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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郭彤彤先生《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赋
作者：靳艳军
昔者，左丘失明而作《国语》，司马迁腐刑而著《史记》，皆以一己之笔，存一代之真，传百代之魂。盖史之可贵，在“真”不在“饰”，在“情”不在“繁”；史之可传，在载事，更在载心。今观作家郭彤彤所撰《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非正史之编年系月，非野史之传闻杂记，乃以口述为骨，以文心为魂，辑郭公琦一生之迹，录书生一世之怀，其文质兼美，其义深远，堪称当代口述史之佳作，故援笔为评，以抒所见。
郭彤彤氏，今之文苑才士也。其作此书，非偶然而为，盖有三“诚”存焉：一曰对史之诚，二曰对人之城，三曰对文之诚。夫口述史之难，在“辨真”与“传情”。口述者虽亲历其事，然岁月易迁，记忆或有偏差；心境各异，叙述或有侧重。若撰者无辨真之智，易陷“以讹传讹”之弊；若无传情之能，徒留“流水账册”之空。彤先生深知其难，故撰书之初，先历三载之劳：访郭公琦本人凡数十次，每谈必录，每录必校，恐遗一字之误；访郭公之故旧、弟子、家人又数十人，核其事，证其言，补郭公记忆之所缺；又遍查当时之档案、报刊、典籍，考时代之背景，证事件之脉络，使郭公一生之迹，皆有佐证，无凭空虚构之嫌。
昔司马迁作史，“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彤先生撰此书，亦承此风。郭公述少时避乱，谓“负书奔逃，夜宿破庙，燃草为灯”，彤先生即访当年与郭公共逃之同乡，知其事确然；又查当地县志，载“某年某月，兵燹至，民多避乱，流离失所”，与郭公所述时代相合，故方入书。郭公述中年育人，谓“助贫生数人，供其学费”，彤先生即访此数人，或已至暮年，或仍在任上，皆述当年郭公之助，细节相符，故方实录。其对史之诚，在于不盲从、不臆断，必“事有佐证，言有依据”，使此书虽为口述，却具正史之信，此其书可立之基也。
次曰对人之诚。夫撰他人之史，若仅录其事，不探其心，则其人如木偶，虽有行迹，而无灵魂。彤先生撰郭公之史，不仅记其“做什么”，更探其“为何做”；不仅录其“说什么”，更传其“心中想”。郭公少时嗜书，人皆笑其迂，公曰“书者，吾之精神粮秣也”，彤先生不唯录此语，更前文铺垫郭公所处之乱世——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公见“无学则民愚，民愚则国弱”，故以书为救己救民之途，使此语非空言，而见公之初心。郭公中年遭厄，人劝其屈从，公曰“若为避祸而弃所学、改初心，虽生犹死”，彤先生亦不唯录此语，更详述当时学术遭厄之状——典籍被毁，学人受辱，公藏书于壁，夜读不辍，使此语非妄语，而显公之风骨。
其对人之诚，更在“不溢美，不隐恶”。郭公非完人，彤先生亦不讳其短。尝记郭公初任教时，性甚急，见诸生怠学，辄厉声斥责，后见一贫生因惧责而弃学，公乃自省，此后育人，多以劝勉代斥责，以温和代严厉。此事虽小，然彤先生亦如实录入，既见郭公之真，亦见公之成长，使郭公之形象，非高不可攀之“圣人”，而为可感可知之“真人”。盖唯真人，其精神方可传；唯真事，其力量方可久，彤先生此笔，可谓得口述史之精髓。
三曰对文之诚。夫史之传，亦赖文之载。若文辞晦涩，则虽有真事真情，亦难为人读；若文辞浅俗，则虽有深意，亦难显其韵。彤先生之文，可谓“质而不俚，雅而不涩”，兼具史笔之严谨与文辞之温润。记乱世之苦，其文沉郁，如“兵燹所至，屋舍为墟，老弱号哭，少壮奔逃，郭公负书囊，踏荆棘，日行数十里，饥则啖糠秕，渴则饮涧泉，唯吟诵之声未尝绝”，寥寥数语，而乱世之惨、公之坚韧，皆跃然纸上。记育人之乐，其文温润，如“暮春之日，郭公携诸生游郊野，教其识草木之名，授其吟古人之诗，诸生笑语喧哗，公亦抚须而笑，风过麦浪，花香满衣，恍若乱世之苦皆远，唯存教化之暖”，淡淡几笔，而师生之亲、育人之趣，皆沁人心脾。
其文之妙，更在“以小见大”。不记郭公惊天动地之伟业，而记其“补校舍、筹书籍”之细事；不录郭公振聋发聩之宏论，而录其“劝贫生、教弟子”之轻言。然正是此等细事轻言，见郭公之“书生”本色——非有挥戈退敌之勇，而有“育英才以兴邦”之责；非有经世济民之权，而有“守真理以传薪”之志。彤先生以文为桥，将郭公之一生，与“书生精神”相连；将个人之遭遇，与家国之沧桑相系，使此书非仅“郭公一人之史”，而成为“一代书生之史”；非仅“记往事之书”，而成为“传精神之典”。
