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的儿子

                      引子

认识齐中培已经有三十余年了。

我那时在任丘市文联工作，任《白洋淀》文学杂志的编辑，除了编稿子，画板面、校对，也接待来访的作者。在来访的作者中，齐中培是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位，当时他人到中年，一米七五的个头，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他先自我做了一番介绍，说他是一个农民，在某电缆厂做推销员……他落落大方，一副经多见广的样子，把一本新出版的《推销策略和技巧》递给我，说是他写的书，在河北科技出版社自费出版的。

《推销策略和技巧》，尽管不属于文学作品，但对他能出版一本业务方面的专著，让人心生敬意。三十年前，跟现在大不一样，现在不管作品质量，给出版社交钱，出版一部书很容易。在当时一个八十多万人口县级市，正规出书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齐中培还告诉我，他家是地主成分，初中都没上过，闯过关东，一去就是十年……也许是同病相怜，我二姑奶奶家的三个表叔也闯过关东，后来又结识过几个闯关东的，至于闯过东的经过，我并不大清楚。

我家所有的亲戚中，有几家是富农，但没地主，在我们附近的村子上都有富农，但我知道的那些村子，只有孙氏镇上有一户姓周的地主。上小学时，学校组织我们去镇上参加“阶级教育”展览，两间屋子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幅的连环画，每幅画下面都配有文字，都是介绍周姓地主的。周家有土地二百多亩，房屋二十余间，骡马成群，还雇着看家护院的，地主不干活，有长工伺候。我印象中的地主，在过去享尽了荣华富贵，不像富农，雇一两个长工，一切事情还要亲历亲为。

为了了解农村过去的地主，我亲自找过齐中培。他述说了他的地主家庭，一下子颠覆了我原来的认知。他跟我聊了很多，大哥离婚，妹妹给二哥换媳妇，他闯关东……原来想写一篇纪实文学，因为那时我把全副精力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如今闲在下来，我决定完成这部纪实作品，也算是对认识一场的朋友，也是对时代，对后人，对自己的一个交待吧！

                     一

明朝永乐年间，官府从山西往河北大批地移民。其中一户姓齐的人家，在距离任丘城东三十华里处停下了脚步。这里人烟稀少，地势低洼，常年积水，齐姓的人家由此定居，以捕鱼为生，以姓氏得名——齐家泊，后来简称齐泊，北邻是刘泊，南邻是早已有了村落的留村。几百年之间，齐泊没有出现过达官贵人，连个秀才都人考取过。

齐家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先是靠着打鱼谋生，洼里的水干枯了，鱼没了，他们靠种地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夏锄冬藏，一代代繁衍生息，村庄一点一点地扩大，坟头一代一代地增多。期间，有几户外姓也在此落户。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不大有变动。

树大了分杈，人多了分家。齐家由原来的一户，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已经衍生出六十多户，加上外来的姓氏，一共有七十余户。十个指头伸出来都不一样齐，人的能力有大有小，认知有高有低，财富的积累也是有多有少。多年以后，村民有住卧板青砖房的，有住低矮土坯房的，有的卖掉了祖辈的土地，有的买了土地，有的置买了牲口，有的卖掉了牲口进了赌场……勤劳能干和好吃懒做，家里的财产绝对不是一个样子。

实际上，每一户的经济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齐中培一直保存父亲的一份上诉材料，那上面写道：一九三七年，全家七口人，房子共计十二间，有驴有牛各一头，大车半个，母亲去世，卖地八亩，家中土地剩下四十八亩。一九三九年，东厢房一间和正房两间被日本鬼子放火烧毁，房子余下九间，驴和牛被日寇牵走，又卖掉土地六亩，置买黄牛一头。一九四四年，兄弟二人分家，家有人六口，分地二十一亩，牛半头，分得砖房共六间，因人多地少，代种外祖父家土地八亩。一九四七年，全家人七口，房子没变化，有大牛半头，大车四分之一，耠子犁杖老耙齐全。

“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冀中平原。中华民族绝不会任人宰割，绝不当亡国奴，任丘县属于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抗日武装。齐泊村的齐广仁早年加入共产党，日军占领任丘后，他利用家族在农村的隐蔽条件设立联络站，为县委提供情报传递和人员掩护，保证了抗日机关的正常运作。

齐广瑞小时候念过私塾，受本家族兄弟齐广仁的影响，日寇占领任丘期间，参加了抗日的基层工作，担任了青救会主任，武委会秘书和主管财粮与征兵工作，村里挖的地道，都有他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因为他年轻有为，又有文化，土改工作开始之前，他曾作为后备干部，还被派到土改试点的锁井村参观学习。

日本鬼子投降了，庄稼人终于过上了太平的日子，齐广瑞除了种自家的二十多亩土地，也参与村里的一些日常工作。

地净场光后的1947年，土改工作组进驻了齐泊。村里原来的干部，全部被撤掉了，美其名曰叫“搬石头”。任丘属于革命老区，日本鬼子投降后，村里的干部有的是党员，有一部分不是，但那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家里是好过的日子。上级认为原来的干部是推动土改工作的一块绊脚石，必须搬掉。否则工作无法开展。村里成立起贫民团组织，贫民团成员都是村里最穷的人，家里住着破坯房，土地相对也很少，一户住砖房的都没有。多年以后，人们把土改运动，称之为“闹平分”。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土改运动成立起来的贫民团，就相当于过去的农会，属于村里最高的权力机构。贫民团给每个家庭都要划分阶级成分，按照财产的多少，按照雇没雇过工，扛没扛过活……分别划分成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

齐泊每户人家划定的阶级成分，以公告的形式张贴出来。齐广瑞看到自家被划为地主，觉得太离谱了。因为土改工作之前，他曾作为共产党培养的干部，被派到土改试点的锁井村参观学习过。对于土改政策有一些了解，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连看过两遍：“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因为齐广瑞心里清楚自己家应该划为中农，连富农成分都够不上，他家以前雇过长工，但土改前三年没雇，就该划个中农。

