程序相当复杂，有着严格的规定。由甲地的农村，迁移到乙地的农村，手续比较简单，只要是乙地的生产大队接收，从乙地所在的县里开一封迁移证明，交给甲地所在的公社，户口就能办走。一般甲地都愿意人们迁出，生产队里少了人口，等于增加了社员们的土地。

 齐中轩用挂号信寄来了户口迁移证。迁出的一共是三个人，齐中轩和儿子齐天寿和三弟齐中培。

 迁移户口，需要去所在的公社里办理，去公社之前，必须拿着大队同意的证明信。齐中培拿着黑龙江省五常县的迁移证明，找到了大队干部，大队干部看了看后说，这个问题，大队需要研究，然后才能给你答复。

齐中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三天才得到大队的答复，同意他们迁出留村。后来才知道，为迁出他们家三人的户口，先是召开了大队班子成员会，有人同意，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他家走了三口人，大队就少了管辖三个地主后代的权力；同意的理由说是他们人走了，又不带走土地，队里的土地相对就多了，社员们沾了光。后来又征求第三生产队长的意见，队长没有难为齐中培，大队才开出了证明信。

公社里为齐中培办理好了迁移黑龙江五常县的一切手续。

                    十二

归心似箭，这是形容回家人急切的心情。用“去心似箭”形容齐中培离开家乡的心情比较合适。

当时的农村，一年中的麦熟和大秋分两次粮食。麦熟分麦子，相当于一年中七八九三个月的口粮。生产队按照小麦的收获，交完公粮，留够籽种和挖河民工的，给大队应付上级来人吃喝的，剩下才分给社员们，人均一天八两，三个月每人七十二斤，三个人二百一十六斤，相当于一百多块钱。如果晚走一个月，麦子会按时分回家。

齐中培根本不再考虑得失，离家越早越快越好。当时社员们正在忙着收割小麦，一年中最累最苦的时候。母亲把他秋天和过冬的衣服，棉鞋……用一块布包裹起来，去东北的盘缠是借的。天寿的户口虽然一起迁出了留村，因为他的年龄还小，暂时就在留村跟着母亲。

那天是1972年的6月15日，正是端午节，屈原投江的纪念日。北方人当时没有过端午节的习惯，特别那些没有文化的庄稼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是何许人也。喜欢读书的齐中培除了知道屈原是爱国诗人，还会背诵他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村庄还被夜色笼罩着，街上静悄悄的，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齐中培背着衣服兜子，毅然决然地走出村子。那时候离开留村的年轻人，有去参军的，有去参加工作的，有被推荐上大学的……他们有着光明的前途，家人都为他们离开农村骄傲和自豪，有时候是敲锣打鼓地欢送。而他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还是一个庄稼人，那里是否比留村生活的好，一切都是未知数，开弓没有回头箭，留村，尽管父母还健在，但户口一迁走，就永远没了他的落脚之地，所以，偷偷离开，比在众人看着他离开要好。

回过头再一次望了望模糊的村庄，想到自己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齐泊，那里是他的出生地，留村，属于他生活过的第二个村庄，这里有他熟悉的童年伙伴，有她熟悉的父老乡亲，有他洗澡的小河……在这一刻之前，曾对这里充满了怨恨，恨那些欺负他们一家的人，但真正地离开这里，才发现自己充满着深深的眷恋。

别了，亲爱的父母，别了，曾经生活了多年的留村。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终于到了黑龙江省的五常县的山河屯车站。五常县，因儒家的“三纲五常”理念而得名。位于黑龙江的南部，与吉林省相邻，土地面积辽阔，地貌大致为“六山一水半草二分半田”的分布。以出产水稻为主，也种大豆、玉米、高粱，物产丰富，属于东北地区重要商品粮基地，五常大米闻名全国。

从山河屯距离落户的中合屯三十华里，那时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是背着包裹步行，又不认识路，只能是边走边问，到了中合屯天就黑了。