观此书之内容，亦有三“妙”，可圈可点。一妙在“以个人史见时代史”。郭公之一生，历经乱世、国初、风波、复兴，其个人之轨迹，恰与国家之命运相合。公少时避乱，见“国弱民穷”，是为旧中国之缩影；公学成报国，投身教育，是为新中国百废待兴之写照；公中年遭厄，坚守学术，是为某一特殊时期之见证；公晚年复兴学术，培养后辈，是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兴盛之缩影。彤先生以郭公之“小我”，映时代之“大我”，使读者读郭公一生，不仅知一人之遭遇，更知一国之沧桑；不仅感一人之情怀，更感一代之精神。如读公避乱之迹，可知旧中国之苦；读公育人之业，可知新中国建设之艰；读公坚守之态，可知民族精神之韧；读公晚年之劳，可知国家复兴之望。此等写法，使此书之价值，远超个人口述史，而具“存史、资政、育人”之效。
二妙在“以日常事显大精神”。所谓“书生精神”，非空洞之概念，而在日常之行事中。彤先生不刻意拔高“书生精神”，而以郭公之日常，显其内涵。公之“勤”，在“昼耕夜读，手抄笔录”之日常；公之“诚”，在“自出薪俸，助贫生就学”之日常；公之“坚”，在“藏书于壁，夜读不辍”之日常；公之“淡”，在“弟子成才，淡然曰非吾之功”之日常。此等日常，看似平凡，然积少成多，便成郭公之一生；看似细微，然日久见心，便显“书生精神”之重。
昔顾炎武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世人多以为“匹夫”当有惊天动地之举，然读郭公之史，方知“匹夫之责”，亦在日常之坚守。郭公一生，无赫赫之功，无炎炎之名，然其以一书生之身，守“育人传薪”之责，守“真理风骨”之节，于乱世不坠志，于盛世不贪名，此便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真义。彤先生以日常事显大精神，使“书生精神”不再遥远，而可学、可仿、可传，此其书之另一大价值也。
三妙在“以口述体传真情感”。口述史之最大优势，在于“真”——情感之真，语言之真。彤先生善用郭公之口述语言，传郭公之真情感，使读者如亲听郭公讲述，如对面与郭公交谈。郭公述助贫生，曰“吾少时亦贫，知贫之苦，知弃学之悔，故不忍见其重蹈吾之覆辙”，此语朴实无华，然字字见真，见公之仁心；郭公述晚年操劳，曰“吾虽老，然尚有余力，若不勉力为之，何以对前人，何以对后人”，此语平淡无奇，然句句见诚，见公之担当。
更有甚者，彤先生在郭公口述之外，辅以故旧、弟子、家人之口述，多视角、多维度展现郭公之形象与情感。郭公之弟子述“公夜访吾家，劝吾父令吾入学，冒雨而来，衣裤皆湿，却先问吾‘怕不怕读书苦’”，此语补郭公之口述所未及，更见公之细心与真诚；郭公之家人述“公遭厄时，虽日受责难，然归家用餐，仍笑对吾辈，恐吾等担惊”，此语亦补郭公之口述所未言，更见公之隐忍与温情。多视角之口述交织，使情感更真，形象更丰，此书之感染力，亦由此而生。
今之世，口述史渐兴，然多有“为口述而口述”者：或徒录其事，而无真情；或滥编其言，而失其真；或文辞粗劣，而难传其韵。彤先生之《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则以三“诚”立基，以三“妙”出彩，既存史之真，又传人之魂，更显文之韵，为当代口述史树立一标杆。
读此书，不仅见郭公琦“千帆过尽仍守书生本色”之一生，更知“书生”二字之真义——非饱读诗书之谓，而在“心怀家国，坚守真理，有风骨，有担当”；不仅知口述史之写法，更悟“史之价值，在真，在情，在传精神”。今之青年，多生于盛世，未历乱世之苦，未遭磨难之厄，或不知“书生精神”之可贵，或不明“个人与家国”之关联，读此书，当可悟之：虽世易时移，然“家国情怀”不可丢，“真理之求”不可废，“风骨担当”不可无。
郭公已矣，然其精神，赖彤先生之笔而传；“书生精神”，亦赖此书而续。彤先生之功，不仅在为郭公存一生之史，更在为当代人传一代之精神，为后世存一份之真。如此好书，当广为流传，使更多人知郭公之贤，悟书生之贵，承精神之薪，此便是此书之最大价值，亦吾为此评之初心也。
作者简介：靳艳军，甘肃武都人，心理学博士，诗人、辞赋家。国内多所双一流大学特聘教授、博导，中国海归派成功创业者的代表性人物、国家级特聘专家、科技部创新创业人才。业余时间从事诗词赋创作及红学研究，10余篇赋被勒石以刻。部分诗赋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西、意、俄、阿、韩、蒙等十余种语言，也被众多书法家书写。目前已创作和发表古体格律诗词9500余首，辞赋260余篇，《红楼梦》文章162篇，兼有楹联、古代散文、新诗等文学创作1000余篇(首)，各类作品15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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