齐广瑞去找了土改工作组的负责同志。工作组对齐广瑞说，划成什么成分，一切都听贫民团的。他又去找贫民团，贫民团主席黑虎着眼说，我们要是按照政策来，咱们村划两三户富农，三十多户贫下中农，能分到多少东西？只有多多划地主富农，才能多分东西，多分房子和土地。

村里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家，先是被扫地出门，家里的柜子，犁杖老耙，牲口以及坛坛罐罐……被贫民团集中到一起，作为土改的“胜利果实”分了，不老实的还挨了打。当时的斗争很激烈，很残酷，附近村的一些地主富农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用马活活拉死，有的活活被冻死。

分完浮财，接下来是分房子分地。

齐广瑞家的六间砖房作为“胜利果实”被贫民团主席住了进去，而他一家搬进了贫农家的房子里，那是三间低矮四处透风土坯房，连个院墙都没有。

腊月底的天气比往年显得寒冷，土改工作基本上结束了。

附近村庄上划成地主富农的，土地被分了属于正常，多余的房子被分了，这种情况也不少，而像齐广瑞家，砖房被换坯房子还没有听说过。齐广瑞对自家住了几代人的青砖房子，那规整的院落，有着深厚的感情。贫民团竟然利用土改运动把他家的房子占为己有？简直是无法无天。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屋内饮美酒，寒冬腊月北风吼，几家欢笑几家愁”。鸡都叫了三遍，齐广瑞躺在被窝里没有丝毫睡意，穿好衣服爬起来，在冷飕飕的屋子里，点燃了豆油灯，在饭桌上铺开一张纸，开始向上级写申诉信。

                        二

齐广瑞的申诉信寄出以后，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上级的消息。从他记事开始，家中有多少人口，哪年有多少土地，哪年雇过长工，长工的姓名，以及给长工的待遇，证明人都写在了申诉信件里…… 按照土改政策，他家绝对构不成地主，只能是中农，向上级反映的情况十分真实，经得起调查和考证，相信问题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一个圆满的解决，但也考虑到难度不小，由地主改为中农简单，如果真能落实了中农，那被分的财产和房屋就应该退出来。对于贫民团来说，等于把吃下去的东西还要给人吐出来，等于被人打了脸，从面子上都过不去。

土改运动中，一些村子贫农团的主要成员为了多分财产，多分土地，确实把一些该划分为中农的，划成了地主或者富农，分了人家的浮财和土地。土改运动，中农的利益受到侵犯，上级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普遍存在，于是，在1948年初春，上级又开始对每个村子划定成分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也叫纠偏。纠偏工作并不像土改那样轰轰烈烈，开展的并不顺利，只是象征性地走了一个过场。一些村子得到了解决，反而问题大的村子并没有解决。

齐泊村一共有七十多户人家，土改中竟然划了两户地主，  十五户富农，按照政策，地主富农一般掌握在总户数的百分之八之内。齐泊村子并不富裕，地主富农的总户数，不该超过六户，才属于正常的范围，而全村竟然定了17户。卢占群家几辈子都给人扛长工，土改前的几年间日子有了起色，置买了土地，盖起了三间砖房，没有请过长工，也被定为富农。而距离齐泊只有二百米的留村，二百户的一个大村子，只划了两户地主，三户富农。

上级曾派人到齐泊村来谈土改工作纠偏的问题，不得侵犯中农的利益，应该把错划的成分改过来，该退还的房子和土地退回去，贫农团的主席和副主席给来人的答复是，土地好说一些，退回房子难度太大，必须征得大家同意。事情还没有一个结果，村里就发生了轰动十里八乡的爆炸事件。

农历的正月二十三，天阴沉沉的，飘起了小雪花，夜晚，人们早早地插好大门，村庄安静的有些可怕。经过了搞土改闹平分，就是不下雪，村人也不像以前了，老少爷儿们互相走动走动，住在一个土疙瘩上，大事小事互相之间都有个照应。土改后分了财产和被分财产的人之间有了隔阂。一些人家屋里早已黑了灯，有的早已进入了梦乡，只听“轰——轰——”两声巨响，一下子打破了村庄的宁静，紧接着就听有人高喊：“抓敌人——抓敌人——”

齐广瑞已经钻了被窝，三儿子生下才七天，刚睡熟了的妻子被爆炸声震醒了。听外面人声嘈杂，齐广瑞就坐起来开始穿衣服，也想去探听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穿好衣服刚开了门，贫民团主席带着几个民兵一拥而上，把齐广瑞摁在地上，用绳子捆了起来，然后就押到贫民团提前准备的一间屋子。一起被关押在同一屋子的，还有地主齐东如和另一户富农。关押的罪名是他们“反攻倒算，打击报复，谋杀土改干部……”这在当时，如果罪名成立，轻者会坐牢，重则会杀头。

两声巨响，说是扔的两颗手榴弹，“阶级敌人”想炸死贫民团的干部，黑灯瞎火的，根本没看清楚扔手榴弹的人是谁。实际上，贫民团的几个主要领导毫发无伤，有人看到他们的棉裤破了，棉袄也露出了棉花套子，好像是用刀子割开的口子，棉鞋头子像被火烧过似的，一看就不是用手榴弹炸的痕迹。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齐广瑞和一起关押的另外两人，被区里的公安人员押送到任河县的文香监狱。任河县当时所管辖的范围，包括现在的任丘、河间、大城，文香是大城县的一个村子。监狱属于临时性的，那是一户地主家的房子，持枪的八路军战士在院子里走动，被关押的犯人大部分是“反攻倒算”的地主富农。

齐广瑞他们被单独进行了审问，说他们对被划定的阶级成分不满，被贫农分掉了家产不服，作案的动机比较明确。让他们一一交代想谋杀土改干部的经过。

经过了几次审讯，齐广瑞他们都是实话实说，当天晚上干了什么，什么时间睡觉的，什么时间起来的，什么时间被村里抓的……公安人员也到村里进行了两次调查走访，出于良知，公安人员也认为被抓起来的三个人是冤枉的，如果真想用手榴弹杀死村干部，别说扔两颗手榴弹，就是扔一颗，走在一起的三个村干部，恐怕都会被炸的血肉横飞，也不至于毫发无伤。

