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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学术会议是现代版的“武林大会”，只不过江湖儿女手中的刀剑，换成了PPT里的参考文献；华山论剑的招式，变成了发言时夹杂的英文单词。我这等“野狐禅”混入其中，既无门派师承，也无学术头衔，唯一的目的，就是用脚丈量会场的地毯，用眼看学者们紧锁的眉头，用心琢磨那些听起来高深莫测的对话。说白了，就是来当一回学术圈的“田野调查员”，看看象牙塔里的人们，究竟在玩一场怎样的智力游戏。
几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像个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满耳朵都是“话语体系”“知识谱系”“文明互鉴”，听得云里雾里，最后只能在茶歇时偷偷啃饼干，安慰自己“听不懂是正常的，听懂了才奇怪”。如今再进会场，我以为自己多少长了点见识，可坐下来听了没几分钟，还是忍不住在心里打鼓：怎么还是这副模样？难道学术圈的时间是静止的？还是说，我这几年的“野狐禅”白修了？
环顾四周，最扎眼的莫过于学者们的头发。明明才过四十，却早已满头霜雪，仿佛刚从南极科考回来，又像是一夜之间被岁月的染发剂给“误伤”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眼神，大多带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沉，或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凝重，唯独少了点活人的烟火气。我私下里琢磨，这白发究竟是愁出来的，还是熬论文熬出来的？后来听一位教授自嘲“写一篇论文掉一把头发”，才恍然大悟：原来学术圈的“脱发率”，才是衡量研究深度的隐形指标。
比白发更有特色的，是他们的发言方式。明明一个简单的“影响”，非要说成“impact”；明明一句“我们要重视传统”，非要绕到“we should emphasize the autonom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我常常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娘胎里就同时学了中文和英文，以至于说话时必须中英文夹杂，才能顺畅地表达思想？有一次，一位学者连着说了五分钟，我数了数，中文句子里夹了二十三个英文单词，比我初中英语作文里的英文还多。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们说起这些混合语来，语气自然得像是在说母语，仿佛不夹几个英文，就显得不够“学术”，不够“与国际接轨”。
可最让我困惑的，不是听不懂英文单词，而是明明每个字都听明白了，连起来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像听一个人讲笑话，每一句都清楚，可到了结尾，你却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哦不，他们根本没有笑点，只有“观点”和“论证”。有位教授发言时，从柏拉图讲到亚里士多德，又从黑格尔说到安乐哲，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听得我频频点头，心里却在呐喊：“您到底想说什么？能不能给个准话？”可直到他发言结束，我也没等到那个“准话”。后来才明白，在学术圈，“下判断”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仿佛一有判断，就失去了“学术的严谨性”，就变成了“非学术”的臆断。于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绕着圈子，用最复杂的语言，说最模糊的观点，最后留下满场的“不知所云”，仿佛这才是学术的最高境界。
就在我快要被这些“饶舌”的发言绕晕时，曹顺庆教授的出现，像是一道闪电划破了沉闷的会场。作为某领域“师爷级”的人物，曹教授一开口，全场瞬间安静下来，连掉根针都能听见——这大概就是学术圈的“气场”吧。曹教授说，他近年来一直在做一个课题，叫“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他说黑格尔曾断言“中国没有哲学”，这话让他很不服气，于是他翻遍了文献，终于找到了反例：安乐哲认为中国有哲学。接着，他话锋一转，说我们的文艺理论里，几乎看不到中国文献的影子，因为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在打造“西方话语叙事方式”，一直在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把这套东西硬生生植入了我们的文艺理论里。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在心里为曹教授鼓掌：说得好！这简直是说出了我们这些“野狐禅”的心声。可接下来，曹教授的话却让我有点懵了。他说，他的课题最大的贡献，就是推翻了“古希腊文明优越论”，他认为世界文明史不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而是从《吉尔伽美什》开始的——因为《吉尔伽美什》在文明互鉴中引用了中古文献。我当时就想：《吉尔伽美什》是古巴比伦的史诗，跟中国有什么关系？这就算是构建“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了？
