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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学术会议是现代版的“武林大会”,只不过江湖儿女手中的刀剑,换成了PPT里的参考文献;华山论剑的招式,变成了发言时夹杂的英文单词。我这等“野狐禅”混入其中,既无门派师承,也无学术头衔,唯一的目的,就是用脚丈量会场的地毯,用眼看学者们紧锁的眉头,用心琢磨那些听起来高深莫测的对话。说白了,就是来当一回学术圈的“田野调查员”,看看象牙塔里的人们,究竟在玩一场怎样的智力游戏。
几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像个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满耳朵都是“话语体系”“知识谱系”“文明互鉴”,听得云里雾里,最后只能在茶歇时偷偷啃饼干,安慰自己“听不懂是正常的,听懂了才奇怪”。如今再进会场,我以为自己多少长了点见识,可坐下来听了没几分钟,还是忍不住在心里打鼓:怎么还是这副模样?难道学术圈的时间是静止的?还是说,我这几年的“野狐禅”白修了?
环顾四周,最扎眼的莫过于学者们的头发。明明才过四十,却早已满头霜雪,仿佛刚从南极科考回来,又像是一夜之间被岁月的染发剂给“误伤”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眼神,大多带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沉,或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凝重,唯独少了点活人的烟火气。我私下里琢磨,这白发究竟是愁出来的,还是熬论文熬出来的?后来听一位教授自嘲“写一篇论文掉一把头发”,才恍然大悟:原来学术圈的“脱发率”,才是衡量研究深度的隐形指标。
比白发更有特色的,是他们的发言方式。明明一个简单的“影响”,非要说成“impact”;明明一句“我们要重视传统”,非要绕到“we should emphasize the autonom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我常常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娘胎里就同时学了中文和英文,以至于说话时必须中英文夹杂,才能顺畅地表达思想?有一次,一位学者连着说了五分钟,我数了数,中文句子里夹了二十三个英文单词,比我初中英语作文里的英文还多。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们说起这些混合语来,语气自然得像是在说母语,仿佛不夹几个英文,就显得不够“学术”,不够“与国际接轨”。
可最让我困惑的,不是听不懂英文单词,而是明明每个字都听明白了,连起来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像听一个人讲笑话,每一句都清楚,可到了结尾,你却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哦不,他们根本没有笑点,只有“观点”和“论证”。有位教授发言时,从柏拉图讲到亚里士多德,又从黑格尔说到安乐哲,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听得我频频点头,心里却在呐喊:“您到底想说什么?能不能给个准话?”可直到他发言结束,我也没等到那个“准话”。后来才明白,在学术圈,“下判断”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仿佛一有判断,就失去了“学术的严谨性”,就变成了“非学术”的臆断。于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绕着圈子,用最复杂的语言,说最模糊的观点,最后留下满场的“不知所云”,仿佛这才是学术的最高境界。
就在我快要被这些“饶舌”的发言绕晕时,曹顺庆教授的出现,像是一道闪电划破了沉闷的会场。作为某领域“师爷级”的人物,曹教授一开口,全场瞬间安静下来,连掉根针都能听见——这大概就是学术圈的“气场”吧。曹教授说,他近年来一直在做一个课题,叫“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他说黑格尔曾断言“中国没有哲学”,这话让他很不服气,于是他翻遍了文献,终于找到了反例:安乐哲认为中国有哲学。接着,他话锋一转,说我们的文艺理论里,几乎看不到中国文献的影子,因为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在打造“西方话语叙事方式”,一直在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把这套东西硬生生植入了我们的文艺理论里。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在心里为曹教授鼓掌:说得好!这简直是说出了我们这些“野狐禅”的心声。可接下来,曹教授的话却让我有点懵了。他说,他的课题最大的贡献,就是推翻了“古希腊文明优越论”,他认为世界文明史不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而是从《吉尔伽美什》开始的——因为《吉尔伽美什》在文明互鉴中引用了中古文献。我当时就想:《吉尔伽美什》是古巴比伦的史诗,跟中国有什么关系?这就算是构建“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了?