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齐广瑞他们被释放了。

土改以后的纠偏工作，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一些伤害中农利益的村子，被错划的成分得到了纠正，但对于齐泊村来说，因为发生了爆炸事件，那些被划为地主富农的，看申诉的几个人被抓了，都不敢再向上级申诉，一户的偏都没有纠正过来。

生活还要继续，日子还要过下去。民以食为天，齐广瑞知道，地里种不出粮食，老婆孩子只能喝西北风了。但每次种地回来，走进没有围墙的院子，走进低矮的土坯房里，心情就十分压抑，如果按照土改政策，过去剥削了穷人，土改前雇了长工，划成地主富农，被人分了房分了地，他也完全认了，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别人能接受，他也完全能接受，人随潮流草随风，可问题不是那样的，思来想去，怎么想怎么感到冤枉。

齐广瑞觉得自己不该咽下这口窝囊气，又开始写上诉信，寄出去都是石沉大海，后来他就一趟趟跑区政府。区政府负责的一名领导说，你家不属于地主，按照中农来对待，然后交给了一封盖有区政府公章的证明信。齐广瑞拿着证明信，回到齐泊就去找贫民团主席，既然我家的成分属于中农，就该把分出去的六间砖房退还给我。

贫民团主席看了一眼上级的证明信，不屑一顾，分下去的财产，你甭想要了，快死了那条心吧。齐广瑞又开始找区政府，最后区政府负责的领导说，依我看，你别瞎折腾了，分出去的东西退不回来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村干部不同意，我们也没法儿，县官不如现管。你要是继续要房子，村里再出了事，肯定还会找到你头上，也没你的好果子吃，你认命吧，我这都是为你好。

领导已经说到了这个份儿上，齐广瑞只能失望地离开了区政府，走到漫洼野地里，坐在路边大哭了一场，苍天呀！难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大地呀！我有冤何处去申诉呢？

齐广瑞回到家，又拿出了写着中农成分的证明信，反复地看了又看，房子既然要不回来，这行子还有什么用？一下子把证明信撕了个粉碎。但万万没想到，撕碎的证明信，也撕碎儿女们一辈子的前程，因为后来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农成分要比房子重要一万倍。

                    三

齐广瑞家的土坯房子，只住了三年，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六月里倒塌了，差点没把一家人砸死。齐泊没了站脚之地，只好搬到了留村，留村是齐广瑞妻子的娘家，妻子的大伯是上中农，有一处闲着的三间土坯房，暂时成了一家人的安身之处。那时候还没入社，还是一家一户种地，好在留村和齐泊只有二三百米的距离，种地或收割庄稼，也还算方便。

入社之前，齐家又添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对于日子富裕的人家来说，五男二女，说明人丁兴旺，是当父母的福分。但对于齐广瑞来说，添人进口，几乎成了负担。小脚的妻子只能带孩子做饭。土改时家里的好地，被贫农换成了薄地，一年打下的粮食只能满足一家人的吃喝，根本没有能力把倒塌的房子盖起来。人们一提解放前，贫下中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实际上，在农村很难找出一户“房无一间”的，而解放后齐广瑞一家，真成为了“房无一间 ”一户的地主。

一九五五年，村里开始成立起初级社，然后又成立了高级社，到了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土地归为集体，每家每户的牲口和农具都归为集体。村子改叫大队，大队下设生产小队。归到生产队的牲口需要集中起来统一喂养，土地统一耕种，社员们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分口粮。

齐泊，尽管是齐广瑞的出生地，从那里长大，家族的成员也都生活在那里，但土改被划为地主，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让他对那里的一部分人，包括本家族的那些贫农，都充满了怨恨，能不见就不见，少跟他们打交道为好，于是做出了不回齐泊、落户留村的决定。

齐广瑞一家搬出留村，地主成分也如影随形地跟了过去。根本没想到以后形势的发展，离开了划定他地主成分的出生地，但受到的待遇跟在齐泊也没什么两样。

齐广瑞一家成为留村第三生产队的社员。

村民原来是一家一户种地，种地的牲口都在自己家里喂养，有一个简易的棚子就行，一个生产队二十余户，大部分人家有牲口，十几头的牲口集中到了一起，需要统一喂养，统一使用，就需要一个大的牲口棚。当时的生产队刚成立，又没钱盖上三四间的房子当牲口棚，只能找村子闲下来的房子。队长看着了齐广瑞妻子大伯家的房子，让他把齐家人轰走做牲口棚。在当时的农村，上中农受到的待遇，仅次于富农。妻子大伯只能按时队长的指示去照办。

大伯家的房子不让住了，齐家人只能另找住处。入社之后，地主富农家庭的人，确实还不如生产队里的牲口，被贫下中农欺负了，只能是默默承受，说过去地主富农欺压贫下中农，解放以后，贫下中农欺负地主富农，那是报仇雪恨；牲口都是生产队的，欺负牲口，扣上一顶“破坏农业生产”的大帽子，吃不了就要兜着走。

齐家一直到了1964年秋后才有了自家房子，之前，一共搬过五次家。每搬一次，新搬的住处要重新打扫，原来的东西要重新规整……换一个住处，齐广瑞妻子都要偷偷地落泪，感觉不是正常人的日子。好在留村街上的父老乡亲，都是让他们白住。白住人家房子心里过意不去，过年时就给人买上二斤肉或一瓶酒。什么叫居无定所，齐家人体会的最为深刻。

入社之后，先是搞“大跃进”，然后开始“大炼钢铁”，村里建起两座小土高炉，家里的铁器，包括铁锅，铁铲，耙齿，甚至是门钉，都被填进高炉化成了铁疙瘩，后来发生了人们都知道的三年大饥荒，留村，跟其他的农村没有两样，一开始是在大队里吃食堂，到了吃饭时间，一家人拿着碗盆去打饭，几个月后食堂散了，人们开始吃棉籽，吃野菜，吃玉米轴子……齐家人都吃过，村里饿死了不少人，他们家能都活下来就该庆幸。 