带着这个疑问，我仔细听了曹教授接下来的阐述。他说，西方文献里没有引用过中国文论，所以我们要在“文明互鉴”中，找出中国文论自主的证据，证明中国文论是有自主体系的。哦，我明白了，原来这就像是在玩“找不同”的游戏：西方文论里没有中国元素，我们就要从犄角旮旯里找出一点中国元素，然后说“你看，我们有自主体系”。可问题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能证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有自主性吗？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有个人说自己会“轻功”，别人让他表演，他却拿出一张照片，说“你看，我爷爷会轻功”。这跟曹教授的逻辑，似乎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你说中国文艺理论有自主性，可当代中国人在解决自身文艺困惑的时候，愿意引用、转化这些所谓的“自主理论”吗？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些理论解释不了当代的文艺现象，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那这“自主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大概就是曹教授的“悖论”，也是在场一众师兄弟、师孙们的“悖论”。他们整天埋头在故纸堆里，研究的都是“知识谱系”上的问题，关心的都是“西方文献里有没有中国文论”，却很少抬头看看窗外的世界，很少问问自己：这些知识、这些经验，对当下的社会、对当下的文艺创作，究竟有什么用？他们就像是一群精致的“匠人”，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打磨着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却不管这件“艺术品”是否有人需要，是否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于是，他们早生华发，眼神里满是忧国忧民的深沉，可这份“深沉”，其实跟活的现实、活的文艺创作，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的白发，不是愁国家的文艺发展，而是愁论文能不能发表；他们的忧思，不是忧当代文艺的困境，而是忧自己在学术圈的地位。这不过是学术圈“自我内卷”的一个副产品，是一群人围着同样的问题打转，为了发表几篇论文，互相引用，互相评价，最后形成一个封闭的“共同体”——就像是一场优雅的“学术次贷”，大家都在里面狂欢，却忘了这场游戏的根基，早已脱离了现实的土壤。
散会的时候，我看着学者们三三两两地走出会场，大多低着头，眉头依然紧锁，嘴里还在讨论着“话语体系”“知识谱系”。我忽然觉得，他们就像是一群被困在玻璃罩里的人，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可他们却只愿意在玻璃罩里，用自己的语言，玩着自己的游戏。而我这只“野狐禅”，虽然听不懂他们的游戏规则，却有幸看到了这场游戏的真相——一场关于白发、饶舌与悖论的优雅表演。
或许，学术本来就该是这样：有点绕，有点懵，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学术能多一点烟火气，少一点饶舌；多一点对现实的关注，少一点对谱系的纠缠；多一点敢于下判断的勇气，少一点故作高深的模糊，那会不会更好？至少，不会让我们这些“野狐禅”，每次参加学术会议，都像是在听一场听不懂的“天书”表演。
小组讨论，到了最后，人走得差不多了，发言者即听众，完全是自扣和自嗨。在下曾忝列某小组讨论评议人，硬着头皮听完十位学者的侃侃而谈，自然也做了三四页笔记，评议时，我毅然决然放弃了笔记所记重点，我坦率地、当然是相当冒犯地申明，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说出我的困惑。一是“理论化”，听那么多张三说、李四说、王二麻子说，那么，您到底要说什么呢？二是“历史化”，明明研究的对象是当下文本，印刷厂的墨迹还没有完全干透呢，怎么好意思用百年前至少是半个世纪前的经典理论解释呢，不觉得这样历史化，是个笑话吗？三是“硬知识”意识，张维迎乃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学领域里的奥地利学派传人，被称为继米塞斯、哈耶克之后，最有前途走向世界经济学前沿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他的专著《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入围2025年哈耶克图书奖。这表明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得到世界普遍认同。然而，细读该著，尚没有半点用实证、计量、模型、数据等研究经济的实例，我们面对的对象，不是基本，而一定是经验、情感、体验、审美、想象等“软知识”织成的文本大厦，我们有何能耐非得搞成量化分析呢？如果不是有意搞笑，肯定是睁眼说瞎话，没什么好辩驳的。
当然，说完这些，图了一时嘴头子上的快活，一经走出会场，在下马上就后悔了。因为这不止是背坏了大家的心情，关键还把自己送上了烤炉。所以，瞧着一个个远去的背影，特别是如我这般华发早生的满颠，觉得，在下实在该死。
不过，又一想起赵毅衡先生《作为思想实验的虚构叙述》的主旨发言，心里似乎多少踏实了一点，难道不是吗？正因为我们整日面对的对象，无论从学理还是学科合法性上，是作为当然的“思想实验”文本而存在，那么，为思想实验而辨，恐怕也难免会让人不舒服乃至背过气去，也就稍有释然。
2025.11.10日飞机上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