中合屯被群山环绕，一条小河从屯子南面经过，山上长着茂密的松柏树，共有土地八百余亩，水田多，旱地少，水田全部种上了水稻，旱地种一些玉米，大豆和高粱。共有五十多户人家，分为两个生产队，除了本地人，有山东和河北的五户人家，也是因为地主或富农，嫌在家里受气，生活困难，又找不上媳妇，最近两年才落户的。屯里没有与故乡一样的砖房，没有用砖或土坯垒的院墙，房子上面是用稻草苫的，墙壁都是用泥混合着稻草垒起来的，院墙都是扎的篱笆。人们口中说的“草坯房子篱笆寨”的民居特色，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出来。

至今齐中培还保留着一张照片，那是他家后来的房子。

对于落户的齐中培来说，中合屯房无一间，只能暂时在王大伯家里吃住。王大伯已经六十多岁，常年有痨病，有个小女儿才十二三岁，夜里不跟父亲住一起，齐中培跟大伯睡一条土炕。

在王大伯家吃第一顿饭，至今还记忆犹新。王大伯焖的大米饭，炒了一盘子尖椒鸡蛋。河北的农村种小麦、玉米、高粱、谷子、大豆……也许是常年缺水的缘故，从来不种水稻，吃商品粮的职工干部，过年过节供应少许的大米，对于农村的社员来说，别说吃，大部分人都没见过，何况是闻名遐迩的五常大米？又白又透亮的米粒吃到嘴里，比在老家过年时吃净面馒头还香甜，根本不用吃菜，就能吃下两大碗。

齐中培成为了中合屯第一生产队的一名社员。

                  十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合屯尽管人口少，村子小，也跟全国的农村一样，大队里有党支部，小队里有生产队长，村里没有安装大喇叭，听不到大队干部在大喇叭里的发号施令，墙壁上也没有换来换去的大幅标语。生产队每天也敲钟集合，社员们一起到田野上劳动。跟故乡不同的是社员们除了去生产队劳动，也去自留地里干活。在齐中培的印象里，老家也有过自留地，但很短时间内又归了生产队。

第一年的秋后，齐中培和大哥分了三个人的自留地，一共是六分。中合屯大队让齐家兄弟落户，是作为木匠人才来引进的。实际上，齐中轩是一个合格的木匠，齐中培不是，只能给大哥打下手。大队和生产队需要办公桌，学校需要修理桌椅板凳，生产队需要修理大车，打造小平车，或者是社员们家里需要打家具，都找他们，给大队和小队干活，按照天数记工分，给村里社员们的谁家干，除了管饭，谁家就把工分拨给他们兄弟。

大秋他们会拿着口袋去生产队分粮食。

东北的冬天会比华北要早来一些，收完大秋以后，社员们就开始闲在下来，因为外面滴水成冰，不戴棉帽子几乎要把人冻掉耳朵，人们没农活可干，大都在屋里猫着。冀中平原上的农村，自从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提出的口号是“冬闲变冬忙”，没农活也要找点农活。在东北，社员们等于放了假，想干什么队长也不会干预。

齐中培和大哥可不能闲在，他们从大队开出证明信，开始外出做木匠活了。要想在东北扎下根，挣钱是当务之急。齐中培兜里装着大队证明，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在通往外面村子的路上，心情无比舒畅，“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大队和生产队不限制外出，如果挣不了钱来，那就不要怨天尤人了，只能怨自己没本事。

不管给谁家打家具，除了每天管三顿饭，一个每人能挣五块钱，晚上与人家睡在一条大炕上，连住宿费都不用花。五块钱，对于当时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齐中培并不满足，置办了一套锯大缸的家什，又干起了老本行，收入明显比做木匠活收入要高一些。

春暖花开之后，生产队里有了农活，齐中培找生产队长商量，看能否外出锯大缸，向生产队交多少钱都可以。生产队长同意他外出，每月上交六十块钱，生产队给记三百个工分。尽管家庭成分还是地主，但大队干部对他跟普通社员一样的待遇。在东北农村的十年间，齐中培丝毫没有像在故乡一样，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