大饥荒过去的第二年，村里每人分了二分自留地。齐家已经是九口人了，除了他们夫妻，还有大女儿占荣，大儿子中轩，二儿子中良，三儿子中培，二女儿素荣，四儿子中苏，五儿子泽，一共是一亩八分地。有了自留地，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女儿在天津给人看孩子挣来一部分钱，再加上全家人的省吃俭用，终于在留村盖起来四间挂斗的青砖房子，总算结束了多年居无定所的日子。

老大齐中轩早已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尽管仪表堂堂，又会木匠的手艺，因为家里没房子，又是地主成分，一直都没找上媳妇。房子盖起来后，本村一户王姓人家相中了齐中轩。女方父亲知道齐广瑞的为人，也知道他妻子的勤劳善良，他家大儿子的聪明能干。尽管齐家属于地主，但祖祖辈辈都没做过恶，也没做下过伤天害理的事，觉得把女儿嫁给一个木匠，一辈子受不了罪，包不了屈，才做了女儿的主。

齐中轩和王家的女儿结了婚。村人们都说，王家把女儿嫁到一个地主家，为的是让儿子跟着女婿学手艺。后来事实证明，人们的猜测是对的。

齐中培是在留村被没收的一户地主院子里上学的，齐泊村没有学校，孩子们也去留村上学。齐中培清楚地记得，升入三年级的第一天，临放学时，老师在班上点名了六位同学名字，最晚后天把三块钱学费交到学校。其中就有他。老师还说，成分好的不用交，地主富农出身的必须交，这是上面的指示。

齐中培从那时候开始，才知道自己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他，幼小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感受到莫大的屈辱。想不明白，同在一个村子里生活，同时长在祖国的红旗下，同在一个教室里听课，人与人为什么得不到公平地对待呢？

回到家以后，齐中培把学校要学费的事情跟父母说了，父亲气呼呼地说，家里没钱，咱不上学了。当时正是闹饥荒的年景，三块钱，对于一个农民来说，那简直是一笔巨款。齐中培后来想过，父亲同龄人中有文化的很少，爷爷让他读了私塾，而大哥只上了四年小学，二哥只上了两年，看来跟家里生活困难，跟两个哥哥学校受歧视有关。

想到自己不能跟同龄的孩子们一起读书，齐中培心如刀绞，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他在年级里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有着强烈的求知欲。老师曾对他们说过，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想要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上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如今，眼下父亲将把他的出路堵死，自己的理想就彻底化成了泡影。

母亲安慰他说，别听你爹的，咱家没钱，学该上咱还上，后半晌，娘去给你借。母亲根本没跟父亲商量，下午就挪动着小脚，去了南马庄齐中培的姨姥姥家，从那里借来三块钱，交上了学费。但他发现，班里从此少了三个成分不好的学生。

高小毕业，齐中培论学习成绩，可以考到任丘市最好的中学，但老师告诉他，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根本不予录取，他跟千千万万地主富农出身的孩子一样，被剥夺了上初中的权力。感到前途一片暗淡，默默地流下伤心的泪水。他把上学的书本，装在一个小箱子里，有时间就拿出来翻看一遍，真舍不得丢掉。

                     四

齐中培成为生产队里的一名小社员，那年才十四岁。

当他在田野上参加生产队劳动时，看到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上中学，又是羡慕又是怨恨，羡慕别人能继续上学读书，怨恨父亲为什么当初不当贫下中农，而成为剥削人的地主，也怨恨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社会。曾经躺在野地里，望着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呆想，自己为什么要讨生一个人，而不讨生一只鸟呢？鸟儿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而作为人，只能捆绑在留村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生产队干活的社员，分整劳力和半劳力，非劳力，男整劳力上午下午加上早晨挣十分工，女整劳力每天九分工，齐中培还不满十四岁，每天只能挣五分工，属于一个非劳力的工分，但干的农活都是跟女劳力差不多。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到家躺在土炕上，一做梦就想上学时的情景，但梦醒以后，才知道自己永远离开了学校。

家族中的齐丙均爷爷，曾经拜过师学过武术，在周围的村里有一定名气，不想把一身武艺带进棺材里，心甘情愿地想把武术传承给下一代，办了一个武术培训班，不收学费。齐中培成了齐老先生八个徒弟中的一个，每当夜幕降临，孩子们就聚在老先生的院子里，没有月光的晚上就点燃一盏汽灯，十四五岁的孩子们，在齐老先生的指导下闪展腾挪，练习拳脚……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当时连饭都吃不饱，可孩子们一直坚持了下去。齐中培有一次练打反背棍时，饿的眼前冒金星，一头栽倒在地下。

七八年的时间里，齐中培是师兄弟里坚持最好的一个，也是武艺最高的一个。老先生除了教他们武术，也教他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还告诉他们年轻时要多读书，将来才能有所作为。

那时候的农民大都贫穷，尽管一本书才几毛钱，但他们根本都买不起。齐中培对知识有一种渴望，听说谁家有书，就上门去借，齐泊和留村有书的人家里，他都借了一个遍。其中借来的书有《三国演绎》、《水浒传》、《杨家将》、《唐诗三百首》、《中国通史》、《毛泽东选集》、《资本论》……为了借到一本书，他帮人挑过水，挖过猪圈肥，帮人扫过院子……书都是用下雨不出工，或者是在田间地头休息的时读的，一些感兴趣的内容还都做了读书笔记。习武强壮了齐中培的身体，让他早早加入到根治海河的民工队伍中。

1963年11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之后，冀中平原的广袤田野上，年年有数百万人参与了治理海河的工程。治理海河，一般都要去外地，生产队里每天给记十分工，吃饭管饱，能省下家中的口粮，因为劳动强度太大，一般人都难以承受。第三生产队挖海河，一般都少不了齐中培。

