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年冬天，挣了一笔“巨款”

孙喜贵

那年我刚满16岁，是年冬季我第一次出门干活挣钱，一冬天挣了180元（相当于现在8100元）。过年回家，我把这笔钱全部缴给父母，他们满脸笑容，不住夸奖我肯吃苦，说我是个干活的“料”。一向对我要求十分严格的姐姐，也不由自主地乐开了花。看着他们欣慰的模样，我心里满是高兴与欢喜。

当时还在生产队，我们队的“劳动日”工分算是较高的，一个劳动日能有6毛左右，可全家一年从生产队分到的钱也就几十元。正因多挣了这180元，我第一次看到父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舒展笑容。

那时家中7口人，连母亲算上，也只有三个半劳动力。虽然经济拮据、缺吃少穿，但年少的我心里似乎从没有“穷与富”“钱”的概念。可每到年关，父母总会愁眉苦脸，有时甚至为钱争执，这一切都是“缺钱”惹的“祸”。而那一年，靠着这笔额外收入，我们家总算高高兴兴、欢欢喜喜、风风光光地过了个春节。对当时的家庭来说，180元堪称“天文数字”，想都不敢想，全家皆大欢喜。母亲让父亲买了各色布料，给每个人都做了一身合体的新衣服。春节穿着新衣服出门拜年，那真叫一个“风光”。回想起来，我一冬天穿着“马蹄袖”棉袄、不太厚的破棉裤，顶着严寒干了整整一冬活，却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反倒心里愈发畅快。此后，家庭经济状况渐渐好转，母亲到正月十六总会让我们每人吃一颗糖，她说：“正月十六吃颗糖，时光一年比一年强。”

是舅舅带我去涉县石料厂干活的。出发时，一头皮包骨头的小毛驴拉着排子车，车上装着草料、一口铡刀（给毛驴切草用），还有锅碗瓢盆等家当。这是我第一次迈出家门，踏上去往石料厂的路——厂子离家约100华里，我们紧走慢赶，直到太阳落山才抵达。到了地方，先找了个较大的破窑洞落脚：地上铺上古草和席子，再铺好褥子、摆上被子，窑洞口用一捆捆玉米杆挡着挡风；做饭也在窑洞里，省得受冻。小毛驴则安置在另一处小土窑里。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一日三餐几乎不重样——其实就是小米粥煮玉米面疙瘩：和好玉米面，用手攥成长圆形的疙瘩，上面还留着手印，蔬菜是根本没有的。偶尔吃一次白面条，也没有配菜，只撒点葱花调调味，可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好似过年吃饺子一般香甜。我们就像吕蒙正赶斋似的住着寒窑，只是不用讨饭罢了。一冬天都是这样的生活，我却觉得挺好，干起活来劲头十足。

主要活计是从石场拉石块，往粉碎石料的机口运送。三叔在厂里当着个“小官”，人称“段长”，他给我们找了个离机口近的石场，算是走了一次“后门”。装车靠自己，卸车算半自动，厂里有专门量方的工人，每天量好每堆石头的方数，按方计价。当时我也不知道一方石头多少钱，也没问过，只想着只要是自己能搬动的石头，就尽快装上船，多拉几车、多挣些钱。小毛驴骨瘦如柴，力气小、走得慢，车上装多了石料就拉不动，我们便一人拉、一人推，一股劲赶到机器口卸完石头，才算完事。舅舅性子慢但脾气好，是个实在人，一般不发火。我性格比他急，有时见驴走得慢，就想着多跑几趟，难免急躁，他总会不紧不慢地劝解我：“钱难挣屎难吃，笛子好吹气难出。”他说，毛驴个子小、体力差、力气有限，能拉多少是多少，这样能挣些钱就该满足了。“不怕慢，就怕站，车子不倒一直拉，积少成多，总比在生产队劳动强。”一冬天下来，舅舅从没怎么责备过我。

那年冬天到底挣了多少钱，我一概不知，也从没问过舅舅。等回到村口，他递给我180元，说：“你回去吧。”我连忙说给得太多，150元就不少了，推来推去，他最终还是把180元塞给了我。我让他到家里吃了饭再走，他说天还早，不用了。想起以前家里穷，舅舅常来家住几天，走时父母总会让他带上几十斤玉米或谷子，有时父亲还会亲自送米送面。此情此景，我随口编了个顺口溜：“土窑虽破，挣钱多多；玉米疙瘩，吃了不饿；生活不好，钱暖心窝；寒冬天气，全身火热。”舅舅听了，笑了好一会儿，说：“你还有这本事，将来会有出息。”说完，我们便各自回家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50多年了，至今仍牢牢印在我的脑海里，实在难以忘却。忆往昔，苦日子是真苦；看今朝，甜日子是真甜。好生活才刚刚开始，甜日子还在后头——幸福美好的甜日子，终于成真了。

作者简介:河北涉县，退休干部。爱好文学，爱好看书，喜欢写作，常有文字见报刊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