东北广阔的土地上，黑龙江的肇东、大庆，大兴安岭，牙克石，海拉尔，佳木斯，双鸭山，完达山，嫩江……都留下他艰难跋涉的足迹，留下他担着挑子的身影。无论走到东北的哪一处，也并不感觉到孤单，因为经常碰到河北的老乡，除了锯锅的小炉匠，做活的木匠，镶牙的……一听到熟悉的乡音，就感到十分亲切，坐下来一打听，一大部分的人都是地主和富农出身。当时官方的一份内部资料透露，十年间迁徙到吉林、辽宁、黑龙江的地主富农，河北不会少于八万，山东人不少于十万，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无人知晓。

齐中培每天的收入大概十块钱左右，除了住宿和吃喝等项花费，交给生产队的，每个月的纯利应该在一百五十块钱以上，相当于三个国家工人的工资。

中合屯是齐中培的第二故乡，隔一段时间就回去一趟。回去就住王大伯家，那里也是他跟大哥汇合的地点。不到一年时间，除了交完生产队的款项，齐中培攒了二百六十块钱。知道家里的父母困难，寄走了一百块，吸取了几年前的教训，没敢直接寄到留村，而是寄到了妹妹家和南马庄大队的表舅家。大哥手里也攒了二百多块钱，兄弟俩商量后，买下了中合屯的两间房子，一共花了三百二十元。房子有了，又添了几床铺盖，置办了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还买了一块手表。中合屯，总算有了兄弟俩的安居之处。

旧历年的年关到了，大哥带上木耳、蘑菇还有大米等东北特产，乘上火车回家了。来东北快两年了也没回去过，再不回去，恐怕儿子都不认识他了，他也惦记着远方的爹娘，毕竟爹娘都上了年岁，特别是娘身体又不是那么壮实。

旧历年的除夕，是中国人团圆的日子，在外工作的，四处流浪的，不管路途的远近，最晚都在除夕之日赶回去，与父母一起过年，稍微有点条件的，都安排几个小菜，兄弟们围着桌子喝点小酒，等到大年初一的早晨，放完鞭炮，就跪下来给父母和长辈们拜年，温馨的场面令人难以忘怀。

最近一些年来，留村社员们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六口之家，过年能分到四五斤猪肉就很知足了，除夕早晨吃一顿肉菜，中午蒸一顿包子，初一吃一顿肉饺子，包子和饺子里都没有多少肉馅，省下两方肉来，还要招待正月里来给父母拜年的亲戚。

齐中培这是在异地他乡过的第二个年，手头比较宽裕，过年除了买了五斤猪肉，还买了两只白条鸡，一挂羊下水，两条鱼……面对桌子上的美味佳肴，想到了在家受苦受罪的父母和家人，喝着酒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如果跟父母和家人一起过年，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呀！可如今，冷冷清清的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自斟自饮。

一斤白酒只剩了二两，看了看表，已经是大年初一的两点了。在故乡大年初一都给父母拜年，齐中培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来，自言自语地说道，爹，远方的三儿子给您拜年了！娘，中培给您拜年了。当他站起身来，已经是泪流满面，于是拿起圆珠笔，写下了下面的感想： 

除夕之夜，鞭炮铿锵，

         无言话衷肠

         望故乡，山高路远两茫茫。

         我愿乘火箭穿黑暗，

         飞回到爹娘身旁，

         与弟兄们开怀畅饮

          可那只不过是美梦一场。

         深夜寒冬，徘徊彷徨

         骨肉分离，孤独痛苦

         孩儿无奈远走了他乡

         到底是谁种下了这祸殃

         天什么时候才能亮

         泪眼何时才能见春光

                    十四

如复一日，年复一年。

齐中培是离开故乡的两年半以后回去的。

先是乘火车，到了天津下了火车，又坐上通往任丘的公共汽车，下车后是步行回家的。离开了两年半的时间，家乡看不到一点变化，路还是原来的土路，村庄上看不到一处新盖的房子，尽管是寒冬的季节，一些社员还在田野上干挖沟的活儿，那些人们的衣着甚至比以前更加破旧。

母亲看到三儿子回来，欢喜地流出了眼泪。

两年多时间里，父母明显地苍老了许多，头上又增添了好多白发，脸上多了一道道的褶子。两个弟弟比他走之前高了一头，侄子都快认不出来了。家中连一件新家具都没添置，父母告诉他，队里的粮食比以前分得还少，如果不是他们寄钱来接济，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恐怕都难以度过去。