去黄骅县的海河工地，那是齐中培的第一次，也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那年不满十八岁，生产队长说了，如果能坚持下来，回来就给整劳力的公分。秋后的天气有些凉了，民工们在河段附近搭起了窝棚，周围都是盐碱地。天不亮就被喊起来上工，天黑得看不见才收工。不管是装车，还是挑土，或者掘土……哪一样活儿都不轻松。开始的半月内，上工后中间还能休息二十分钟，中午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上级对每个公社的指挥部发出号召，上大冻之前，必须完成挖河任务，完不成的，公社领导，各大队带工的干部，要给予处分。民工们一下子就倒了大霉，上工后中间的休息取消了，中午只给半个小时吃饭时间。人们穿着单衣挖河，当干部的认为谁不卖力气，就扒光谁的衣服，让光着脊梁干。齐中培属于全公社年岁最小的民工，好在练武时培养了他的坚强意志，咬着牙硬是坚持了下来。劳动强度大，民工们吃的都是红高粱饼子，连一点油水都没有的白菜汤。活儿累，一些民工偷偷地跑掉了，根本不敢回家，有的闯了关东。为了防止民工逃跑，公社白天黑夜派了拿枪的民兵站岗，抓到逃跑的民工，除了不管饱饭，还要挨批斗。

人们当时编写了一首歌谣：“人们都说黄连苦，再苦比不过黄骅去出夫；受大累，流大汗，监工的还骂你王八蛋；每顿饭吃猪肝（指的红高粱面的饼子)，臭虾酱，难下咽，喝咸水，就咸汤，想起来呀就泪汪汪。”

从黄骅挖河回来，齐中培成为一个挣十分工的男劳力。农村中的脱坯打坯，拔麦子打堤，扛口袋交公粮，挑水种山药，拉耠子拉耧……农村的样样农活都干过。

齐中培也是一个勤快人，每天收工回家，就去水井里挑水。农村吃水也是一个大问题，一家八九口人，人吃的，刷锅的，洗脸的，喂猪的……每天没有三挑子水根本不够用。大哥做木匠活儿，他也跟着帮忙，时间长了，也学会了画线，使用锛凿斧锯，也能做个简单的桌椅。二哥锯家里坏了的盘子碗，也跟着尝试一下，学会了锯碗锯大缸的手艺。

                       五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偏僻的留村，也像中国广大的农村一样，街上贴出了大字报，大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戴着红袖章，先是对地主富农成分的进行抄家，好在齐家值钱的东西土改时就被人抄走了，再也没东西可抄，不像村里另外的两户地主、三户富农，有的被抄走了毯瓶，有的被抄走了字画，有的被抄走了袁大头……。

齐家第一个受冲击的是齐广瑞。留村原来被划为地主的，戴着高帽子被人进行了批斗，也被游了街。齐广瑞也属于地主，没挨批斗，但批斗另外的两户地主，他属于陪绑的。留村也安排了地主富农扫大街，齐广瑞有些后悔，要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搬出齐泊，齐泊村子小，地主富农们多，每天早晨用上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就把大队里划出的一段大街清扫完了。留村，一个大村子只有六个地主富农扫大街，每天基本上要用一个小时才把大街清扫干净，早晨去队里挣工分都耽误了。特别是冬天下了雪，一清扫就是一整天。

当时流传着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父亲成为“阶级敌人”，儿女们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来。家里第二个受到冲击的是大儿子齐中轩。

齐中轩结婚后，因为他会木匠的手艺，经常有本村和外村的请他去做活，给生产队修理犁杖老耙、打造大车小推车，也给结婚的打造家具，给盖房的打造门窗……一天能挣两块钱，交到生产队一块，生产队给计一天工分，剩下的就属于自己的外快。媳妇觉得丈夫挣的钱交到公婆手里太吃亏，就提出了分家，在生产队另立了一个门户，嫌一大家子住一起不方便，就找房搬了出去。

小舅子还没把姐夫做木匠活的手艺学到手，想去参军，参军当时特别吃香，体检之前，先填写社会关系，因为他姐姐的婆家是地主，有了这样一门亲戚，当兵根本没戏。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王家的女儿嫁给齐中轩，大概会白头到老。也许当时她年岁小，也许是没有预料到嫁到一个地主家里，也要跟他们一样待遇，处处受气，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弟弟参军，有了婆家这一门地主亲戚，也成了泡影，会落弟弟一辈子的埋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感觉生活在地主的婆家，没有一点出路，当她生下儿子才八个月时，与齐中轩提出了离婚。齐中轩不想让孩子早早没了娘，当时没同意。她就去了公社起诉，贫下中农与地主离婚，等于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公社立刻判决了两人离婚，孩子归了齐家。

齐中培当时怨恨大嫂的心狠，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完全理解了，人毕竟要生活在社会现实中，不是她一个人活在世上，娘家除了父母，还有兄弟，兄弟不能因为她这个姐姐影响了一辈子的前途。

当奶奶的抱着不满一周岁孙子，总是偷偷地落泪，觉得孩子太可怜了——孩子几个月就没了娘的奶吃。母亲刚把小儿子带的离开自己，就又开始养育孙子，没了办法，只能用黑油勺子，熬成面糊，一勺一勺地喂进孩子的嘴里。

齐广瑞和妻子一下子苍老了几岁。

齐中轩都快三十了，又成了二茬子光棍，老二齐中良也已经二十六岁，老三齐中培也满二十了。本来老二找媳妇就困难，老大又成了光棍，会增加老二找媳妇的难度。二十六岁，在农村里已经属于大龄青年。一个家庭里，出来进去的，有三条光棍，在村人的眼中，儿子们找不上媳妇，当父母的会被人戳脊梁骨，也是一个家庭的耻辱，也感到丢人现眼，也觉得愧对列祖列宗。

夜黑的不见五指，也是那么漫长。齐广瑞老俩口，经常躺在炕上半宿半宿地睡不着觉，似乎空气都感到令人窒息，已经年过半百，大半生与人为善，从没做过恶事，一个个的不幸竟然都落到他们头上，这到底是为什么？一直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那些欺男霸女的坏人，那些做贼养汉的，偷鸡摸狗的，吃喝嫖赌的，还不用下地干活，整天吆五喝六，儿子们都能参军，上学，找个好工作，寻个好媳妇……老天不惩罚恶人，竟然把不幸都落在他们的头上，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地主？地主，还不都是人为造成的？

