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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1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知道“一亩三分地”来历的人，也许脑中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这样一幅图景：春深时节，先农坛那一亩三分的御田里，泥土被精心地翻掘过，留下规整的垄沟。明清帝王已然演罢亲耕的礼仪，退回他的深宫，独留这片沉默的土地，沐浴在斜阳余晖里。它原是昭示天下、垂范万民的所在，不知怎的，年深日久，却在乡谈俚语里，染上了一丝促狭的意味，专用来敲打那些眼光只落在鼻尖前、寸土不肯相让的人了。这其间的流转，细细想来，颇耐人寻味。
与之相类的，是另一句老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在依靠人畜粪溺为珍贵滋养的年月里，农家对于那点浑浊的“肥水”的看顾，真真是锱铢必较的。那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源于血脉与地缘的天然联结，所有的资源，自当在亲族的脉络里循环往复，方能生生不息。这本是无可厚非的，然则这观念一旦越出田垄，渗入更广阔的世道人心，便不免催生出一种固守的、排他的精明来。
躬耕于某个贫瘠的田垄，思绪便不由得飘开去，飘到那与泥土和稼穑全然无干的另一片“田地”上去——那便是人文研究的园囿了。在那里，是否也划出了一块块的“自留地”呢？那思想的“肥水”，是否也严格地遵循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沟渠，只在那几家熟悉的田亩间流转，生怕便宜了“外人”？更可怕的还在于，我们已然眼见，“肥水”成了“废水”，矿物质异常超标，那点小地块，正在加速板结、龟裂。
这便让我记起一位哲人的忧思。齐格蒙特·鲍曼曾以他锐利的目光，剖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他说，我们正栖身于一个“流动的现代性”之中，往昔坚固的秩序与权威，都已如冰消雪融。个体被抛入无边的选择与风险里，四顾茫然，于是只好将判断的权利，双手奉予那些看似无所不知的“专家”们。这便是“庸人主义”的温床——我们懒于、也怯于自己思索了，宁愿将头脑“外包”出去。
另一位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则更进一步，痛心于知识分子的“变形记”。他们曾是“立法者”，怀着对真理的赤诚，为世人探寻普世的法则；而今，许多人却甘心蜕变为“阐释者”，乃至“知识技术专家”。真理的崇高光环黯淡了，被解构为无数主观的“阐释”，知识也便沦落为可以称斤论两、待价而沽的货品。于是，在这新的“田亩”之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思想的自由生长，而是一套精密的“灌溉”体系。哪块地该得多少“肥水”，哪棵苗算是“自己人”，都有了不成文的规矩。刊物、会议、评鉴……这一切，渐渐织成一张细密的网，将思想的流通，规范在特定的畛域之内。学者们躬耕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产出的青苗，大抵也只在几家相邻的“田地”里互相品评、交换。那些“肥水”——自然也遵循着古老的训诫，“不流外人田”了。这流程本身，仿佛成了目的。至于那青苗的成色，那思想是否真正触及了更广阔的世界与人心，倒似乎成了次要的事。
这光景，俨然构成了一幅当代的“农耕图”。只是图中人耕耘的，非是五谷，而是文字与观念；所图谋的，也非一家的温饱，而是一种圈子里的自足与安稳。这自是“流动的现代性”里一桩安稳的营生，足以抵御外间那些不确定的风雨。一切的价值，似乎都在这精巧的内部循环里得以实现，自产自销，自成天地。
暮色渐浓，我仿佛看见那先农坛的御田，在历史的风中寂然不语。而无数新的“一亩三分地”，却在学术的版图上星罗棋布，被精心地浇灌着、守护着。只是不知，那被小心翼翼圈住、不容外流的“肥水”，终将滋养出怎样的收成？这问题，大约也只能留给时间，与那吹拂不已的、旷野的风去回答了。一肚子的农耕“杂拌”，凡事总离不开山坡、树林、田垄，包括衍生而来的林中兽、林中鸟、林中响箭。这时候，假如，我说的是假如，手中有一杆老掉牙的猎枪，像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疯癫——只是别人的看法，思特里克兰德本人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正常的人。无奈，当他漂泊至塔希提岛之后，依然像从前那样坚定——我必须画画，“当一个人掉进水里，他游得好，还是游得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从水里出来，否则的话，他就得被淹死。”那么，手握猎枪，向着树林进发的你，还有猎物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尽管可以再浪漫一点，畅想旷野的风，如何吹拂，乃至于一切——一觉起来，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但旷野和风，无法回答，或者无法预测，响箭密集的林中，究竟还有没有猎物！
2025.11.06晚于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