母亲看三儿子戴上了手表，穿上了社员们都买不起的绿色棉大衣，知道他在东北混的还不错，只是惦记他的婚事。三儿子马上就到二十六岁了，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家都早已结婚，孩子都快打酱油了。当母亲的为儿子的亲事十分着急，生怕打了光棍，问他的婚事如何。

两年的时间里，齐中培的户口虽然在中合屯，但常年流浪在外，村人对他又不了解，就是想给他提亲，都抓不到个人影，亲事就拖拉了下来。

齐中培没去东北之前，每年正月里都会去亲戚家拜年，比如姑奶奶，舅爷家，大姨家……两年多再回来，尽管不是过年，父母让他先去了大姨家。大姨家是蔡村公社的锁井村，距离留村十几华里。大姨和姨夫的身体还不错，问了他在东北的情况，也问了他的亲事，他对大姨和姨夫都做了如实回答。

大姨当时没有透露想给他提亲的事，而是先去了女方家里。女方是锁井村人，姓邵，她父亲是富农份子，因为倒卖了两次粮食，以“投机倒把”的罪名被劳改过三年。邵家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已经远嫁到天津郊区，二女儿虚岁也二十二了，老三和老四女儿还不满二十岁，两个儿子还都小，二女儿还没有定下婆家。邵家跟大姨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她母亲是齐泊的娘家，对齐中培父母的为人处世比较了解。

邵家听了大姨介绍的情况，对齐中培还比较满意，只是对齐家的地主成分有顾虑，后来争取了二女儿的意见，没想到二女儿同意跟齐中培见面。大姨夫高高兴兴去了留村，说了女方想跟齐中培见面的事情，一家人都十分欢喜，觉得这门亲事有戏。

齐中培觉得姨夫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生活在富农家庭里，已经受够了窝囊气，谁会再跳进一个地主家庭的火炕呢？除非姑娘脑子有毛病。他对姨夫介绍的亲事根本没抱一点希望。在父母的极力催促下，他跟着姨夫去了锁井。

相亲是去的女方家，她家尽管是富农成分，可竟然住着四间破坯房。姑娘的父母把媒人和齐中培领进屋里，然后问了他在东北的情况，有没有住房，生产队一年分多少粮食，自留地种什么，锯大缸都是去哪里，每天挣多少钱，交到生产队多少，地主成分在东北受不受气……问的特别详细，齐中培如实地做了回答。

作为当父母的，看眼前的小伙子长相体面，说话有板有眼，才把二女儿秀珍叫进来见了面。秀珍穿得朴素大方，中等个头，白净的皮肤，眉眼特别好看，这是出乎齐中培预料的。秀珍实际上几年前就见过齐中培，她姥姥家是齐泊，姓齐的家族里有人结婚，她跟着舅舅家的表姐去看热闹，齐中培跟着族人一起忙和事。她指着齐中培小声地对表姐说，瞧那小伙子长得多漂亮。表姐告诉她，说他原来是齐泊人，会武术，人挺好，就是他们家是地主，在留村住了，连个媳妇都找不上。

那时候农村人相亲，父母相中后，都要让相亲的男女双方进行单独谈话，秀珍进屋后坐在齐中培的对面，互相间做了简单的介绍，见父母一直都坐着不动，也就没法跟齐中培进行深入交流。屋里冷了场，媒人似乎看出了门道，就站起身来说，我们该回去了。

媒人领着齐中培走出了秀珍家，让他在大街上先等一会儿，又返回邵家院子，去问邵家人下一步如何，秀珍父母也没说愿意，也没说不愿意，说再考虑考虑。

实际上秀珍父母当初答应让女儿与齐中培见面，是觉得齐家人名声不错，但过后又反悔了，女儿在富农的家里受够了气，不能再嫁进更受歧视的地主，再有大女儿嫁的远，也不想让二女儿去跟着下关东。等媒人和齐中培走后，父母跟秀珍亮明了观点。老实听话的秀珍第一次违背了父母替她做的决定，婚姻自主，我自己愿意。