“为善的受贫穷命更短， 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齐广瑞永远想不明白，几千年以来，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勤俭持家，吃苦能干，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是被歌颂的一种崇高美德，只有创造了财富，人类社会才一步步地向前发展；而那些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吃喝嫖赌的二流子，永远是被批判或诅咒的对象。想不到社会竟然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日子过好了，家庭富裕了，竟然成了一种罪过？雇长工也是当时许可的，长工付出了辛苦，雇主付给了长工提前讲好的报酬，互不相欠。假如地主富农剥削了贫下中农，土改也得到了清算，也不该再连累到后代子孙呀？

中国的株连制度最早起源于夏朝，雏形形成于春秋战国，商鞅变法（公元四世纪）将其制度化，宋元时代，普通罪犯不株连亲属，“谋反大逆”等重罪会株连，明代普遍推行“株九族”，清代达到高峰，清末的1905年《大清新刑律》正式废除。社会发展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已经解放了快二十年的新中国，株连制度比封建社会有过之而不及。

妻子对齐广瑞建议道，老大就这样了，老二找媳妇，一提咱家这个成分，姑娘们都吓跑了。咱不能让老二打光棍，不行，咱就让二闺女给换一个。

齐广瑞心里十分清楚，当今的社会，没有人愿意嫁到地主家，要想给儿子娶上媳妇，唯一的做法就是用女儿换。大儿女早已结婚生子，二女儿才十八岁，儿子和女儿都是爹娘的心头肉，都不想让他们受委屈。何况女儿嫁进的婆家，一般都是地主富农，每一个姑娘，都不想从一个火炕再跳进另一个火坑。当爹的哪能忍心让女儿受委屈呢？他家的老二中良长相也不错，只要能找上个长头发的，有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哑巴聋子都行，就不让女儿换。总的来说，对老二齐中良找媳妇还是抱着一点点希望。

齐广瑞对妻子说，等等看，明年再说。

                     六

上级的一纸文件，社员们的自留地又都被生产队里收了回去。少了自留地的一项粮食收入，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多数社员都不够吃的，只能是去集市上买高价粮。买粮食的钱，只能靠纺线或卖个鸡蛋。社员们的生活水平明显地下降了一截子。因为不许可社员们搞家庭副业，那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运动简直是一个跟着一个跑。批判完“资本主义”，又开始掀起“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墙壁上刻有“太公在此”的砖被砸了下来，青砖的门楼也被扒了，几百年的老坟地都被平掉了，竖着的石碑也被拉到了……临街的墙壁上写上了白底红字的大幅标语：“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家家户户的大门写上了不同内容的语录。

齐泊和留村分别立起两处公坟，一处属于地主富农，坟地里种上了臭椿，意味着他们死后也要遗臭万年。另一处就是剩下村民的，坟地里种上松柏树，意味着死后还能万古长青。

齐广瑞看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二儿子中良找媳妇没了一点希望，老两口子才做出给老二换媳妇的决定。当时的农村，用女儿换媳妇，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来直去，甲乙两家的女儿互相交换，结为两对夫妻，称之为换亲；另一种是三个家庭转，甲家的女儿嫁给乙家，乙家的女儿嫁给丙家，丙家的女儿嫁给甲家，人们称之为转亲。

二女儿素荣，成人之后早已出落成一位漂亮的大姑娘了，高高的个头儿，椭圆型的脸庞，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村里不嫌弃她是地主出身的，一些成分好的也追求过她。她知道父母为二哥找媳妇，几乎都愁白了头，成了一块心病。看父亲开口让她给二哥换媳妇，她含着眼泪答应了，但向父亲提出了一个首要条件，地主或者富农的家庭的绝对不嫁，其他方面都可以将就。

父母一下子遭了难，因为在农村，换媳妇的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家庭，成分好的贫下中农，精明利索的小伙子，根本不用换；那些家庭太贫困，人长得丑，个头太矮，或者身体有缺欠的，才让姐姐或者妹妹给换。闺女提的条件，排除了地主富农，一下子就缩小了换亲的范围。

麻家务有一户姓郑的人家，下中农成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个头不高，眼睛常年红红的，也没钱去寻医问药，已经二十三岁了，相过几次亲，都没有被女方看上，父母担心他打了光棍，听说留村的老表亲家想换媳妇，就主动托人去齐家提亲。因为两家沾着点亲戚，知道齐家的儿女们一个个精明利索，长相漂亮。

两家的亲事成了。齐中良比女方大八岁，素荣比男方小四岁。嫁娶的时候，谁家也不用给谁家彩礼，都是自家打点自家的闺女。

地净场光的一个秋日，天空有些阴沉，一片片黄叶开始落下来，那天是齐素荣结婚的大喜之日。那个年代，姑娘们结婚，不是婆家人来接亲，都是娘家人把姑娘送到婆家。送亲有用自行车的，也有用生产队牲口车的。娘家人用车子驮着姑娘，在四男四女的陪同下，还有一个押包袱的男孩子一起送。如果用牲口车，车用苇席搭上一个棚子，棚子两边贴上红喜字，车里坐着新娘子和押包袱的男孩子以及娘家的女人。

那时候的姑娘们出嫁，尽管农村普遍贫穷，但都有嫁妆。两套新的被褥，一年四季的六身衣服也是必备的，另外加上一对木头箱子。那时候时兴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娘家条件不好的，都是用从婆家要的彩礼钱来买，一般达不到三转一响，但起码有一辆自行车，结婚后来来回回地方便。齐素荣的嫁妆，只有母亲做的两套新被褥，两身新衣服，也没有木头箱子，更没有三转一响，显得十分寒酸。

送亲的都是娘家最亲最近的人，齐中培也跟着去了，大喜的日子，看不到妹妹脸上的一点喜色，那漂亮的脸上写满了委屈和无奈，眼睛里也没有对未来婚后生活的期待，几乎像个木头人一样，让坐车就坐车，让拜天地就拜天地，让进洞房就进洞房，似乎热闹的喜庆场面跟她无关。

齐中培回到家，多少天心情都不能平静。二哥一个体面的男子，竟然落到让妹妹换媳妇的地步，人几乎成为互相交互的商品。难道地主富农的儿子就活该打一辈子光棍？女儿就是为哥哥换媳妇而生？他情不自禁地为妹妹落下热泪，也恨家里太穷了，也恨他自己太没本事，没让妹妹像其他姑娘们一样，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七