带着这个疑问,我仔细听了曹教授接下来的阐述。他说,西方文献里没有引用过中国文论,所以我们要在“文明互鉴”中,找出中国文论自主的证据,证明中国文论是有自主体系的。哦,我明白了,原来这就像是在玩“找不同”的游戏:西方文论里没有中国元素,我们就要从犄角旮旯里找出一点中国元素,然后说“你看,我们有自主体系”。可问题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能证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有自主性吗?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有个人说自己会“轻功”,别人让他表演,他却拿出一张照片,说“你看,我爷爷会轻功”。这跟曹教授的逻辑,似乎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你说中国文艺理论有自主性,可当代中国人在解决自身文艺困惑的时候,愿意引用、转化这些所谓的“自主理论”吗?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些理论解释不了当代的文艺现象,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那这“自主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大概就是曹教授的“悖论”,也是在场一众师兄弟、师孙们的“悖论”。他们整天埋头在故纸堆里,研究的都是“知识谱系”上的问题,关心的都是“西方文献里有没有中国文论”,却很少抬头看看窗外的世界,很少问问自己:这些知识、这些经验,对当下的社会、对当下的文艺创作,究竟有什么用?他们就像是一群精致的“匠人”,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打磨着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却不管这件“艺术品”是否有人需要,是否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于是,他们早生华发,眼神里满是忧国忧民的深沉,可这份“深沉”,其实跟活的现实、活的文艺创作,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的白发,不是愁国家的文艺发展,而是愁论文能不能发表;他们的忧思,不是忧当代文艺的困境,而是忧自己在学术圈的地位。这不过是学术圈“自我内卷”的一个副产品,是一群人围着同样的问题打转,为了发表几篇论文,互相引用,互相评价,最后形成一个封闭的“共同体”——就像是一场优雅的“学术次贷”,大家都在里面狂欢,却忘了这场游戏的根基,早已脱离了现实的土壤。
散会的时候,我看着学者们三三两两地走出会场,大多低着头,眉头依然紧锁,嘴里还在讨论着“话语体系”“知识谱系”。我忽然觉得,他们就像是一群被困在玻璃罩里的人,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可他们却只愿意在玻璃罩里,用自己的语言,玩着自己的游戏。而我这只“野狐禅”,虽然听不懂他们的游戏规则,却有幸看到了这场游戏的真相——一场关于白发、饶舌与悖论的优雅表演。
或许,学术本来就该是这样:有点绕,有点懵,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学术能多一点烟火气,少一点饶舌;多一点对现实的关注,少一点对谱系的纠缠;多一点敢于下判断的勇气,少一点故作高深的模糊,那会不会更好?至少,不会让我们这些“野狐禅”,每次参加学术会议,都像是在听一场听不懂的“天书”表演。
小组讨论,到了最后,人走得差不多了,发言者即听众,完全是自扣和自嗨。在下曾忝列某小组讨论评议人,硬着头皮听完十位学者的侃侃而谈,自然也做了三四页笔记,评议时,我毅然决然放弃了笔记所记重点,我坦率地、当然是相当冒犯地申明,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说出我的困惑。一是“理论化”,听那么多张三说、李四说、王二麻子说,那么,您到底要说什么呢?二是“历史化”,明明研究的对象是当下文本,印刷厂的墨迹还没有完全干透呢,怎么好意思用百年前至少是半个世纪前的经典理论解释呢,不觉得这样历史化,是个笑话吗?三是“硬知识”意识,张维迎乃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学领域里的奥地利学派传人,被称为继米塞斯、哈耶克之后,最有前途走向世界经济学前沿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他的专著《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入围2025年哈耶克图书奖。这表明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得到世界普遍认同。然而,细读该著,尚没有半点用实证、计量、模型、数据等研究经济的实例,我们面对的对象,不是基本,而一定是经验、情感、体验、审美、想象等“软知识”织成的文本大厦,我们有何能耐非得搞成量化分析呢?如果不是有意搞笑,肯定是睁眼说瞎话,没什么好辩驳的。
当然,说完这些,图了一时嘴头子上的快活,一经走出会场,在下马上就后悔了。因为这不止是背坏了大家的心情,关键还把自己送上了烤炉。所以,瞧着一个个远去的背影,特别是如我这般华发早生的满颠,觉得,在下实在该死。
不过,又一想起赵毅衡先生《作为思想实验的虚构叙述》的主旨发言,心里似乎多少踏实了一点,难道不是吗?正因为我们整日面对的对象,无论从学理还是学科合法性上,是作为当然的“思想实验”文本而存在,那么,为思想实验而辨,恐怕也难免会让人不舒服乃至背过气去,也就稍有释然。
2025.11.10日飞机上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