父母想把女儿的亲事拖黄了，看女儿痴心不改，只能告诉了媒人，让他们单独见面谈谈，互相了解了解，女儿要是同意，我们都依随着。

齐中培和秀珍的亲事定了下来。

时间已经进入了腊月，大地冻得裂开了口子。按照当时当地的风俗，亲事定下来要给女方买一点礼物。齐中培用自行车驮着秀珍去了一趟麻家务的供销社，买了一条红色的围巾，一条绒裤。两人在路上做了一番交流。齐中培问她，你这样漂亮，为什么嫁地主的儿子，秀珍回答道，地主富农并不是坏人，我们家是富农，人好比什么都重要。齐中培又继续问，你嫁给我这个东北人，不怕离家远？秀珍回答道，我出身在一个富农家庭，在村里受够了歧视，总想远走高飞，如果你不去闯东北，我不会嫁给你的。

父母看三儿子的亲事成了，满心欢喜，让媒人又跑了一趟，希望能在年底把婚事办了，秀珍的父母没意见。可去公社一打听，齐中培的户口在东北，没有从那里开来的证明信，不给办结婚证。眼看年底了，没了时间去东北开证明，结婚的事情只能过年后再说了。 

过了元宵佳节，齐中培带着秀珍就坐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婚前他们没有一起看过电影，两人很快就要成为夫妻了，但连手都没牵过，因为两人的思想还都那样保守和传统。

齐中轩过年没回故乡，干活干到腊月底才回中合屯，嫌屋子冷也没在自己家的房子里住，看到三弟齐中培从家乡带来的漂亮媳妇，埋怨三弟没给他提前来信，好好准备一下。自己家的房子，墙壁上的霜雪有半尺多厚，暂时不能住人，只好把弟弟和弟媳安排在一户关系好的人家。

中合屯给齐中培开好了证明信，秀珍拿着从锁井大队的证明信，两人跟着大哥，去了宝山公社，公社秘书为他们办理了结婚证。

中合屯一队的社员们，架起了柴头，烘烤着齐中培家的屋子，霜雪一点一点地开始融化。大哥又托人从公社买来五斤猪肉，一坛子散装白酒，几张红纸，写好了大红的喜字和结婚对联。

一场简单寒酸的婚礼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举行的。没有送亲的娘家人，没有男方的父母，也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等前来贺喜的亲戚，只有一些熟悉的社员。齐中培和秀珍站在贴着喜字的院子里，拜完了天地，夫妻对拜之后，与村上的社员们吃了一顿饭，算是履行完一辈子的终身大事。

                   十五

结婚以后，秀珍的户口从故乡的锁井村迁到中合屯大队。

鲁迅先生在小说《伤逝》中有一句经典的名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贫贱夫妻百事哀。回家来回的车费，走亲的花销，定亲的挑费……几个月又没挣钱，齐中培的囊中早已空空如也，还欠下了几十元的外债。齐中培清楚，秀珍嫁给他这个地主的儿子，这种精神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何况又跟着自己来到这两眼一抹黑的异乡，自己吃多大苦，也不能让她跟着受委屈。

婚后的第七天，连蜜月都没度完，齐中培担着锯大缸的挑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秀珍，踏上了通往远方的路。以前没媳妇，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想什么时候回来才回来，因为中合屯的家，那只是一个落脚的驿站，回来都是清锅冷灶的，出来进去的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如今跟从前大不一样了，家里有了烟火气，有了惦记他和他惦记的心上人。外出挣钱，只能是在周围的县里揽点活干。婚后第一次外出去了十天时间，就挣回了九十块钱，起码日常生活的开销上有了一定的保证。

秀珍成了中合屯第一生产队的一名社员。

春暖花开，秀珍每天开始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她肯吃苦，手头麻利，很快也跟队里的社员们混熟了，在他乡异地，也没了孤单的感觉，脸上常带着笑容。队长夸她农活干得地道，赢得了人们的称赞。

齐中培有时出去十天八天的，大部分时间也坚持参加队里的劳动，生产队最累得农活就是插稻子。耕耩锄刨等农活在故乡的生产队里都干过，惟独没有插过稻子。水田里的水一尺多深，弯着腰一棵一棵地把秧苗栽进泥水里，干上一天除了腰酸背痛，最主要的是两腿经常起一些红点子，痒痒的难受。