中国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纳完租和粮，庄稼人成为自在王。

在中国的历史上，农民春种秋收，夏锄冬藏。地净场光之后，没了农活，农民就开始闲在下来。自从成立了人民公社，农民成为社员之后，享受闲在的时光就彻底结束了。上级号召“冬闲变冬忙”。地里没有农活可干，有时就安排社员们挖河，美其名曰“大搞水利工程”。挖河的一切花销，都是由生产队的社员来承担，经常是干到上了大冻以后才结束。

假如上级没安排挖河任务，地里没了农活，社员也必须参加劳动，无非是搞冬季积肥，平整土地，实在是找不到农活干，就扛着大镐去洼里砸坷拉，干一天记一天的工分。如果不去，必须跟生产队长请假，想外出做个小买卖，必须经过队长和大队干部批准，才能出去，每个月向生产队交三十块钱，生产队给记三百个工分。

冬闲的季节里，大街小巷，经常有担着挑子的小炉匠，边走边唱：“焗盆锯锅锯大缸，锯的大缸不漏汤儿；锯碗锯盘锯瓦罐，锯的瓦罐不漏面儿。”唱完后就吆喝两声：“锯大缸滴来了——锯盘子锯碗滴来了——”那个年代，锅漏水了，盘子碗裂了口子，都舍不得扔掉，都让小炉匠锯上照样使用，农村每户人家，都有被锯过的盘子碗或大缸。

在冀中平原的农村，担着挑子转悠一天，买卖最好的时候，一般能得到两块多钱的加工费，交到生产队里一块钱，剩下的钱再刨去吃喝与住宿，最多能剩下一块多钱，闹不好，一天有时候才挣几毛钱，但也比在生产队干活强，因为挣一天工分，好的年景十分工才四毛钱，只能买一斤棒子。因此，留村街上和附近的村子里，外出去耍小炉匠手艺的人不少。

在河北一带，小炉匠挣不下多少钱，可有人去了东北和内蒙，挣到了大钱。孔宝藏和耿秋元想去东北，齐中培听说了，也想跟着一起去，他们两人也愿意带他一起去。那个时候，社员们没有身份证，外出必须带着由大队开的证明信，没有证明，买不到火车票，旅店里也不让住。孔宝藏和耿秋元家里成分都好，从大队里开好了证明，大队干部不给齐中培开，说要给他这个地主成分的人开，出了问题怕担政治责任。

齐中培挖空心思，后来想到河间县柴庄有一门远亲当大队干部，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那远亲很义气，开出一封证明信，上面写的是：齐中培，河间县卧佛堂公社柴庄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现年二十一岁，中农成分，去蒙、辽、吉、黑锯大缸，特此证明。

齐中培跟着两位年长的担着挑子出发了，盘缠是母亲准备的，在集市上还花高价买了十斤全国粮票。先步行到了天津北站，买票上了火车，坐了一天两夜，在内蒙古扎兰屯下来。一下了火车，才感到寒风刺骨，只好把兜子里的棉袄棉裤拿出来穿在身上，气候明显比河北冷了好多。

三个人扎兰屯边上找到一家旅店，门口上挂着一个破笊篱，院子挺宽敞，停着几辆牲口车，牲口在槽子里吃草，有十几间土坯的房子，那是当地一家生产队开的。住宿都是大炕，一条炕上睡十多个人，那晚还碰到两个河间的老乡，跟他们是同行。被子脏兮兮的，除了有跳骚，还有虱子。

第二天三人就各奔东西，约好三十天后在小旅店汇合。齐中培担着挑子，顺着一条土路朝前走。四周是起伏的山脉，山上长着好多落光叶子的树木，不像家乡，村庄之间的距离最远也不超过几华里，走上半个多小时，都望不见一个村庄，路上很难碰到一个人影，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第一次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来到这荒无人烟之地，又加上肩上担着二十多斤重的挑子，真想躺在地上不往前走了。

发昏当不了死。远处有了炊烟，有炊烟的地方肯定会有村落。又过了一个山头，才望见一个几十户的村子。终于进了街口，肚子早已饿的咕咕地直叫，嗓子也渴得快要冒烟了。碰到一位喂猪的大嫂，忙向人打听，大嫂，村里有卖吃的吗？大嫂打量他一番，然后说，这里哪有卖吃的，你没饭吃，来我家吃吧！齐中培没想到村民是这样淳朴，这样热情，他一个外乡的小伙子，跟人非亲非故，怎么好意思去陌生人家里吃饭呢。大嫂给他拿出了两个棒子面的窝头，一盘咸菜，还有一碗开水。吃喝完了，他掏出一块钱来，大嫂长短不要，他从心里一直念着大嫂的好处，祝她好人一生平安。

担着挑子来到村子的中心，开始吆喝起来：锯锅锯大缸的来喽——有锯盆锯碗的没有。一些村民围过来看热闹，有的孩子还用手摸一下锯缸的钻。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小伙子，跟我走，有几口大缸需要锯。中年人是生产队长，把担着挑子的齐中培领进一座生产队的院子，指着牲口棚旁边的五口大缸说，你看看，这几口大缸裂了口子，需要多少钱？齐中培围着几口大缸转了一圈，大缸裂的口子有长有短，有大有小。第一次接活，真不知道如何应付，怕向人要钱多了，人家不锯了；要少了，自己又吃亏，只好说，您看看给多少钱？生产队长伸出两个指头，二十，如何？

二十块钱，真是出乎齐中培的预料。在家乡，锯一口大缸，一般的价钱才一块钱。于是，满口答应下来。后半天的时间，就锯了两口。晚上是在牲口棚里宿的，队长给他从家拿了一床被褥，饲养员管的饭吃。第二天的后半晌，五口大缸就锯好了。队长把每口缸里放了水，试了试一点都不漏，于是，让他打了一个收据，上面写的是：锯大缸五口，共收款贰拾元整，后面写上了名字和日期，摁上了手戳，从会计手里领到两张十元的大团结。

