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1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知道“一亩三分地”来历的人,也许脑中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这样一幅图景:春深时节,先农坛那一亩三分的御田里,泥土被精心地翻掘过,留下规整的垄沟。明清帝王已然演罢亲耕的礼仪,退回他的深宫,独留这片沉默的土地,沐浴在斜阳余晖里。它原是昭示天下、垂范万民的所在,不知怎的,年深日久,却在乡谈俚语里,染上了一丝促狭的意味,专用来敲打那些眼光只落在鼻尖前、寸土不肯相让的人了。这其间的流转,细细想来,颇耐人寻味。
与之相类的,是另一句老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在依靠人畜粪溺为珍贵滋养的年月里,农家对于那点浑浊的“肥水”的看顾,真真是锱铢必较的。那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源于血脉与地缘的天然联结,所有的资源,自当在亲族的脉络里循环往复,方能生生不息。这本是无可厚非的,然则这观念一旦越出田垄,渗入更广阔的世道人心,便不免催生出一种固守的、排他的精明来。
躬耕于某个贫瘠的田垄,思绪便不由得飘开去,飘到那与泥土和稼穑全然无干的另一片“田地”上去——那便是人文研究的园囿了。在那里,是否也划出了一块块的“自留地”呢?那思想的“肥水”,是否也严格地遵循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沟渠,只在那几家熟悉的田亩间流转,生怕便宜了“外人”?更可怕的还在于,我们已然眼见,“肥水”成了“废水”,矿物质异常超标,那点小地块,正在加速板结、龟裂。
这便让我记起一位哲人的忧思。齐格蒙特·鲍曼曾以他锐利的目光,剖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他说,我们正栖身于一个“流动的现代性”之中,往昔坚固的秩序与权威,都已如冰消雪融。个体被抛入无边的选择与风险里,四顾茫然,于是只好将判断的权利,双手奉予那些看似无所不知的“专家”们。这便是“庸人主义”的温床——我们懒于、也怯于自己思索了,宁愿将头脑“外包”出去。
另一位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则更进一步,痛心于知识分子的“变形记”。他们曾是“立法者”,怀着对真理的赤诚,为世人探寻普世的法则;而今,许多人却甘心蜕变为“阐释者”,乃至“知识技术专家”。真理的崇高光环黯淡了,被解构为无数主观的“阐释”,知识也便沦落为可以称斤论两、待价而沽的货品。于是,在这新的“田亩”之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思想的自由生长,而是一套精密的“灌溉”体系。哪块地该得多少“肥水”,哪棵苗算是“自己人”,都有了不成文的规矩。刊物、会议、评鉴……这一切,渐渐织成一张细密的网,将思想的流通,规范在特定的畛域之内。学者们躬耕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产出的青苗,大抵也只在几家相邻的“田地”里互相品评、交换。那些“肥水”——自然也遵循着古老的训诫,“不流外人田”了。这流程本身,仿佛成了目的。至于那青苗的成色,那思想是否真正触及了更广阔的世界与人心,倒似乎成了次要的事。
这光景,俨然构成了一幅当代的“农耕图”。只是图中人耕耘的,非是五谷,而是文字与观念;所图谋的,也非一家的温饱,而是一种圈子里的自足与安稳。这自是“流动的现代性”里一桩安稳的营生,足以抵御外间那些不确定的风雨。一切的价值,似乎都在这精巧的内部循环里得以实现,自产自销,自成天地。
暮色渐浓,我仿佛看见那先农坛的御田,在历史的风中寂然不语。而无数新的“一亩三分地”,却在学术的版图上星罗棋布,被精心地浇灌着、守护着。只是不知,那被小心翼翼圈住、不容外流的“肥水”,终将滋养出怎样的收成?这问题,大约也只能留给时间,与那吹拂不已的、旷野的风去回答了。一肚子的农耕“杂拌”,凡事总离不开山坡、树林、田垄,包括衍生而来的林中兽、林中鸟、林中响箭。这时候,假如,我说的是假如,手中有一杆老掉牙的猎枪,像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疯癫——只是别人的看法,思特里克兰德本人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正常的人。无奈,当他漂泊至塔希提岛之后,依然像从前那样坚定——我必须画画,“当一个人掉进水里,他游得好,还是游得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从水里出来,否则的话,他就得被淹死。”那么,手握猎枪,向着树林进发的你,还有猎物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尽管可以再浪漫一点,畅想旷野的风,如何吹拂,乃至于一切——一觉起来,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但旷野和风,无法回答,或者无法预测,响箭密集的林中,究竟还有没有猎物!
2025.11.06晚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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