队里的稻子插完了，农活不忙了。

齐中培和秀珍走在弯曲的山路上，满眼都是绿色的树木，清澈的河水，碧绿的庄稼，各色的野花竞相开放，鸟儿在欢快地歌唱。两个人情不自禁地牵起了手，彷佛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他俩真正地属于先结婚后恋爱。

秀珍默默无语，被丈夫牵着小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色，这是她从来未敢想象过的一种幸福。从小生活在锁井村，因为家里是富农，从上学就开始受歧视，在生产队干活，也是干最脏最累的。尽管她长得漂亮，但也处处被人瞧不起。如果在家乡，凭她的容貌和勤劳，满能找个贫下中农成分的丈夫，但去了会不会嫌弃她，都是未知数。在故乡刚结婚的小两口，一天都没有像他们这样闲在过，这个季节里，收工后还要打猪菜，纺线或拾柴禾……年复一年，反正都要为填饱肚子发愁。何况家乡那一马平川的平原上，也没有眼前这样好的景色。

秀珍最喜欢的是这里自由的空气，人们从来没把他当成过一个富农的后代，来了几个月的时间，一次社员大会也没召开过，也没听人们讲阶级斗争，不去劳动也不需要向生产队长请假，也不担心粮食够不够吃，柴禾够不够烧。丈夫不出去挣钱的时候，从地里收工后小两口一起做饭吃饭，晚上还给她讲三国，说水浒，谈红楼……她庆幸自己没听父母的，跟随丈夫来到这天高皇帝远的东北。

农历的四月份知道秀珍怀孕了，齐中培几乎欣喜若狂。在老家的农村，有贫农成分的村人，当着他的面明目张胆地说，地主、富农过去剥削穷人，现在就该让他们的儿子打光棍，就该让他们断子绝孙，从那些人嘴里出来的话是那么恶毒。如今，他不但娶上了漂亮的媳妇，后代用不了多久就呱呱落地了，总算没让那些人看了笑话。

秀珍喜欢吃辣的，队里没种辣椒，齐中培就去外村要来辣椒苗，种在自留地里，不让秀珍再去生产队劳动，甚至家里的活儿也不让她插手，毕竟他都是二十七岁的人，还没有后代，为了肚子里的孩子，要把秀珍当作家宝一样，成为重点保护对象。秀珍对丈夫说，我可没那么娇贵。她出身于农村家庭，母亲怀着弟弟的时候，一天工都没歇过，八个多月都是如此，直到在生产队场里干活，肚子疼痛难忍，被人搀扶到家，刚脱下裤子，弟弟就出生了。秀珍怀着孩子，一天也没少去队里挣工分。

寒冷的冬天来了，大哥齐中轩又回到中合屯。每次回来，就到熟悉的人家里去摸宿，尽管在东北生活了多年，东北的土著居民，公公和儿媳妇，哥哥和弟媳妇，一大家子冬天都睡在一条炕。但对齐中轩来说，还是遵守老家的习惯，从来不跟弟弟和弟媳妇睡一条土炕。

齐中轩牵挂着老家中的父母和孩子，决定回一趟老家，齐中培把自己的绿色棉大衣，戴的手表给了大哥，希望他能在老家找上个媳妇，哪怕带孩子的寡妇也行。

腊月里的东北干冷干冷的，到了农历的十六日傍黑，秀珍肚子开始了阵痛，齐中培从距离五公里的南屯，接来了姓金的一位接生婆，到了第二天的黎明时分，秀珍生下了女儿，算是很顺利。

媳妇生孩子，在老家都是当母亲的先来伺候十二天的月子，过了十二天后，才由婆婆伺候，秀珍母亲放不下家，齐中培母亲年岁尽管不大，但身体不好，也就没让她来。月子里的换洗的尿布，产妇的吃的鸡蛋，熬的小米粥……都是由齐中培来干，看着孩子大人，都健健康康的，满心地欢喜，从来没觉得累和辛苦。（第一幅照片是齐中沛，第二幅是齐中沛和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