夜里在那家生产队里又住了一宿。

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听着旁边饲养员的鼾声，齐中培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眠。不足两天的时间内，竟然挣到了二十元钱？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才挣十分工，十分工最多值四毛钱，一个月一天不休息，才能挣十二块钱。令社员们羡慕的国家干部，一个月才开四十块钱左右的工资。锯一天大缸，能挣国家干部半月工资，简直就像弯腰捡钱一样容易。如果这样下去，一个月挣到三百块钱不成问题。一年干上十个月，就是三千，交给生产队里三百六，刨去一切花费，看来一年有希望攒下两千块。农村盖四间里生外熟的红砖房子，圈上院墙，垒上门楼，盖上一间厢房，满打满算，也就一千五百块钱。不得不承认，有钱才能置得方圆。

齐中培感觉自己很快就要成为一个财主。

                   八

如今回忆起来，齐中培感觉年轻时第一次去东北，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生活在故乡留村街上，无论是在生产队干活，还是跟村人一起挖河，不管他多么精明能干，不管他如何待人真诚，知道他家是地主，人们总是用异样的目光来看他，身上彷佛刻上了罪人的记号，得不到尊重，一些人说话就是，你们这个成分的……那句话尽管没说完，但他清楚，出身于地主家庭，不能升学，参军，入团入党……意味着一辈子找不上媳妇。从未有过堂堂做人的感觉，处处觉得低人一等。

来到远离家乡的异地，人们不知道他是地主出身，只知道他年轻漂亮，精明利索，待人热情，年纪轻轻就敢于出来闯荡，会一门锯大缸的手艺，人们尊称他齐师傅。乡村里没有旅店，经常住在村民家里，有时跟人家的男男女女睡在一条土炕，他感受到东北人的淳朴，热情，豪爽。从小父母就教育他，做人不要欠着人情。无论在谁家吃饭睡觉，从来不白吃白住。如果家里有漏了的锅，有裂了的盘子碗，就免费为人家锯上。人家没有家什可锯，就从村里的小卖部里给孩子买一斤糖块，或者是给老人买二斤点心，或者给男人们买一条香烟或两瓶酒。

每走一个村子，都有锯大缸的活儿。东北天气寒冷，对于一个农家，轻易不会让大缸冻裂，早早地会把里面的水倒干净。而生产队就属于另一种情况了，有时候一次就冻裂几口。每个村子距离卖大缸的商店都比较远，国营商店从来不会送货上门，都是买主套着牲口去拉。去一次商店，买几口大缸用牲口车拉回来，挑费很大的，远不如锯上实惠。

天空飘下鹅毛大雪，地上、树上、房子上都白了，眼前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雪有一尺多厚，在家乡很少见到这样的大雪，滴水成冰。院子里不能干活儿，人们就帮他把大缸抬到屋子里，下雪的天气，也没影响到挣钱。没人的时候，他把大票小票拿出来数上一遍，然后装进里面的内裤里，外面只放十块钱。二十二天的时间里，已经挣到二百一十块钱了。

村子里没了大缸可锯，齐中培又要开始转战另一个村子。

路上有了人的脚印和车辙轧过的痕迹，齐中培担着挑子慢慢地朝着走，寒风像小刀子一个剌人的脸，山岭被白雪覆盖着，走到一个山坳里，迎面走来三个年轻人，捂得很严实，只露出一双贼溜溜的眼睛。齐中培心里有些发虚，听当地人说过，外乡人来此地做买卖，常有被人劫的，难道真让自己遇上了劫道的？

三个人挡住了去路，为首的开口道，兄弟们手头紧了，借几个钱花。齐中培作为一个外乡人，不想惹事，放下了挑子，从兜里掏出十块钱的一张大票说道，我来到此地，也没挣几个钱，家中老的老，小的小，还要向生产队交钱，希望你们高抬贵手，买上两瓶酒喝……没等他把话说完，三个人都掏出了凶器，为首的开口道，十块钱打发叫花子？如果想活命，乖乖地把钱全部放下，否则，山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齐中培看来者不善，说好话又不管用。也许是艺高人胆大，年轻又气盛，面对三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毫不畏惧，握紧拳头说，如果我这拳头答应，那身上的钱就都归你们。三个歹徒觉得人多势众，气势汹汹地一拥而上。齐中培一个扫荡退，先撂倒了首领，踢飞了他手中的匕首，一个铁砂掌，把另一个推了个仰面朝天，鼻子立刻流出了鲜血，又对第三人来了一个黑虎掏心，也被打趴在雪地上，然后用脚踩着首领的胸口说，小子，要多少钱？说话！首领一下子老实了，求饶道，壮士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兄弟们服了，我们算是碰上茬子，认栽。想去哪里？我们仨人帮你担挑子。

一场风波过去了，那三个歹徒尝到了齐中培的厉害，也就没再敢为难他。

齐中培又在一个村子里干了两天，挣了三十块钱。身上的钱越多，心里就越感觉不安，生怕被贼人盯上，弄丢了钱还是小事，再把小命儿搭上就不值了。向村人打听好了，最近的一个公社所在地有个邮政所，那里可以汇款。

邮政所里只有一个女办事员值班，齐中培写好了汇款单据，将二百块钱汇了家去。那时候汇款，都是填写好汇款地址，哪个省哪个县哪个公社哪个大队，还有收款人姓名，以及汇款的金额。二百块钱交到了办事员手里，才长舒了一口气。

钱寄回了家，手里所剩无几，又到两个村子干了几天，看与同伴约定的时间已到，担着挑子赶回了扎兰屯的旅店。一个月的时间不见，见到了孔宝藏和耿秋元，心里感到格外亲切，才真正地体会到什么是“他乡遇故知”。衣兜里都有钱了，三人在镇上的饭店里痛痛快快地搓了一顿，还喝了点白酒 。喝得兴奋时，还都说出了自己挣到的钱数，两个比齐中培年岁大的，还不如他挣得多，正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有同本没同利。

河北老家知道这里的钱好挣，成群结伙地又拥到了一拨人。宝藏哥提议，咱们换地方，三人商量了一下，然后又坐上了火车，直奔黑龙江的甘南县，听说那里比较偏僻，锯大缸的很少去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